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鴻溝進一步拉大，特別是對於那些依賴旅遊業和商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經濟衝擊尤甚。此外，新冠疫苗採購資料顯示，目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絕大部分人口仍無法獲得有效保護，由此可以推斷未來這些國家需要將更多財力投入到疫情的隔離和防控措施上，導致它們的經濟發展預期更加黯淡。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復甦對於國際社會來說不僅是道義責任，更是在全球化市場中為自身經濟的穩定尋找出路。
然而，當前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各主要援助國同樣受到疫情衝擊，經濟表現乏善可陳，導致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援的能力不足。此外，由於國內經濟低迷、失業率飆升，西方國家對外提供援助的意願同樣不足。有國際研究機構建議，由於富人受到疫情的衝擊較小，政府可以增加對富人徵稅的方式，來擴大對外援助預算。這種經院式的研究路徑，確實給人以“何不食肉糜”之感。因此，對於發達國家來說，要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只能發揮無償援助資金的槓桿作用，來撬動更多的商業貸款，由此必然導致債務的激增，這也是為什麼西方接連炒作中國“債務陷阱”的原因。率先把帽子扣給別人，其實自己正在製造更多的債務。
面對如此嚴峻的全球發展格局，中國對外援助肩負的期待和責任更加沉重，每一個動作都會成為政界、學界以及輿論的焦點。如何有效推動發展中國家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減債和緩債都只是權宜之計，只有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解放思想、創新模式，才能有效推動發展中國家減貧和增長，進而將世界經濟整體拉出泥淖：
一方面，要銳意創新思想，進一步推動治理經驗的分享。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一直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推崇。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農村包圍城市”到改革開放後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制改革，再到黨的十八大以後政治、經濟雙管齊下全方位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系列制度創新早就超越國界，為發展中國家所熟知。因此，我們有底氣將中國的治理經驗貢獻給世界。為此，中國對外援助應進一步解放思想，在堅守“不干涉受援國內政”這一政策紅線的前提下，不要為西方“制度輸出”話語所束縛，主動透過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等多種方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治理經驗的交流。從宏觀視野的精準扶貧經驗，到微觀經濟的“放、管、服”打造現代服務政府，知識的分享和平行轉移對於推動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價值連結軌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要轉變援助模式，加大貿易援助力度。客觀來講，近年來中國對外援助預算增長迅速，根據2021年最新公佈的白皮書，無償援助在中國對外援助總額中佔比逼近50%，主要依靠增加資金的粗放方式來擴大援助並不現實。因此，中國對外援助亟須轉變方式，在現有的資金盤子裡做更多的事情。即便退一步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根本上也是個發展問題，只有啟用受援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才能緩解債務壓力。理論上，發展學的基本假設是，推動增長要滿足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二是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那麼在全球化背景下，貿易無疑是提升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實踐上，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發展中國家有透過市場交換獲得其他發展要素的需求，因此，中國對外援助可以化“輸血”為“造血”，透過進博會、減免關稅、服務貿易豁免等途徑，加速發展中國家間的要素流動性、提升生產率，促使它們向可持續增長的方向邁進。
當前世界經濟要走出疫情陰霾，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加之氣候變化等發展風險激增，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復甦之路更加步履維艱。為此，各主要援助方都需要摒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打破思維定式，創新協商，共同推動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