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鴻生這是一個失蹤太久的名字。但是他對近代中國的貢獻，遠非2006年美國《福布斯》富豪榜前五名可以概括——他是民國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業大王，他生產出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根安全火柴，並點亮了大半個中國。新中國建立後，劉鴻生又將價值兩千多萬元的劉氏企業申請公私合營，自覺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胡厥文先生曾賦一詩，概括了他坎坷而輝煌的一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創業惟新，不封故步。細大不捐，勤攻所務。愛國心長，義無反顧。”
火柴起家
劉鴻生13歲進入聖約翰中學，17歲進入聖約翰大學，他有一個英文名字O.S.Lien，大二時因為拒絕接受校方做牧師的安排，被迫離開大學。被母校除名後的他，未及畢業就踏上社會，從開漆煤礦駐上海的推銷員起步，最後在企業界大放光彩。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8年，母校成立校董會，他欣然出任第一屆主席。次年，母校50週年校慶，他發起隆重慶祝，並捐款四萬五千兩銀子建造“交誼室”，作為師生聯誼之用。現在這幢樓在華東政法大學長寧校區內，仍叫“交誼樓”。門口的牌子說明，這是人民解放軍進上海的第一宿營地。
很難想象，一根小小的火柴能折磨中國人大半個世紀。用火石、火鐮費力地取火多年後，19世紀，中國人開始使用從歐洲傳來的火柴，並把這神奇的事物稱作“洋火”。不過，中國人辦了不下1000家火柴廠，卻因為容易自燃，又有毒性，缺乏安全火柴，很難與瑞典“鳳凰”、日本“猴子”這些洋品牌競爭。
1920年，31歲的劉鴻生，已在煤炭營銷上掘的第一桶金，決定投資辦企業。最終，他選擇了火柴業，因為火柴廠是勞動密集的手工業，可安置大批難民，而且，火柴為家家需要的日用品，價低量大，上漲些微，效益定為可觀。辦麵粉廠或紗廠， 資本大、風險大，獲利的把握不大。
劉鴻生辦火柴廠還有一個內心的情結，他妻子葉素貞是燮昌火柴廠老闆葉世恭的女兒。他們相戀時，劉鴻生尚未發跡，只是一個煤炭跑街，岳父不同意，由於葉小姐堅持，婚事才沒有告吹。他曾對妻子說：“你等著瞧，總有一天，我要辦起一家火柴廠，把燮昌火柴廠打倒。”
次年，“鴻生火柴公司”誕生。火柴第一個商標定名為“定軍山”，起初，他的火柴與別家的火柴沒什麼區別，一盒火柴不等用完就受潮了，火柴頭不等劃就掉了，被使用者稱為“爛糊火柴”。幾乎與鴻生設廠同時，老牌號上海葉氏家族創辦的燮昌火柴，外國如瑞典、日本火柴以品牌、質量錯價壓制，致使鴻生火柴至1924年以前虧損5萬多元，幾頻於危。
他還突發奇想，把上海灘當紅影星呂澹如的畫像搬上火柴盒，推出“美麗牌”配煙火柴，大受歡迎，帶這個頭像的火柴盒，已經成了非常珍貴的藏品。壟斷中國市場多年的瑞典人很不服氣，擬用1500萬元貸款，換取中國火柴專利權50年。為了反抗，劉鴻生髮起《告火柴同業書》，號召同行合併，一致對外。52家火柴廠成立全國同業聯合會，劉鴻生被推舉為主席。1930年，“鴻生”與幾家火柴廠合併成立“大中華火柴公司”，挽救了當時搖搖欲墜的火柴業。幾年後，在芝加哥舉辦的世博會上，大中華火柴公司的火花赫然在列。
小火柴引發10年之久的商戰終於結束。大中華火柴暢銷中國大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 一統天下的局面。
四處開花的商業帝國
火柴劃亮了劉鴻生的“托拉斯夢想”。他說：“我的全部理想，就是希望把企業從一個變成兩個、三個。”在兒子劉念智看來，辦實業已經成為他的一個“癖好”。從1920年開始，劉鴻生先後創辦了蘇州鴻生火柴公司(後與其他同業合併組成大中華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中華碼頭公司、章華毛絨紡織公司、華東煤礦、中華煤球廠、大華保險公司、中國企業銀行、華豐搪瓷公司等橫跨不同行業的一系列企業。
