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去年我和團隊去了兩次越南，兩次加在一起有大半個月時間。我們在越南調研的密度極高，早上9點出門一直到晚上10點回酒店，每天都是這樣的密度，同行的社會學老師說，我們大半個月完成了別人2~3個月的調研。

為什麼是越南？說起下一個世界工廠，我們會自然聯想到兩個國家，印度和越南，印度，我一開始就排除了。的確，印度憑藉人口數量大和人口年齡結構年輕的優勢，有可能躋身下一個世界工廠的候選人，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印度的十幾億人口實際被切分成了幾千個勞動力市場，原因就在於它的幾千個種姓。

在印度的四大種姓之下還有大量的亞種姓，每個（亞）種姓在其分化出來的時候，都對應於一種職業。對於不同的（亞）種姓，宗教給予的來世的承諾，此世的期待不同。所以企業對於不同（亞）種姓的員工，沒有辦法按照同一個方式來進行有效激勵，這對於發展製造業很不利。

有一個現成的案例，國內某重型機械製造商去印度設廠後，發現當地工人中有個小夥子特別能幹，決定提拔他當小組長。然而這個小夥子是最低種姓的首陀羅，吠舍種姓（地位高於首陀羅）的工人堅決不肯讓他當小組長，鬧到罷工。再加上其他問題，導致該製造商最終放棄在印度建廠。

但還是能夠看到有些中國公司近年來到印度設廠，比如一些國產手機廠商。但我調研的結果是，它們這麼做，更大的目的是為了應對印度的關稅。這些廠商在當地主要是完成最簡單的組裝環節，上游的零部件依然需要從中國運過去。

莫迪政府推出了一個國家層面的政策，以推動“印度製造”，這個政策的中心思想是用高關稅來保護本國弱小的製造業，高關稅意味著在印度國內生產的東西在世界市場失去了競爭力，所以剛說的過去設廠的公司，基本上是服務於印度的國內市場，很難出口。再加上印度的基礎設施太差，政府效率不太高，等等，都使得印度要成為世界工廠的難度很大。

另一個熱門的候選人就是越南了。透過實地調查我們想解答以下幾個問題：

在我的上一本書《樞紐》裡，基於對中國製造業的研究，我提出了一些假想。這些假想包括：遷移出去的是製造業的具體環節，而不是製造業整體；遍佈世界的中國人在其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這兩個假想在我的調研當中全都得到了印證，並且印證的結果強化了之前的假想——中國人參與的程度比我想的還要深，遷移出去的環節比我想的還要少。越南之行後，我對中國目前世界工廠的地位依然很有信心。

我在調研中發現的一系列經濟邏輯，並不會因為疫情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疫情帶來的主要變化倒不是製造業要轉走了，而是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相互信任遭到嚴重的破壞。

信任被破壞有可能使西方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去重建某些“和安全相關”的產業。

什麼是和安全相關的產業？這取決於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互信被傷害到什麼程度。安全相關產業的定義邊界是動態變化的，不信任越深，被劃到安全相關產業邊界中的產業就越多。

比如公共衛生、資訊相關的產業，過去打擊華為，已經是對中國的某種不信任了。疫情之後，安全相關產業邊界擴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倒不是說在華為之外再去“打”中興，而是說 “打”華為的同時捎帶手，某些核心產品不再向中國出口了。

西方世界有《瓦森納協定》，其中規定了某些最尖端的與安全相關的產品不許向中國出口。當互不信任達到一定深度後，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瓦森納協定》。

安全相關產業在整個製造業中佔的比例不大。正因為是小比例，才可以不惜代價地去重建。但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通常來說，安全相關的產業都和技術前沿路線緊密相關。

假如西方重建起了安全相關的產業，有可能會導致很多產業跟中國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

中國跟西方在技術應用層面有差距，但不大，在最前沿的技術上還是有代差，超精密製造，中國跟西方也存在代差。網上有一些人群情激奮，“誰說中國不行了，中國厲害的很”。吹牛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在應用層上也許還有一定優勢，但在基礎層就不行了。就基礎層而言，中國和世界還是差很遠，而應用層如果沒有基礎層作為支撐的話，後勁會不足。

一旦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就會形成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技術路線在中國迭代的速度肯定會慢於西方，也許50年後中國跟西方能並駕齊驅，但是在這50年之內中國幾乎沒有機會。

