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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經濟增長大機率趨緩 汪濤:貨幣政策已迴歸常態 降息可能性不大

由 圖門耘 釋出於 財經

財聯社(上海,記者 潘婷)訊,8月31日,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在媒體電話會上表示,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望超8%,下半年的經濟增長或將放緩,其中最主要原因在於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

對於中國貨幣政策前景,汪濤判斷,在貨幣政策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央行可能會再次降準,釋放長期的流動性,但是今年應該不會降息,市場利率可能略有下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她建議未來重點關注先進製造業、綠色發展,現代供應鏈、基礎設施等重點行業。

下半年國內經濟增長趨緩 仍存在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

國家統計局和物流與採購聯合會今日釋出的8月PMI指數為50.1%,較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連續5個月下降。而二季度的其他經濟資料低於預期,也引發了市場對於經濟波動可能加大的擔憂。

交銀金融研究中心人士認為,三大訂單指數全部回落且都低於榮枯線,新訂單指數創2013年以來同期新低,表明市場需求顯著減弱。隨著出口訂單的持續回落,未來出口增速可能放緩。

針對國內的經濟形勢,汪濤也持類似的觀點。她認為,今年的經濟增長有望實現8%以上,具體的預測資料是8.2%。但下半年的經濟增長可能會放緩,三季度同比增速在6%以下,四季度同比增速在4%左右。

具體到各行業來看,汪濤認為,今年的出口仍然非常強勁,出口增長可能超過22%。出口的強勢主要是基於全球經濟的反彈。消費有望呈現V型的反轉趨勢,目前增速放緩,復甦相對疲軟。此外,她認為,疫情的不確定性持續影響了消費,尤其是服務業。因此今年消費增長仍會低於GDP增速。

投資方面則是有強有弱。目前比較強的是房地產。同時,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恢復較快,基建相對較弱。製造業投資方面,由於利潤增長恢復較好,訂單也非常強,所以今年的製造業的投資相比去年進步明顯,之後會逐漸緩慢。

汪濤指出,在政策收緊情況下,下半年房地產投資減弱。目前為止,房地產的銷售和投資都較為活躍,但隨著政策影響,下半年房地產新開工和銷售或將下降8%左右,全年銷售仍有6%—7%的增長,全年新開工或將下降3%左右。

總的來看,汪濤認為,下半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最大的風險仍是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其次是政策是否過於收緊的風險。這不僅包括重點領域的監管,也包括了對地方融資平臺融資的收緊,具體要看接下來的政策執行情況。

貨幣政策目前已基本回歸常態 降息可能性不大

展望下半年的宏觀政策,汪濤認為,財政政策將繼續發力,地方債發行提速,監管層對地方融資平臺的管控仍會維持相對較嚴的水平。

貨幣政策方面,其收緊態勢已經結束,目前已基本回歸常態。汪濤判斷,在貨幣政策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可能會再次降準,釋放長期流動性,來替代到期的MLF。但是,今年應該不會降息,市場利率可能略有下行。

此外,與貨幣政策相關的信貸政策對影子信貸和網際網路金融的監管仍然較嚴。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一兩個月,信貸政策將繼續下行,年底可能出現稍微反彈,四季度信貸政策可能企穩。全年債務佔GDP比重將下降5個百分點以上,即實現“去槓桿”。

同時汪濤認為,在房地產政策方面,需求端收緊。在部分房價上漲比較快的大城市,過去幾個月以來已經出臺了一些收緊措施,包括按揭利率上調等等。供給端方面,監管層對開發商的限制已經足夠緊,未來是否會更緊還存在不確定性。

總體來說,汪濤指出,在這樣大的背景下,壞賬和違約率由於去年的一些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因此這方面會有所上升。另外,政府也會加快金融行業中小銀行機構的重組,有序化解一些債務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時間以來,包括網際網路平臺、教育、娛樂等行業的監管力度在逐漸收緊。在汪濤看來,其出發點是完善部分經濟新業態的監管框架,防範金融風險,反壟斷,加強資料和資訊保安,減少社會的不公和促進社會和諧。

在此背景下,市場關注到了這些調整,亦相應地出現了一些調整。從未來重點行業來說,科技創新仍是重中之重,其中包括先進製造業、綠色發展,包括現代供應鏈、基礎設施等行業,可能是未來我國重點發展的行業。

關注疫情、國際經貿關係和量化寬鬆迴歸

除了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對於預判經濟形勢和政策也十分重要。在近日舉行的交行業績說明會上,交通銀行相關負責人指出,未來國際經濟形勢如何發展的三個關鍵因素在於疫情、國際經貿關係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常規性迴歸。

該人士稱,疫情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其影響還沒有徹底延展出來。而反覆的疫情會造成全球供應鏈的階段性卡頓現象,由此可能造成國際運力出現一定程度的不足,運費飆升,大宗商品的價格的波動性進一步增強。

總的來看,疫情這個非經濟因素使得下一步的國際經濟形勢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擾,使整個國際金融市場以及國際經濟走勢發生了重大波動,這種波動性的管理難度相當大。

其次,他認為要看國際經貿摩擦後續的走勢。經貿摩擦將影響全球供應鏈系統的執行成本不斷上升。

此外,他認為要看非常規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迴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實行了一系列的非常規的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現在,這些非常規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然要進行迴歸,且迴歸常態的壓力很重。這種量化寬鬆的迴歸是否會對新興市場造成巨大的外溢衝擊,目前業內還在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