劉鴻生的火柴主要是與瑞典的“鳳凰”、日本的“猴子”競爭。他的兒子說，父親以合併國產火柴企業，搞產銷聯營的方法縛住了“鳳凰”的翅膀，捆住了“猴子”的手腳。此後辦水泥廠，生產“象”牌水泥，與北方啟新公司的“馬”牌、日本的“龍”牌之間展開角逐，最後他也是聯“馬”制“龍” 。
到抗戰前夕，劉鴻生的事業至少橫跨了10個行業。1930年，他以86萬兩規銀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層樓的辦公大樓，取名“企業大樓”，將他的企業集中在這幢樓裡辦公。一層是中國企業銀行，二層三層是開灤售品處和他本人的辦公室，四層是水泥公司、碼頭公司、華東煤礦公司，五層是大中華火柴公司，六層是章華毛紡織公司、劉鴻記帳房、劉氏其他的中小企業，七層是保險公司、律師事務所和醫務室等，為了便於集中管理，他乾脆把自己的公館搬到了八層。
之所以自辦銀行，也就是因為這次遇到資金週轉困難，嘗過被債主苦苦相逼的滋味後，多虧銀行家徐新六雪中送炭，渡過難關，他在感激之餘，認為工業非有一個供應工業資金的機構不可。在銀行家陳光甫、徐新龍、張公權等人的幫助下，劉鴻生才創辦了這家中國企業銀行，實際上運作不是很理想，即使他自己名下的那些企業也很難協調。
劉鴻生隨時都在設法創造新的企業，並不是他辦的企業都能盈利，給他增加財富的往往是商業而不是工業，然而他辦實業的雄心始終不減。他說：“我相信所有的資本家都有這樣一條癖好，那就是總希望一個企業變成兩個，兩個變三個” 他的“劉鴻記” 賬房負責人說： “我們的老闆不能聽說帳上有十萬現款，假如有，他一定不肯讓永遠存在賬房裡，他總要想個方法使用出去。”
最大的賭注
劉鴻生是個很苦幹的人，每天早上八點就到企業了，吃完早飯就開始辦公。抗日戰爭也沒有打斷他的企業夢，他繼續在香港辦廠，在西南辦廠，甚至把他的廠辦到了大西北。張公權說過一句話：“中國的工業，外國人來看，問化學，非找範旭東不可，問毛紡廠，那就非找劉鴻生不可。”在上海，他就辦過章華毛紡廠，將四百噸機器裝置內遷，在重慶辦起了中國毛紡廠，一個月可以生產三萬套毛呢制服。曾用三個月時間生產十萬套毛呢軍服捐贈給十萬青年軍。為了解決原料供應，他創立了西北洗毛廠，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了新的西北毛紡織廠，對於西北的羊毛起了本質的改進作用。一方面洗毛專供外銷，一方面織毛，擴大人民的服裝用品。
1947年10月，經過企業界多年的爭取，“工業會法”正式頒佈。1948年11月，“中國工業總會”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省市的工業會、各同業工會全國聯合會共派出154位代表，火柴業、棉紡業、營造建築業、麵粉業、電工器材業、水泥業、絲織業、製藥業、造紙業、酒精工業、電氣工業、機器工業、橡膠工業、金屬品冶制業代表性的企業家幾乎都到場了。當時有五個人有意競爭理事長的位置，吳蘊初、劉鴻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燭塵，其中最有競爭的是吳蘊初、劉鴻生，國民黨方面想推出的人選確實陳藹士。在15個常務理事中得票最高的劉鴻生當選為理事長。作為企業家的他，那一刻達到了一生的巔峰，儘管當時他的企業面臨著種種危機，未來怎麼樣，他心裡實在沒有底。
1949年，劉鴻生到了香港，最終還是選擇回到上海，動身前，朋友勸他：“你這次決定，未免冒險一點，還是再觀察一段時日再定，比較恰當”他用半認真、半說笑的態度，說：“做大生意好像大賭博，我自信一生運氣不錯，封堵必勝，這次，我決定下一大賭注。”
1956年，他創辦的所有企業都已公私合營，無須他操心了，他在世上已無念想。臨終前夜，他告誡後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幾萬元，拿多了對你們沒有好處。其餘的全部捐獻給國家， 這是我對國家一點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後的囑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