或許有人會說，互不信任沒什麼大不了的，乾脆封鎖個幾年，中國自己發展起來。這樣的想法非常愚蠢。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是面向全球的，一旦外部世界覺得你不可信任，就不會再從你這裡購買了，即使短期內不得不從你這裡購買，也一定會做其他儲備，長期來看最終傷害的還是我們自己。

我提出“供應鏈去武器化”，有人很憤怒，這些人非常短視，他們沒有能力換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其他國家的位置上來設想下，一個天天威脅你的人，你敢把性命攸關的事放在他那裡嗎？

“供應鏈去武器化”什麼意思？是你“放棄拿它來威脅別人的能力”。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俄國在烏克蘭危機的時候，曾經用它的油氣來威脅德國，對德國來說，確實從俄國買更便宜，但如果你以此威脅我，要求我在國際上不得不配合你的話，我是無法接受的，我就選擇不惜代價，重新鋪設別的油氣管道，幾年之後就不再需要你了，到那個時候俄國怎麼辦呢？別人不需要你了，意味著少了一大塊市場。只有在承諾不會把油氣武器化的前提之下，才能持續地把油氣賣出去。同樣地，只有承諾了“供應鏈去武器化”，才能真的保住中國的供應鏈。當然光有承諾靠不住，還需要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我認為，除非停擺兩三年，否則疫情對中國製造業還不至於有特別大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疫情有可能是個“擠泡沫”的過程。疫情前苦苦掙扎的工廠，幾個月的現金流撐不住的話，就崩潰了。但是工廠崩潰了，並不代表需求沒有了，需求仍然在，只不過暫時被壓制住了。等到疫情過去之後，需求再回來，此時能夠活下去的工廠將會再次滿足需求，並且可以低成本地把死掉的那些同行工廠的裝置、人員等等整合起來。所以這會是一個“洗牌”的過程。

對於中國周邊的小國家來說，它們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問題。小國資本匱乏，迴旋餘地也小，一旦出問題，就可能導致系統性的崩潰。等到需求恢復，跟中國比起來，它們“回血”的難度更大，速度也比中國更慢。

並且，只要疫情出現跨國性流行，企業們有可能會發現，中國比小國應對疫情的能力更強。所以，疫情過後，不排除一些製造業會再回流中國，事實上最近已經出現相關報道了。

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要將世界分為“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後的世界”，這種劃分有一定道理，但我並不認為是在製造業，或者說經濟層面上會有那麼大差別，我認為更多是在各國的相互信任關係層面，會有很大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跟西方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遭到很大破壞，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也會遭到侵蝕，比如德國“截胡”瑞士的口罩，義大利“截胡”瑞士呼吸機等等。疫情考驗人性，但人性從來都經受不起考驗。

中國製造業強大的地方，並不在於生產要素價格低，而在於超級強大的供應鏈網路。

曹德旺的美國工廠有特殊性，玻璃對供應鏈沒什麼需求，所以他可以轉去美國，但是其他很多企業對供應鏈是有需求的，它們去不了美國，去了之後經營成本會大大增加的。

眾所周知，中國的富士康是蘋果的代工廠，一直為蘋果公司生產 iPhone等產品。當奧巴馬還任職美國總統時，與喬布斯有一次會談。當時，奧巴馬問喬布斯：為什麼蘋果公司前一年銷售的7000萬部iPhone、3000萬部iPad，幾乎都是在海外生產，難道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國內嗎？

喬布斯說：iPhone4就要上線了，需要做一個重大修改，當時中國已是半夜12點，但富士康工廠的廠長一聲號令，12000人同時起床，8小時後產能就已經規模化。如果在美國，別說8小時，8個星期也做不到。

聽起來心酸，但這就是供應鏈網路的力量。

什麼樣的企業適合遷離中國，什麼樣的企業不適合，可以畫一個象限，橫座標代表供應鏈的複雜程度，縱座標代表勞動力成本在生產環節中的佔比。

為什麼強調是“生產環節”？因為今天各個工廠之間不再以產品來分工，而是以環節來分工，像拼積木一樣，每個工廠只生產特定形狀的積木。至於生產出來的積木具體是做什麼用，取決於整個供應鏈裡各個環節如何動態組合。

