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2018年中期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貿易摩擦。一時間,網上滿是中國製造業面臨貿易摩擦的嚴重衝擊,大量製造業工廠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規模轉移的訊息,中國經濟似乎正面臨重大危機。

政治學學者施展去年從北到南對越南做了深入調研,結果證實了他的理性分析,製造業大規模的遷移不大可能,所謂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位”。但他也承認,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當下,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些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或將決定中國未來50年的發展。

口 述 | 施展 政治學學者,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採 訪、編 輯 | 周琪

劃重點
  • 疫情帶來的主要變化不是製造業要轉走了,而是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相互信任遭到嚴重的破壞

  • 假如西方重建起了安全相關的產業,有可能會導致中西之間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

  • 對“供應鏈去武器化”感到憤怒的人,缺乏換位思考能力

  • “別讓某某跑了”是偽焦慮,如果你天天叫著“別讓某某跑了”,人家還真是非跑不可了

  • 未來的全球化會有一個“精神分裂”——經濟全球化仍會持續,但政治全球化可能會發生倒退

01 下一站,越南?

去年我和團隊去了兩次越南,兩次加在一起有大半個月時間。我們在越南調研的密度極高,早上9點出門一直到晚上10點回酒店,每天都是這樣的密度,同行的社會學老師說,我們大半個月完成了別人2~3個月的調研。

為什麼是越南?說起下一個世界工廠,我們會自然聯想到兩個國家,印度和越南,印度,我一開始就排除了。的確,印度憑藉人口數量大和人口年齡結構年輕的優勢,有可能躋身下一個世界工廠的候選人,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印度的十幾億人口實際被切分成了幾千個勞動力市場,原因就在於它的幾千個種姓。

在印度的四大種姓之下還有大量的亞種姓,每個(亞)種姓在其分化出來的時候,都對應於一種職業。對於不同的(亞)種姓,宗教給予的來世的承諾,此世的期待不同。所以企業對於不同(亞)種姓的員工,沒有辦法按照同一個方式來進行有效激勵,這對於發展製造業很不利。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有一個現成的案例,國內某重型機械製造商去印度設廠後,發現當地工人中有個小夥子特別能幹,決定提拔他當小組長。然而這個小夥子是最低種姓的首陀羅,吠舍種姓(地位高於首陀羅)的工人堅決不肯讓他當小組長,鬧到罷工。再加上其他問題,導致該製造商最終放棄在印度建廠。

但還是能夠看到有些中國公司近年來到印度設廠,比如一些國產手機廠商。但我調研的結果是,它們這麼做,更大的目的是為了應對印度的關稅。這些廠商在當地主要是完成最簡單的組裝環節,上游的零部件依然需要從中國運過去。

莫迪政府推出了一個國家層面的政策,以推動“印度製造”,這個政策的中心思想是用高關稅來保護本國弱小的製造業,高關稅意味著在印度國內生產的東西在世界市場失去了競爭力,所以剛說的過去設廠的公司,基本上是服務於印度的國內市場,很難出口。再加上印度的基礎設施太差,政府效率不太高,等等,都使得印度要成為世界工廠的難度很大。

另一個熱門的候選人就是越南了。透過實地調查我們想解答以下幾個問題:

都說中國向越南遷移,到底是什麼在遷移?這裡包含兩個分問題,具體什麼產業在遷移,以及遷移的究竟是製造業的全流程,還是其中的部分環節?

遷移和產業的科技含量是否有關係?

遷移和企業的規模是否有關係?因為不同規模的企業往外遷移的時候,所依憑的資本路徑有可能不一樣。

我直覺上推測,這一輪遷移中,有大量中國人跑出去投資了,那麼到底有沒有?有的話佔多大比例?

在我的上一本書《樞紐》裡,基於對中國製造業的研究,我提出了一些假想。這些假想包括:遷移出去的是製造業的具體環節,而不是製造業整體;遍佈世界的中國人在其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這兩個假想在我的調研當中全都得到了印證,並且印證的結果強化了之前的假想——中國人參與的程度比我想的還要深,遷移出去的環節比我想的還要少。越南之行後,我對中國目前世界工廠的地位依然很有信心。

02 信任崩壞了,然後呢?

