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蒂提·庫瑪、埃裡克·羅森巴克】請想象一下這樣一種場景：2022年，美國從以色列摩薩德那裡獲得情報稱，伊朗正在為獲取核武器和導彈的關鍵零部件而展開行動。雖然2022年的美國還未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但屆時伊朗的國際貿易結算體系已經轉變為以中國發行的數字人民幣為基礎，德黑蘭可以利用這種數字人民幣免於受到基於美元體系的經濟制裁，美國金融機構也將因此失去對伊朗的影響力。這一局面將導致伊朗對中國、印度和歐洲的石油銷量大增，而德黑蘭政權的現金流將不再受到美國政府的監控。在這種情況下，當伊朗決定加快核武器以及搭載這種核武器的中程導彈的研發時，美國政府將無法再把經濟制裁作為回應此類威脅的主要手段。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執行董事阿蒂提·庫瑪、聯合主任埃裡克·羅森巴克2020年5月20日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刊發評論文章：《中國的數字貨幣能夠把美元拉下馬嗎？》
由於美元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很多人也許並不會相信上述情況真會變為現實。不過在今年4月下旬，中國的確在這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在歷經該國央行5年多的研究之後，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對國家數字貨幣進行測試的主要經濟體。這一在中國四地進行的測試表明，在未來數字化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領域裡，中國的發展已經領先美國數年。而美國政策制定者還沒有為中國所取得的這一成就的後續影響做好準備。
數字人民幣的出現將使美國經濟制裁手段失效，在面對來自伊朗、朝鮮、俄羅斯等國家的安全威脅時，它將壓縮美國作出反應時的政策選項；此外，美國政府對非法資金流向的監控能力也將遭到削弱。與此同時，中國可以把數字人民幣和支付寶、微信等強大的移動支付平臺結合在一起去擴充套件自己的影響力，進而增強對非洲、中東和東南亞等地區的經濟槓桿力量。
美國不應再繼續沉溺於美元維持數十年之久的主導地位帶給自己的榮耀之中，美國應該立即行動起來，在即將到來的國家數字貨幣新時代努力維護自己的經濟優勢。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美國需要就是否應該繼續採取強勢的單邊制裁措施或採用其他一些脅迫性的經濟政策工具進行反思，此類做法將刺激其他國家在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金融體系內尋求這一體系的替代品。
此外，為了凝聚政府和私營經濟部門的力量早日推出美國自己的國家數字貨幣，美國還應提出“數字美元倡議”。如果無法做到上述兩點，美國將無法遏制數字人民幣的影響力，而美元被取代將嚴重削弱美國在資訊時代的全球地位。
中國之所以提出“中國製造2025”經濟發展戰略，其目的在於推動中國成為尖端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者。中國央行在2014年就已明確，由國家發行的數字貨幣有助於維護其金融自主權（financial autonomy），有助於提高其國際經濟影響力。而作為數字貨幣計劃重要的組成部分，人工智慧、區塊鏈、移動支付等技術的研發其實在中國早已啟動了。
所謂數字貨幣，是相對於我們手中可見的紙幣或硬幣來說的，它是一種以電子形式存在的貨幣。如今各家商業銀行中的儲蓄早已數字化了，這種數字化的儲蓄其實可以被視為隸屬於私人的商業銀行的一種負債（liability）。在銀行客戶需要時，商業銀行必須向持有存款憑證的使用者兌付現金。與紙幣類似，中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國家的負債。雖然由紙幣轉為數字貨幣對終端使用者來說區別不大，但這的確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因為相對於紙幣來說，背靠央行的數字貨幣享有更高的權威性並受到更加嚴格的監管。
去年，在臉書提出天秤幣的概念之後，中國加快了推出數字貨幣的步伐。天秤幣是一種以美元、英鎊、歐元和日元為貨幣籃子的數字貨幣，其監管由數家來自科技和金融行業的大公司負責。“當我們就天秤幣展開辯論時，世界上其他國家並沒有停下來等我們……中國將在未來幾個月裡很快提出類似的設想”，臉書執行長扎克伯格去年10月參加國會聽證會時這樣表示。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扎克伯格旨在推動臉書成為新的全球貨幣體系統籌人的努力，卻加快了中國推出數字貨幣的步伐。在扎克伯格提出天秤幣的概念後，中國央行的一位高階官員就表示：“如果天秤幣被大家接受，成為一種被廣泛使用的支付手段，那麼假以時日，它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超主權貨幣……我們需要預先做出安排以保護我們的貨幣主權（monetary sovereignty）”。
數字人民幣與比特幣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而正是比特幣首先讓人們接觸到了數字貨幣的概念。比特幣是透過點對點資料傳輸形成的一個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統。大量使用者能夠用各自獨立的賬本在一個由分散式資料庫構成的網路中記錄所有的交易行為並透過共識機制（consensus mechanisms）來確認每一筆交易的有效性。編碼技術可以確保使用者身份資訊和交易資訊的私密性、安全性和穩定性。不過比特幣的幣值經常出現波動而且很容易受到網路攻擊，這些弱點決定了比特幣以及其他加密貨幣只能受制於“投機性資產”這個標籤無法繼續向前發展。
