本月開始，沙特政府暫停向公職人員發放生活津貼，7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由5%升至15%。此舉旨在應對新冠疫情和油價暴跌的雙重影響，紓解財政困難，但絕非臨時性措施，它傳遞了沙特等海灣產油國經濟模式急劇轉型的訊號。由於石油市場供大於求已成常態，預計未來油價反彈高度有限，這預示著中東產油國即將迎來“後石油時代”，中東依賴油氣收入的“食利經濟”模式行將瓦解。這個變化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將重塑中東政治和經濟秩序。
此次危機發生在海灣產油國實現去石油化目標的關鍵階段。近年來海灣國家已開始為“後石油時代”未雨綢繆，以沙特“2030願景”為代表的發展規劃，目標便是逐步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實現經濟軟著陸。然而，新冠疫情和油價暴跌導致石油收入驟降，油氣資源和相關金融資產貶值，產油國將在尚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以“硬著陸”方式去石油化，前景不容樂觀。
歷史經驗表明，油價下跌將阻礙產油國經濟多元化。低油價條件下，油氣產業對經濟的貢獻率未必下降。去石油化程序初期，非石油產業發展所需資金主要來自石油收入。此外，稅負增加影響營商環境、抑制消費，不利於非石油產業發展。
海灣產油國經濟轉型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和風險，最突出的是當前的轉型方向將導致經濟“再食利化”。比如部分海灣國家採取“投資立國”戰略，大手筆投資初創公司，收購跨國公司股份，有國家扮演風險投資基金或股權投資基金角色的趨勢。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沙特主權財富基金便已收購嘉年華郵輪公司、英格蘭足球俱樂部紐卡斯爾聯隊、殼牌和道達爾等歐洲能源公司股份。
然而，這個戰略蘊含較大風險，負面影響不小。首先，投資收益受經濟週期影響波動，與受油價波動影響無甚區別，將加劇產油國經濟脆弱性和依附性。海灣產油國大部分對外投資流向國際投資中介機構，如沙特出資450億美元與日本軟銀公司合作設立軟銀願景基金。但該基金表現不盡如人意，去年虧損167億美元，今年預計虧損達300億美元。該基金投資的88家公司半數以上嚴重虧損，其中33家已破產。
其次，沙特對外投資屬純資本型，不攜帶技術，不參與管理，沒有技術和管理溢位效應。因此，這部分投資收益仍屬於租金收入，將導致有關國家經濟二次“食利化”。
第三，政治因素促使海灣國家做出非理性投資決策。部分國家將對美投資作為鞏固與美國同盟關係的手段，大多數對外投資最終流向美國，其中多有回報不佳的專案。
以迪拜為代表的石油儲量較小的地區，利用區位優勢，發展房地產、金融、航空、轉口貿易等新興產業，已基本擺脫對石油的依賴。但是，比食利經濟更難克服的是食利文化。海灣國家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多屬非實體經濟，仍具有食利性特徵。有學者認為這些國家已進入“食利經濟末期”，即它們不再依靠出口單一自然資源，經濟來源變為多元化的租金收入。這種模式與中東傳統經濟模式相比，已實現轉型升級，但仍具有依附性和脆弱性。這些新興產業多屬資本密集型，債務風險高。海灣國家耗費巨資引進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卻無法推動本土科技創新。
因此，海灣產油國經濟轉型是從油氣產業跨越到同樣具有食利性的非實體經濟，未得到實體經濟支撐。轉型后海灣國家產業再次同質化，導致內部競爭。
從地區層面看，產油國經濟去石油化，將拖累整個中東經濟。海灣六國佔阿拉伯國家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中東非產油國透過援助、投資、僑匯等形式分享石油收入，產油國經濟困境將殃及非產油國，後者轉型壓力增大。最近黎巴嫩等多個阿拉伯國家陷入財政危機，沒有國家向其施以援手。沙特、阿聯酋等對阿拉伯國家的投資預計將大幅減少。疫情和油價下跌使埃及等勞務輸出大國僑匯收入劇減。
不可忽視的是，中東產油國經濟轉型有其政治後果。食利經濟落幕將改寫社會契約，產油國政府不再可能繼續獨立於公民和社會而存在。同時，海灣國家建立在財力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也將受損。石油不再稀缺，海灣產油國已同美國、俄羅斯形成能源競爭關係，將使海灣和中東戰略地位下降，更容易受大國掣肘。
中東產油國如能發揮產業優勢，主動加入全球價值鏈，用餘額不多的“石油紅利”為工業化和經濟多元化奠定基礎，仍有機會轉型成功。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計劃對接，將是中東經濟轉型的可行方案。（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海灣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