這個象限中，勞動力成本佔比低、供應鏈複雜度高的，很難離開中國；供應鏈複雜度低，勞動力成本佔比高的，可以遷走，某種意義上也應該遷走。對於勞動力成本佔比高、供應鏈複雜度也高的企業，是否轉走取決於市場，但如果轉走，要靠近中國，因為供應鏈的主鏈還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佔比低，供應鏈複雜度也低的，是否轉走也取決於市場，並且也沒必要非得靠近中國。

所以，我不建議籠統地說，某某產業、某某企業要轉走了，必須得看具體是什麼產業，轉走的企業具體位於哪個象限。

最近媒體上說“別讓日企跑了”，其實是一種“偽焦慮”。比如，如果索尼跑了，索尼的中國工廠還在，而且這個工廠實際上已經嵌合在整個中國的供應鏈裡了，如果這個工廠跑掉了，是不太容易活下去的。如果你天天叫著“別讓某某跑了”，人家還真是非跑不可了，因為他覺得你要“關門打狗”了。

中國肯定有身份焦慮，就像我在《樞紐》那本書裡面提到的，一個崛起的大國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過往的秩序、框架、意義、參照系都失效了。失效了之後，你不知道你是誰了，此時一定會有焦慮。與此同時，世界會有焦慮，因為中國崛起的速度太快了，規模又很大，必然會導致世界秩序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曹德旺在接受《新京報》時說，或許逆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並最終會成為定局。從製造業上來說，我倒不覺得會有逆全球化的過程。

未來的全球化會有一個“精神分裂”——經濟全球化仍會持續，但政治全球化可能會發生倒退。怎麼定義政治全球化？二戰之後，有了WTO、IMF這些機構，跟二戰前比，在政治上全球化往前推進了。凱恩斯設計這些制度的時候，都是有深遠的政治考慮的，只不過他認為這些政治考慮需要透過經濟的方式來落實。只有透過經濟方案，才能確保各國之間的政治信任。我所說的經濟全球化，指的絕不是類似於WTO這種機構，而是指具體的經濟活動過程。

我這次在越南訪談的感受是，疫情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你可以抬高關稅，但我有的是辦法來規避，而且都是合法的。就像我在《溢位》裡提到的，蘋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錢存在愛爾蘭，基於當地特殊的稅收政策，有一年它的稅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幾。某種意義上，正因為國界的存在，才給它提供了更大的規避空間。

至於WTO，我視其為一種政治全球化，因為它是以國家為單位來主導的，背後是國家意志，不是商人具體的活動。這次疫情導致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受到很大傷害，這種傷害可能會使政治全球化出現倒退，表現為西方開始嘗試建立另外一套貿易秩序，把中國以及其他一些不太願意遵守西方規則的國家遮蔽在外。

曹德旺認為逆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我猜他可能是從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對接到了經濟上的逆全球化，但兩者之間未必有線性傳遞關係。我在《溢位》這本書裡將這種思維稱為“封裝式思維”——本能地把各種問題都封裝在一起思考，政治空間則是用來封裝這些問題的外殼。

封裝式思維會簡化複雜的世界，以便塑造共識，並轉化出政治動員的效果。民族主義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典型表現。但它會遮蔽真實秩序，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態度可能是扭曲的。

19世紀後期以來，國民教育在世界普及後，各國人民接受教育的底層思維都是封裝性思維。川普喊話“讓美國企業回來”，也是受封裝性思維驅動，是以政治單元為單位來思考經濟問題的。今天，經濟和政治的空間高度不一致的情況之下，封裝性思維終於走到盡頭了，它亟需被突破。

今天的世界秩序存在一種“精神分裂”的現象。人類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化的程序不斷向前推進，經濟全球化不斷加深，以至於政治全球化的深度跟不上了。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說，當政治全球化的速度跟不上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就會出現摩擦，全球化會出現一次退潮，但退潮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退潮之後會出現新的一輪漲潮，我對這一輪漲潮的趨勢判斷是商人秩序。

今天的全球治理秩序、經濟治理秩序以國家為單位，但真實的經濟過程越來越不以國家為單位在運行了，治理主體和治理物件之間不匹配了。未來一定會演化出類似企業聯盟的跨國組織，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幾十年，但遲早會往這個方向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