我在調研中發現的一系列經濟邏輯,並不會因為疫情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疫情帶來的主要變化倒不是製造業要轉走了,而是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相互信任遭到嚴重的破壞。

信任被破壞有可能使西方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去重建某些“和安全相關”的產業。

什麼是和安全相關的產業?這取決於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互信被傷害到什麼程度。安全相關產業的定義邊界是動態變化的,不信任越深,被劃到安全相關產業邊界中的產業就越多。

比如公共衛生、資訊相關的產業,過去打擊華為,已經是對中國的某種不信任了。疫情之後,安全相關產業邊界擴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倒不是說在華為之外再去“打”中興,而是說 “打”華為的同時捎帶手,某些核心產品不再向中國出口了。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西方世界有《瓦森納協定》,其中規定了某些最尖端的與安全相關的產品不許向中國出口。當互不信任達到一定深度後,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瓦森納協定》。

安全相關產業在整個製造業中佔的比例不大。正因為是小比例,才可以不惜代價地去重建。但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通常來說,安全相關的產業都和技術前沿路線緊密相關。

假如西方重建起了安全相關的產業,有可能會導致很多產業跟中國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

中國跟西方在技術應用層面有差距,但不大,在最前沿的技術上還是有代差,超精密製造,中國跟西方也存在代差。網上有一些人群情激奮,“誰說中國不行了,中國厲害的很”。吹牛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在應用層上也許還有一定優勢,但在基礎層就不行了。就基礎層而言,中國和世界還是差很遠,而應用層如果沒有基礎層作為支撐的話,後勁會不足。

一旦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就會形成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技術路線在中國迭代的速度肯定會慢於西方,也許50年後中國跟西方能並駕齊驅,但是在這50年之內中國幾乎沒有機會。

或許有人會說,互不信任沒什麼大不了的,乾脆封鎖個幾年,中國自己發展起來。這樣的想法非常愚蠢。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是面向全球的,一旦外部世界覺得你不可信任,就不會再從你這裡購買了,即使短期內不得不從你這裡購買,也一定會做其他儲備,長期來看最終傷害的還是我們自己。

我提出“供應鏈去武器化”,有人很憤怒,這些人非常短視,他們沒有能力換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其他國家的位置上來設想下,一個天天威脅你的人,你敢把性命攸關的事放在他那裡嗎?

“供應鏈去武器化”什麼意思?是你“放棄拿它來威脅別人的能力”。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俄國在烏克蘭危機的時候,曾經用它的油氣來威脅德國,對德國來說,確實從俄國買更便宜,但如果你以此威脅我,要求我在國際上不得不配合你的話,我是無法接受的,我就選擇不惜代價,重新鋪設別的油氣管道,幾年之後就不再需要你了,到那個時候俄國怎麼辦呢?別人不需要你了,意味著少了一大塊市場。只有在承諾不會把油氣武器化的前提之下,才能持續地把油氣賣出去。同樣地,只有承諾了“供應鏈去武器化”,才能真的保住中國的供應鏈。當然光有承諾靠不住,還需要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03 疫情考驗人性,但人性從來都經受不起考驗

我認為,除非停擺兩三年,否則疫情對中國製造業還不至於有特別大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疫情有可能是個“擠泡沫”的過程。疫情前苦苦掙扎的工廠,幾個月的現金流撐不住的話,就崩潰了。但是工廠崩潰了,並不代表需求沒有了,需求仍然在,只不過暫時被壓制住了。等到疫情過去之後,需求再回來,此時能夠活下去的工廠將會再次滿足需求,並且可以低成本地把死掉的那些同行工廠的裝置、人員等等整合起來。所以這會是一個“洗牌”的過程。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對於中國周邊的小國家來說,它們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問題。小國資本匱乏,迴旋餘地也小,一旦出問題,就可能導致系統性的崩潰。等到需求恢復,跟中國比起來,它們“回血”的難度更大,速度也比中國更慢。

並且,只要疫情出現跨國性流行,企業們有可能會發現,中國比小國應對疫情的能力更強。所以,疫情過後,不排除一些製造業會再回流中國,事實上最近已經出現相關報道了。

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要將世界分為“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後的世界”,這種劃分有一定道理,但我並不認為是在製造業,或者說經濟層面上會有那麼大差別,我認為更多是在各國的相互信任關係層面,會有很大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跟西方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遭到很大破壞,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也會遭到侵蝕,比如德國“截胡”瑞士的口罩,義大利“截胡”瑞士呼吸機等等。疫情考驗人性,但人性從來都經受不起考驗。

04 “別讓某某跑了”是偽焦慮罷了

中國製造業強大的地方,並不在於生產要素價格低,而在於超級強大的供應鏈網路。

曹德旺的美國工廠有特殊性,玻璃對供應鏈沒什麼需求,所以他可以轉去美國,但是其他很多企業對供應鏈是有需求的,它們去不了美國,去了之後經營成本會大大增加的。

眾所周知,中國的富士康是蘋果的代工廠,一直為蘋果公司生產 iPhone等產品。當奧巴馬還任職美國總統時,與喬布斯有一次會談。當時,奧巴馬問喬布斯:為什麼蘋果公司前一年銷售的7000萬部iPhone、3000萬部iPad,幾乎都是在海外生產,難道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國內嗎?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喬布斯說:iPhone4就要上線了,需要做一個重大修改,當時中國已是半夜12點,但富士康工廠的廠長一聲號令,12000人同時起床,8小時後產能就已經規模化。如果在美國,別說8小時,8個星期也做不到。

