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朱民近日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就疫情中的刺激政策、貿易、投資以及全球供應鏈的重塑等問題發表了見解。
Q：有報告稱，世界貿易在7月份就已經恢復到去年94%的水平，但並非所有國家都在均等地復甦。有觀點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刺激復甦政策的不同，比如大部分發達經濟體更多地在支撐家庭需求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又流向了進口。如何評價這種觀點？
朱民：到現在為止，貿易復甦的強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預計。貿易復甦首先是好事，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貿易復甦有很強的結構變化。它的結構偏重於醫療用品（PPE）和個人電子用品，比如電腦、 iPad和手機，這些是和疫情密切關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供給能力的廠商、國家和區域，就佔有優勢。
在PPE方面，中國的產業鏈非常強大，中國的個人電子產品產業鏈也很完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特別是中國的民營企業抓住了機會立刻轉型，我們現在很多汽車製造廠都開始生產口罩，然後迅速推向世界。
當然，中國國家政策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幫助外貿企業恢復出口。這方面有兩件事非常重要，第一個是打通交通運輸，因為疫情的時候交通運輸線受阻，所以這次我們歐亞鐵路運輸和開啟直航進行空運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此外，政府在支援外貿企業減稅退稅、繳納保險基金等方面，幫助外貿企業復甦，特別是幫助民營企業轉型，所以帶來了中國出口的強勁反彈，也推動了世界貿易的強勁反彈。
朱民：援助政策包括由央行提供流動性，這是毫無疑問的，全世界幾乎都一致，區別在於流動性的深度，也就是說央行入不入市。現在歐洲以及美國的央行已經進入市場，成為市場的坐莊者。
在財政政策的支援上，各國政府的區別很大。歐洲和美國的財政政策主要是支援個人，透過失業救濟和維持企業的就業、補貼工人工資，救助直接是發到了個人，極大地推動了個人消費，維持經濟增長。歐美國家個人消費佔到整個經濟比重的70%以上，透過這種方式直接穩住了消費。
所以，我們在美國看到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在疫情中個人消費的總量是超過疫情前的。因為政府每週補貼600美元，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遇到了新的挑戰，就是政府的財政資源有限，不能無限制地支援。如果政府不能無限制支援，個人的消費就會繼續下跌，而且從歐洲的角度來說，如果企業得不到補償、不能繼續維持就業的話，失業率就會進一步上升，現在失業率已經很高了，所以現在這個政策就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從現在來看，一方面要繼續減少已有的對個人直接消費補貼支援的量，因為已經沒有能力和空間了；但同時政府還得繼續這麼做，因為要預防個人消費的急劇下跌影響宏觀經濟，也怕老百姓沒有收入以後，使得基層民眾的生活質量下跌。與此同時，更多的財政政策要移到供給側一方，支援企業重組，幫助有能力的企業走出困境、結構轉型。這個歷來是很困難的，2008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結構改革轉型走得非常緩慢，在歐洲尤其如此，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這個階段對政策的力度、精準度和結構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也是美國和歐洲最近出臺的一些政策無法一下子落實的很重要原因，因為它的技術性特別強。
Q：與2016年末不同，美聯儲無意加息，但是大規模的財政寬鬆又會壓低美元的價值，弱勢美元會給貿易、投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朱民：現在看來，美國的利率會在中期的水平維持在零，如果經濟惡化的話，不排除進入負利率。雖然美聯儲再三說不會進入負利率，但這只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因為美國經濟復甦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哪怕至少是未來兩三年的零利率，流動性寬鬆下財政赤字高企，所以美元在貶值通道至少是持續低位，這跟整個宏觀架構是一致的。
這裡有兩個層面的理解。第一個層面是零利率使得美元在資本市場的需求性大大減弱。第二個是財政赤字高漲，以及財政赤字的不確定性，使得市場對美元的基礎支援產生疑慮，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通常我們說財政赤字加大的話，會使得貨幣的價值發生變化。因為美元也是信用貨幣，而如今美元的信用其實也在削弱，所以我覺得市場對美元的需求會下降。
與此同時，流動性寬鬆下美元會流向全世界市場，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所以出現的結果就是全球性的美元流動性寬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會改變全球的經濟和投資結構，特別是要注意會不會產生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問題，比如說資產泡沫，包括房地產泡沫、股票市場泡沫等。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後來的拉美危機，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們都看到過類似現象，所以當美元大幅度流出去的時候，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就變得特別重要，需要特別警惕。
Q：目前熱議的供應鏈重組問題，其實在日本大地震、泰國海嘯的時候，都討論過，但其實後面並沒有大動干戈，這一次會來真的嗎？
朱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供應鏈其實一直是在擴張的，全球化由此得到推進和發展，這對全球的經濟發展，對新興經濟體、低收入國家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產業鏈過長、分工過細，使得產業鏈本身的脆弱性也成為一個問題。日本地震、泰國海嘯後，做了一些調整，但調整不是特別大，並不是沒有調整，全球的研發產業鏈都在根據新框架的最佳化發生變化。在中國感覺不是很明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強勁，而且中國國內市場巨大。
這次又提出這個問題，是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新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地緣政治，現在把產業鏈提高到安全問題上，因為中國有全球PPE和醫療裝置的最主要的產業鏈，所以其政治考量就完全不一樣了。
第二個大的考量是科技。科技現今對製造業的影響是很大的，規模不再成為產業鏈考量的最主要變數。以前產業鏈規模重要，是因為規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好。但是在科技發展以後，比如說勞動力成本變得越來越小，其他的要素成本也在變小，企業越來越趨於就市場進行生產，靠近市場而不是靠近低成本，這是產業鏈的一個重大變化。科技使得產業的配置靠近市場端，而不是靠近低成本端。
這兩個新因素加在一起，我覺得全球產業鏈在今後5~10年會發生一系列變化。但我們要注意，產業鏈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情。
此外，中國市場如此強大、增長如此強勁，中國的商品需求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市場，所以國際企業也不可能放棄中國市場。我們做的調研表明，現在很多國際企業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已經超過了其在母國市場的佔有率，也就是說中國市場的利潤來源在其整個全球分佈中的比重會越來越高。最近幾次調研顯示，絕大多數外國公司都會繼續留在中國發展。但與此同時，科技和科研中心的佈局也可能發生變化，對此不能低估。
總而言之，我們看產業鏈，要看到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看到政治的因素，要看到技術的因素，也要看到當地成本的因素以及經營環境的因素，要把這幾個因素結合起來。所以中國最近大力強調繼續改善營商環境，保護智慧財產權，繼續開放，我覺得這是應對當前產業鏈全球化再定位的非常重要、非常積極的政策，對穩定在中國已有的產業鏈、對穩定全球的產業鏈，都是有幫助的。
文章選自微信公眾號“ 博鰲亞洲論壇”，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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