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鯤
來源：財經小鋤頭（ID：chutou0325）
“接盤俠的命運都有多悽慘？”
炒股的朋友都知道，最慘的事情就是在追漲的過程中淪為接盤俠，默默流淚吃麵。
然而偏有這麼四家公司，生來就為了接盤不良資產，卻一路發展成萬億規模的金融控股巨頭。這要說的就是專門成立並用來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
你肯定多少也聽說過這四大AMC，畢竟前兩年的震驚全國的賴小民就是其中一家——中國華融的前董事長。從“不良資產接盤俠”變身金融控股集團，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這四家AMC發展道路其實並不明朗。
在不相匹配的制度與市場的擠壓下，AMC逐漸偏離最初的“接盤”政策使命，卻又難以徹底商業化發展，導致如今都還徘徊在轉型的路上，而這些故事還要從上世紀90年代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講起。
一
9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國內企業積累了不少呆壞賬。尤其是商業銀行，過度放貸導致其資產負債表上堆積著大量不良資產。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公開表示過1994年末不良貸款佔貸款總額比為20%。
這些不良貸款影響著銀行業的穩定經營，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進一步推升了商業銀行的壞賬比率，對經濟的穩定發展產生威脅。
據美林公司估計，1998年中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壞賬比率為29％，J.P摩根銀行的估計數為36％，當時國內保守觀點估計的壞賬率也在30%左右。
金谷信託董事長李洪江在信達資產任職時曾發文分析，1998年末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約為2.1萬億元，不良資產比率為22.3%，其中不良貸款比率已高達35%。
這是什麼概念？2020年底全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1.84%，2008年也僅為2.4%。這樣對比下來相信各位都能感受到90年代末銀行系統壞賬的嚴峻性。
在90年代末期，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無論是規模還是佔比都已經達到了新的峰值，成為威脅經濟穩定發展的“灰犀牛”。
如果任由商業銀行自行消化這些不良資產，銀行必然會進一步縮小貸款規模，影響經濟發展，甚至會造成銀行經營困難，引發擠兌問題。
同時，1999年中國加快了加入WTO的談判進度，入世之後國內銀行業將面臨外資銀行的挑戰和競爭，揹負大量不良資產的四大行能否招架下來很難說。
為了及早解決這頭“灰犀牛”，維持經濟穩健執行，讓四大行輕裝上陣。借鑑國外處理不良資產的經驗， 1999年國務院相繼批准成立了信達、華融、東方和長城四家全國性AMC，各由財政部出資100億元全資控股，負責剝離處置四大行的不良資產。
四家AMC揹負使命而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分別對口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承接下總計1.4萬億元的鉅額壞賬。
當時預計四家AMC的存續期為10年，也就是說在2009年AMC完成使命退出，實際行政指令給定的期限是2006年就要將從四大行剝離的不良資產處置完。
按照2001年公佈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AMC收購不良資產的資金來源可以透過向央行再貸款和發行金融債券兩種方式獲取。
因此財政部擔保四家AMC從央行獲得6041億元再貸款，再向四大國有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共發行8110億元金融債券，以此按1:1的對價購買不良資產。收購來的不良資產，主要透過追償債務、重組轉讓、債轉股等方式處理。
AMC剝離了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後者資產負債表大幅改善，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成為了“好銀行”的代表，幾乎沒有人質疑四大行的賺錢能力。四大行資產規模迅速上升，其中工商銀行一躍而上，斬獲“宇宙行”的稱號。
反觀四家AMC，除了經營虧損外，市場對其處置不良資產方式也褒貶不一，甚至深陷“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中。
2006年底，AMC累計處置不良資產1.21萬億，佔接受總額的83.5%，現金回收約2110億元，回收率約在20%左右。這也就是說，承接下來那麼多的不良資產，最後只有20%能以現金的形式處理掉，其他的或是轉股、或是折價處理。
