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幸之後中概股何去何從？逆全球化潮流會否出現？周小川、方星海這麼說
中概股“被排擠”，未來新興企業還能否赴美上市？逆全球化潮流是否會出現？疫情之後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是否會重新配置？如何看待近期美國股市的大反彈？
6月18日，在第12屆陸家嘴論壇全體大會上，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新開發銀行副行長兼營運長祝憲給出了他們的看法。
瑞幸之後中概股何去何從
“從資金面上來講，中概股公司並非只能依靠國際市場融資，國內空間還是很大的。”周小川稱，中國是個高儲蓄的國家，儲蓄率非常高。中國曆年總儲蓄佔GDP比重超過40%，因此只要機制做得好，很容易找到資金投資新興和成長的公司。
同時，周小川也表示，美國出臺一系列政策與瑞幸咖啡很有關係。雖然有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問題，但總體來講，中國GDP增長高於全球平均的增長，從供給側角度來說，中國仍有不少好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資源。
此外，中國經過了30年左右的坎坷路徑，目前為止資本市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個很好的動能，雖然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場建設、監督，以及圍繞資本市場的機構成長都有很強的內在動力。
對於中概股問題，方星海指出，希望美國能夠坐下來，一起找出一個解決方案而不是隔空喊話。
“部分美國對華鷹派出於競選的考慮，或者對中國發展目標的誤解，排擠在美國的中國上市公司，但仔細看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投資者是美國人，如果美國政府對中概股出手，最終受到損害的是美國投資者。”方星海稱。
周小川也認為，如果中概股摘牌，國際投資者，特別是美國投資者和一些機構投資者的利益會受到損害。對美國方面，特別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來說，如何體現他們保護美國以及國際投資者的利益也將是一個考驗。
談及瑞幸咖啡的影響和一些不足之處時，周小川也表示，瑞幸以及類似事件暴露出中國在會計、審計透明度上與國際標準還有差距。不過，一些觀點將審計質量的問題與國家經濟安全聯絡到一起，認為不可能找到解決辦法，對此周小川並不認同。
方星海直言，中國證監會對這件事一向主張合作。“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說現在沒有辦法完整檢查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其實大家坐下來，是可以商量出方案的，問題是要抱著解決問題的心態，坐下來和我們一起找到這個方案”。
方星海進一步指出，中概股在美國上市是一件互利的事情，有利於中國公司的發展，有利於美國投資者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也有利於紐約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真正發揮作用。
此外，周小川表示，在透明度問題上，中國方面在公司治理、外部審計質量等方面也有願望和動力。多年來，中國也在資本市場上打擊了很多欺詐上市、操縱市場、虛假資訊、內幕交易等行為。廣大投資者對這些不良行為十分憎恨。當然，提高監管水平、逐步改進公司治理也需要一個過程。
疫情過後或迎新一輪全球化
在疫情席捲全球的背景下，未來全球格局和產業鏈會有什麼變化？是否會出現逆全球化的潮流？
祝憲表示，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今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估計要收縮2.5%，人均收入要下降3.6%。此外，巴西今年經濟增長可能是-0.8%、俄羅斯-0.6%、印度-3.2%、南非-7.1%。“從目前預測來看都是負增長，只有中國基本走出了疫情的陰影，正在比較有序地復工復產”。
對於疫情後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變化，祝憲認為，會出現區域化趨勢。由於全球供應鏈太長，一些經濟體處於安全考慮，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可能會呈現區域化的趨勢，這對中國產業鏈的發展和安全會有不少的影響。
祝憲也談及了全球債務可持續性的問題，他認為，在非常規的財政政策條件之下，很多國家在本身債務高居不下的情況下進一步舉債，如果經濟不能很快恢復，那麼債務壓力，包括主權信用評級都會受到影響。“這些債務問題如果處理不及時，有可能引發全球大規模的債務不可持續，會引起新一輪債務危機，特別是對於低收入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祝憲表示。
受疫情衝擊，跨國公司在思考全球產業鏈的配置。方星海認為，全球產業鏈仍將適當分散。出於生產成本，企業不會把所有產業鏈都搬回本國；出於聚集風險，也不會把所有產業鏈從一個國家全搬到另外一個國家去。所以適當分散產業鏈在各個國家的集中度，按照最有效的生產原則去佈置產業鏈，同時考慮到極端情況下供應的風險，最終達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結果。