聽起來心酸,但這就是供應鏈網路的力量。

什麼樣的企業適合遷離中國,什麼樣的企業不適合,可以畫一個象限,橫座標代表供應鏈的複雜程度,縱座標代表勞動力成本在生產環節中的佔比。

為什麼強調是“生產環節”?因為今天各個工廠之間不再以產品來分工,而是以環節來分工,像拼積木一樣,每個工廠只生產特定形狀的積木。至於生產出來的積木具體是做什麼用,取決於整個供應鏈裡各個環節如何動態組合。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這個象限中,勞動力成本佔比低、供應鏈複雜度高的,很難離開中國;供應鏈複雜度低,勞動力成本佔比高的,可以遷走,某種意義上也應該遷走。對於勞動力成本佔比高、供應鏈複雜度也高的企業,是否轉走取決於市場,但如果轉走,要靠近中國,因為供應鏈的主鏈還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佔比低,供應鏈複雜度也低的,是否轉走也取決於市場,並且也沒必要非得靠近中國。

所以,我不建議籠統地說,某某產業、某某企業要轉走了,必須得看具體是什麼產業,轉走的企業具體位於哪個象限。

最近媒體上說“別讓日企跑了”,其實是一種“偽焦慮”。比如,如果索尼跑了,索尼的中國工廠還在,而且這個工廠實際上已經嵌合在整個中國的供應鏈裡了,如果這個工廠跑掉了,是不太容易活下去的。如果你天天叫著“別讓某某跑了”,人家還真是非跑不可了,因為他覺得你要“關門打狗”了。

中國肯定有身份焦慮,就像我在《樞紐》那本書裡面提到的,一個崛起的大國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過往的秩序、框架、意義、參照系都失效了。失效了之後,你不知道你是誰了,此時一定會有焦慮。與此同時,世界會有焦慮,因為中國崛起的速度太快了,規模又很大,必然會導致世界秩序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05 全球化 “精神分裂”了

曹德旺在接受《新京報》時說,或許逆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並最終會成為定局。從製造業上來說,我倒不覺得會有逆全球化的過程。

未來的全球化會有一個“精神分裂”——經濟全球化仍會持續,但政治全球化可能會發生倒退。怎麼定義政治全球化?二戰之後,有了WTO、IMF這些機構,跟二戰前比,在政治上全球化往前推進了。凱恩斯設計這些制度的時候,都是有深遠的政治考慮的,只不過他認為這些政治考慮需要透過經濟的方式來落實。只有透過經濟方案,才能確保各國之間的政治信任。我所說的經濟全球化,指的絕不是類似於WTO這種機構,而是指具體的經濟活動過程。

我這次在越南訪談的感受是,疫情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你可以抬高關稅,但我有的是辦法來規避,而且都是合法的。就像我在《溢位》裡提到的,蘋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錢存在愛爾蘭,基於當地特殊的稅收政策,有一年它的稅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幾。某種意義上,正因為國界的存在,才給它提供了更大的規避空間。

至於WTO,我視其為一種政治全球化,因為它是以國家為單位來主導的,背後是國家意志,不是商人具體的活動。這次疫情導致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受到很大傷害,這種傷害可能會使政治全球化出現倒退,表現為西方開始嘗試建立另外一套貿易秩序,把中國以及其他一些不太願意遵守西方規則的國家遮蔽在外。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曹德旺認為逆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我猜他可能是從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對接到了經濟上的逆全球化,但兩者之間未必有線性傳遞關係。我在《溢位》這本書裡將這種思維稱為“封裝式思維”——本能地把各種問題都封裝在一起思考,政治空間則是用來封裝這些問題的外殼。

封裝式思維會簡化複雜的世界,以便塑造共識,並轉化出政治動員的效果。民族主義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典型表現。但它會遮蔽真實秩序,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態度可能是扭曲的。

19世紀後期以來,國民教育在世界普及後,各國人民接受教育的底層思維都是封裝性思維。川普喊話“讓美國企業回來”,也是受封裝性思維驅動,是以政治單元為單位來思考經濟問題的。今天,經濟和政治的空間高度不一致的情況之下,封裝性思維終於走到盡頭了,它亟需被突破。

今天的世界秩序存在一種“精神分裂”的現象。人類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化的程序不斷向前推進,經濟全球化不斷加深,以至於政治全球化的深度跟不上了。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說,當政治全球化的速度跟不上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就會出現摩擦,全球化會出現一次退潮,但退潮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退潮之後會出現新的一輪漲潮,我對這一輪漲潮的趨勢判斷是商人秩序。

今天的全球治理秩序、經濟治理秩序以國家為單位,但真實的經濟過程越來越不以國家為單位在運行了,治理主體和治理物件之間不匹配了。未來一定會演化出類似企業聯盟的跨國組織,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幾十年,但遲早會往這個方向演化。

版權宣告:本文源自 網路, 於,由 楠木軒 整理釋出,共 5590 字。

轉載請註明: 施展:東南亞崛起,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保? - 楠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