隨著最後行政限期的來臨，為了加快處理資產，AMC通常以極高的折價率處理手中的不良資產，簡直堪比“清倉大甩賣”，而這種“甩賣”背後很難說是否存在權力尋租的影子。
例如最令人震驚的瀋陽18億元不良資產處置案例，2006年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瀋陽辦事處將18.67億元國有金融不良資產以1800萬元低價轉讓，價格不足債權的1%。
該案在當時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媒體紛紛爭相報道，質疑暗箱操作者不在少數。2011年，公安機關介入，此案也由民事糾紛轉為刑事案件。
就這樣到2006年，AMC的政策性業務似乎磕磕絆絆地結束了，距離10年存續期也不遠了，而這時候的AMC業務早已不限於不良資產的處置。
站在十字路口的AMC該何去何從？關於AMC的轉型方案也進入了政策討論程式，AMC能否突破“十年大限”續命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三
早在2004年，財政部發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業務風險管理辦法》，標誌著四大AMC的業務逐漸由政策化轉向商業化。
2007年國務院召開專門研究會討論AMC的定位問題。AMC前期處理不良資產的現金回收率極低，發行的債券基本不可能在2009年之前償付掉，如果到期退出，這筆債務要麼流回銀行系統成為壞賬，要麼財政部擔著，但這都不是上策。
官方和市場基本達成AMC存續的共識，討論的焦點變成AMC如何商業化轉型。從2004年起財政部就開始針對AMC的經營和轉型發文，推進其逐步由政策化向商業化轉型。
（資料來源：財政部）
AMC內部也早已開始嘗試轉型。早在2007年，長城資管就已經涉足證券、銀行和中小企業融資領域；華融在重組德隆系的時候也計劃著整合一家新證券公司；東方早已在2006年底以戰投的身份入股了江蘇銀行；信達在2006年透過中外合資成立了信達澳銀基金管理公司。
多年發展下來，四家AMC透過不良資產處置或投資的方式已經拿到多張金融業務牌照，成為實打實的金融控股集團。
四家都開展有證券公司、銀行、信託、私募股權業務，尤其是信託牌照最為珍稀。自從2007年銀監會停發信託牌照，市場上信託公司數量維持在68家，許多機構想要開展信託業務只能透過收購現存的牌照來實現。就憑這一點，AMC在金融全牌照的路上就走在了前面。
（資料來源：四家AMC官網）
另外，四家AMC還各自在公募基金、保險、金融租賃、期貨等領域直接或間接開展業務。如此全面的金融控股集團，自然會引發監管問題。
金控集團實質上是混業經營，而國內的監管方式主要還是分業監管，也就是保監會管保險，銀監會只管銀行這樣的模式。
雖然2018年合併成立了銀保監會，踏出了我國金融監管向混業監管或者功能監管前進的一步，但是市場對AMC的質疑仍然不斷。
財政部直接持股所有，銀監會負責人事任命這種制度錯位一直被人詬病，尤其是財政部持股使得AMC在商業化運營過程中有了主權信用做擔保。華融賴小民一案更是讓人對AMC的商業化經營能力產生質疑。
賴小民2009年進入華融，2012年開始任華融董事長，2018年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最終被控受賄近18億元，判決死刑。
當時調查結果出來，觸目驚心的天文數字令普羅大眾既震驚又憤怒。
隨著賴小民案揭露，華融的經營狀況也從2018年開始出現斷崖下跌，歸母利潤從219.93億元下滑到15.76億元，2019年進一步下降。
（資料來源：同花順iFinD）
更讓市場生疑的是，中國華融（02799.HK）推遲公佈2020年報，截止5月份其年報和季報還遲遲未公佈，投資者認為其很可能出現了虧損。
標普、穆迪、惠譽等相繼調低了對華融資產的信用評級並列入負面觀察，華融倒是硬剛了回去，表示不認同評級下調。
投資者調侃其這是“做賊但不心虛”，年報難產還不允許別人下調評級，而目前港交所已對中國華融停牌處理。
另外三家AMC受到華融牽連，也遭到了質疑，針對AMC的改革再次被討論。四大AMC無論是誕生還是存續經營，都帶著濃重的政策色彩，也存在著歷史遺留問題。
在當時不完全的市場裡處置大量的不良資產，是難度極高的任務，而各種限制和考核體制造成了AMC一路扭曲的發展：本應市場化運作，卻又不得不承接下所有壞賬；本應該專注於不良資產處置，卻發展成了金融控股集團；本應完成使命退出，卻長期存續下來。
財新週刊四月也發文探討了“AMC何以四不像”，沒有及時退出、財政背書、金控集團乃至香港上市這些操作一步步造成了AMC現在定位尷尬的處境。
2020年12月17日，中國銀河資產管理公司獲批成為第五家全國性AMC，註冊資本100億元，其中大股東中國銀河金融控股出資65億元。
銀河資產在股東結構上與前四家完全不同，沒有財政的直接參與，經營過程會更加商業化。那麼，面對四大AMC和地方性AMC的競爭，以及外資進入帶來的挑戰，這第五家AMC能否走出不一樣的道路？四大AMC的改革之路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