與比特幣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的數字人民幣是高度中心化的（hypercentralized）。這種數字貨幣受到中國人民銀行的控制並將在中國現有的銀行體系中投入使用。數字人民幣很可能會採取雙層運營體系，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發行方會先把數字人民幣兌換給國有銀行系統和支付寶、微信等支付平臺，國有銀行和上述支付平臺再分別透過移動銀行和支付平臺的手機APP把數字人民幣兌換到個人賬戶和企業賬戶中。處於該數字貨幣體系核心的是受到中國人民銀行監督且由計算機網路管理的電子賬簿，計算機網路能夠記錄所有交易資訊並在所有使用者之間進行實時結算。在這一機制安排下，數字人民幣能夠克服那些妨礙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繼續擴張的三大障礙：數字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獲得了保障、高度普及的支付平臺能夠使數字人民幣獲得廣泛流通，此外數字人民幣在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眼中的合法性也獲得了保障。
國內零售業對數字人民幣的使用只能體現這種數字貨幣對中國的部分價值（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報告，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新興市場國家之所以尋求發展自己的數字貨幣，主要是因為數字貨幣可以提高其國內支付效率和金融服務的普惠性）。考慮到中國80%的手機使用者已經是移動支付平臺的使用者，數字人民幣給中國帶來的真正利益其實來自它在中國經濟和戰略影響力在全球擴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構成美國全球金融主導地位基石的是在銀行之間交換國際支付電文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以及作為中間人完成國際支付的美國代理行網路。大多數跨境支付（全世界每天約有5萬億美元的規模）都是透過SWIFT電文交換進行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要由美國代理行來完成。上述機構會與美國政府分享資訊，美國政府可以藉此對洗錢、恐怖組織資金進出等非法金融活動加以識別。例如，“9·11事件”之後由美國財政部啟動的恐怖組織資金追蹤專案（TFTP）就是透過來自SWIFT分享的資訊對可疑國際恐怖分子及其所屬網路的調查來對基地組織和其他一些恐怖組織實施監控的。
此外，SWIFT對美國來說還有更加重要的價值。美國可以透過SWIFT網路獲得對他國強大的影響力，因為一旦某個國家因受到美國製裁被從SWIFT網路驅逐出去，那基本上就意味著該國被宣判了死刑。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華盛頓對制裁作為一種核心外交政策工具的依賴日益加深，制裁的實施日益頻繁（在特朗普就任總統最初的兩年裡，指定製裁名單裡的受制裁者數量出現了激增，而且這個趨勢在特朗普上任前就已經出現了），制裁所欲解決的問題的分佈範圍也日益擴大（從2009年到2019年，制裁案的數量增加了3倍）。
那些只能被動承受後果的國家已經因此對美國變得越來越充滿敵意。不僅美國的敵人認為以美元為基礎的跨境支付體系應該被其他體系取代，甚至連美國的某些盟友也希望削弱美國手中權力。去年，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呼籲應發行一種國際通用數字貨幣以“削弱美元在全球貿易中過於專橫的影響力”（dampen the domineering influence of the U.S.dollar on global trade）。俄羅斯已經推出了名為“金融電文傳輸系統”（SPFS）的俄羅斯版的SWIFT；而中國也有自己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此外，為了應對伊朗局勢，歐盟五國也推出了所謂的“貿易互換支援工具”（INSTEX）來推進非SWIFT網路、非美元定價的支付體系建設。
數字貨幣能夠讓其他國家繞開美元進行交易並避免受到美國的金融監控，原因在於數字貨幣提供了一種能夠繞開現有支付體系的可擴充套件的跨境結算機制。加拿大和新加坡兩國的央行已經在探索透過“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s）在不同的數字貨幣體系之間進行電文傳遞；此外，中國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泰國金融管理部門也在沒有中間人的情況下進行了不同貨幣之間的交易測試。上述操作意味著各國可以在不依靠SWIFT網路和美國代理行的情況下完成跨境結算，而如前所述，正是這兩者構成了美國全球金融主導地位的基石。還需指出的是，歐洲央行也已經與加拿大、日本、瑞典、瑞士和英國五國央行一起就國家數字貨幣跨境結算的可操作性展開了研究。
由於中國已經對透過國際貿易削弱美國影響力、增強自身影響力表現出了十分明確的興趣，數字人民幣可能在上述各國繞開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支付體系的努力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在某些情況下，北京可能會與他國分享自己的“技術架構”（technology stack）或專業知識以加快那些試圖避開美國金融監控的國家的數字貨幣發展。