方星海相信疫情過後，這一全球化的內在邏輯仍然存在，全球配置資源可以使得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而疫情期間，交通運輸技術沒有衰落，通訊技術進一步發達，說不定疫情過後會迎來新一輪甚至更迅猛的全球化。
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為抓手
方星海認為，現在能夠為全球化真正提出新建議、新舉措，推動更高層次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其實不多，中國是其中之一，在下一輪全球化當中承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我們有這個條件提出新的建議，推進新一輪的全球化。這樣做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利的，對全世界也是有利的”。
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為例，區別於紐約、倫敦，這是基於人民幣的金融中心。方星海稱，如果人民幣不是國際上通用的貨幣也就是沒有國際化，人民幣如果資本項下不可兌換或者可兌換程度低，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力的金融中心。
周小川指出，過去，中國的貨幣不是可自由使用的一種貨幣，國際性不強。但近年來，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斷提高。2016年底，國際貨幣基金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在堅持一些基本規則情況下，他個人認為目前距離資本專案可兌換差距並不大。
“自2014年開通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後，開放性大幅度增強，當然這方面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周小川表示，最近中國出臺了一系列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政策，包括了很多和資本市場有關的市場準入、業務範圍等方面的改進。
方星海提出，下一輪全球化過程當中，是否可以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一個抓手，以此大幅度推進金融開放，把上海打造成一個金融開放的新高地。同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資本專案可兌換，使得上海金融市場的人民幣資產可以非常方便地為全球投資者所擁有、所交易。
“在這樣的場景下，人民幣就會成為一個能夠廣泛被全世界使用的硬通貨的國際貨幣，新一輪全球化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資本流動會更廣泛，資本配置效率會更高，而且全球金融體系也會更安全。”方星海稱。
“彈藥”不能一下子打光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不言而喻，而這和以往普通的自然災難或者經濟危機有何區別？
屠光紹表示，新冠疫情的影響有四大特點：蔓延性，從區域到全球；影響全面；程度非常深；時間比預期得更長，甚至會有反覆。
疫情與過去內生的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不一樣，和外生的、一次性的自然災害也不一樣，對於經濟和金融的衝擊是巨大的。屠光紹認為，全球經濟按下暫停鍵，這時候政策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
在屠光紹看來，面對疫情，要意識到全球宏觀政策的重要性，同時也要關注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他將全球主要經濟體應對疫情時採取的宏觀政策歸結為“1 5”。
“1”是抗疫救災，這是最突出的任務。具體而言，還包括五個方面，一是民生救助；二是紓困企業，小企業和大企業都包含在內；三是穩定金融，包括市場流動性、金融服務以及對產業和企業服務的穩定；四是避免危機，即避免因疫情衝擊演變為經濟危機；五是引導預期，併為經濟逐步恢復做好安排和準備。
另外，屠光紹還強調，要關注宏觀政策後續的影響性，縱觀已出臺的宏觀政策，基本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從常態管理到非常態管理；二是力度空前，且連續加碼；三是政策操作方式打破常規，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既包括總量又包括具體的方式。
“這麼多的政策，我們要對它的有效性做一點評價，但是現在這個評價還在過程當中，政策也還在繼續過程當中。”屠光紹說。
對於美股近期的“逆流而上”，屠光紹認為，美國這一輪股市V型的反轉，實際上是靠貨幣政策來支撐的，也就是所謂的“大水漫灌”。
他進一步分析，美國股市從年初到現在，一是股市和經濟基本面開始分化；二是納斯達克股指上漲的幅度高於道瓊斯，也高於標準普爾500，股市結構也出現分化。
從3月初到現在，美國股市的交易量已大於疫情之前，有大量資金湧入到股市。積極的作用是，籌資功能得到恢復。但另一方面，股市脫離經濟的基本面，靠貨幣政策來支撐，這樣使得股市的基本關係出現了變異。屠光紹指出，現在美國的股市就是在對賭美國央行、對賭美聯儲。對於後續政策的影響，要非常關注。
“貨幣政策如彈藥，不能沒有，也不能亂打，更不能一下全部打光。”相比美國而言，屠光紹認為，中國的宏觀政策既積極，又特別穩健，“瞻前顧後”是必要的，既要應對當前困難，又要考慮對後續發展帶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