以伊朗為例，這個國家就可能透過引入中國技術來發行自己的數字裡亞爾，這種數字裡亞爾將與中國的支付體系實現完全相容。而對於分佈在非洲、海灣、東南亞等地區的國家來說，由於他們已經處於中國經濟的勢力範圍之內，北京可能會直接讓他們使用數字人民幣。
正如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向各國交通、能源基礎設施專案注入資金一樣，中國可能會在銷售終端、ATM機、手機APP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基礎設施領域進行投資以建設數字“一帶一路”。屆時個人或與中國之間存在貿易關係的公司在進行跨境匯款時便可以使用數字人民幣在支付寶平臺上進行操作。如果中國規定出口商在出口貨物時應收取數字人民幣或要求“一帶一路”專案的承包商用數字人民幣償還中國的貸款，那麼中國就能夠增加數字人民幣的使用需求，同時還能夠把那些數字人民幣的使用者納入自己可以監控的金融網路。
中國能夠從使用可擴充套件的國家數字貨幣（a scalable state-backed digital currency）中獲得大量利益。在數字“一帶一路”中處於一線的中國金融公司和科技公司將能夠從跨境支付中獲得大量收入；而中國人民銀行將能夠掌握所有數字人民幣交易資訊，甚至還有可能掌握嵌入了中國技術的其他支付體系的數字貨幣交易資訊，這將在資訊時代裡賦予中國巨大優勢。中國官員稱數字人民幣是“可控匿名”（controlled anonymity）的，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將能夠透過資料集對非法金融活動進行識別並追溯到真實的交易物件。屆時，目前已經十分重要的中國合作態度將在多邊制裁和其他一些經濟協議的簽署中變得極為關鍵。
與此同時，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將出現下降，最先表現出來的便是經濟制裁的效果將大打折扣。此外，如果情況繼續發展下去，華盛頓將無法再像2018年所做的那樣單方面撤出伊朗核協議，因為歐洲國家可以為伊朗提供信用額度（歐洲人2019年就想這樣做了），他們還可以用不受制於美國的數字貨幣與伊朗繼續進行貿易（歐洲人正在試圖透過INSTEX來達成這一目標）。面對這一局面，美國不但將難以實施有效制裁，而且美國對伊朗金融活動的監控也將受到限制。屆時，美國情報機構將無法再依靠金融交易資料來判斷伊朗是否正在進行核材料的採購了。
在過去數十年裡，經濟力量一直是支撐美國全球影響力的基礎。截至目前，可以讓華盛頓稍感安慰的是美國金融體系的實力仍然是無可匹敵的。不過面對中國（甚至臉書等私營企業）對美國銀行業和支付基礎設施提出的挑戰，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必須為維護美國的金融優勢做出決策。
“數字美元倡議”能夠把美元的強大穩定與數字技術的便捷高效結合在一起，不過提出這樣一項倡議並非易事：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很可能會把這一倡議視為對他們的數字支付解決方案專營權的一種威脅；而美國政策制定者和行業監管者也需要儘快補齊在數字支付技術方面的知識短板；此外，為了在一個更加數字化的經濟體系中保護使用者隱私、確保資料和系統安全，我們還需要對監管方式和相關政策做出大量的修改。
美聯儲對發行數字美元一直是十分謹慎的，遲遲不肯邁出第一步。在去年秋天的一次講話中，美聯儲理事萊爾·佈雷納德（Lael Brainard）列出了美聯儲若發行和監管數字美元將面臨的一些嚴重問題，其中包括：美聯儲需要具備發行數字貨幣的法律資格；美聯儲需要提高管理數字貨幣的能力，如保護持有者隱私、防範假幣出現、降低網路風險等；此外，發行數字美元對美國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目前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若要提出“數字美元倡議”，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必須獲得解決。然而若美聯儲繼續遲遲不採取實際行動，全球交易現金流就會被匯入由其他國家建立和監管的數字貨幣“生態系統”。在當前新冠疫情時期向美國家庭和企業發放補貼時遭遇的各種拖延和技術問題已經向我們表明：美國的支付體系是極其低效的。
此外，美國政策制定者還必須對那些適得其反的單邊制裁（尤其是次級制裁，這種型別的制裁不僅禁止與遭受制裁的主體進行業務往來，而且任何與制裁主體進行過交易的第三方也會被納入制裁範圍）做法進行反思。前財長傑克·盧（Jack Lew）曾指出：“我們必須意識到過度使用制裁手段的風險，這種做法可能削弱我們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而且制裁手段本身的有效性也將大打折扣”。當感到十分有必要對某個國家進行制裁的時候，華盛頓應該把其他國家（尤其是一些重要盟國）也拉進來一同參與制裁。對單邊制裁手段的過度使用會鼓勵其他國家尋求美元體系的替代品，而中國的數字人民幣將進入盟友和流氓國家的視野成為他們都看上的解決方案。
國際貨幣體系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數字化並且向越來越獨立於美國的方向發展。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對這一趨勢作出回應：美國應就簽署跨國資料分享協議提出構想、就各國數字貨幣體系的相容性提出指導原則，此外還需就跨境支付資料的隱私監管拿出方案。美國政策制定者應在上述領域發揮全球領導作用以避免國際支付體系走向碎片化，美國不應允許其他國家掌握規則的制定權。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5月20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