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中國偵探：本土化要素，中國式推理

春節假期賀歲檔電影《唐人街探案3》火了。這部時隔一年才得以公映的賀歲片，創造了公映首日10億4,200萬元，4天大賣30億票房的爆紅記錄。不僅國內網友議論紛紛，日本媒體也給予關注，日本《朝日新聞》等對這部影片在國內的公映作了詳細的報道，日方合拍公司“ STORY”表示今年5月將有望在日本上映。

完成於2019年，2020年因疫情未能上映，今年春節賀歲檔才與觀眾見面的這部影片，起初以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以及赴日旅遊持續看好為預期的市場設定。如今因為疫情東京街頭冷冷清清，影片中的浮世奇觀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倒格外地勾起觀眾的懷念。

唐探三承了唐探一，唐探二的風格，將故事背景聚焦在東京，以中國主創的想象和視角，將喜劇片要素、偵探片要素、日式恐怖片要素、都市風光片要素以及社會派電影要素雜糅於一爐，令觀眾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不過，從中日電影交流史的維度對這部影片展開的討論卻是鳳毛麟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一些在中國國內看過此片的日本觀眾有些違和感，但是很興奮。他們驚訝於主創團隊對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部片子反映了中國人的日本觀。其實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大凡一個國家的電影去表現另外國家文化的時候，都會從自己的主觀想象和理解出發。好萊塢的《木乃伊》系列如此，夢工廠的《功夫熊貓》也是如此。作為一種人文交流的探索，他者視角的違和感，反倒為人文對話提供了討論的議題。

這是一部拍給Z世代年輕觀眾看的電影。片中大量平成時期的流行文化元素，二次元、密室、 Cosplay等等不一而足。同時中國人對日本文化符號的想象，比如溫泉、紋身的黑社會、大相撲等無疑豐富了影片的奇觀感和喜劇因素。可以說，平成的流行文化要素與對昭和的歷史記憶與想象構成了這部影片的獨特異國情調。

以異國情調打量日本，這樣的中國電影的出現本身就意味深長。10多年前，當普通中國公民赴日旅遊還未成為潮流之時，這種異國情調錶現為日本的邊疆地區，以北海道為舞臺的《非誠勿擾》是代表性作品。最近7、8年，大量中國公民赴日旅遊，以及中國文化市場擴大開放的結果，使得普通中國人對日本文化要素的興趣與瞭解程度大大超過從前。對日本流行文化的深入理解與把握更使兩國年輕一代在電影中從語言到愛好都實現了無縫對接。這使得這部影片對傳統日本的想象和對現代流行文化的駕馭薈萃於一爐。同時片中諸如創維、華為等中國電器在日本場景中的出現，絕非僅僅具有植入廣告的意義，而是更真實地反映出中日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實狀況。選擇國際超級大都會東京作為故事的展開地點更是體現了主創團隊的自信和對中國觀眾興奮點的準確把握。羽田機場、新宿、東京塔、淺草、橫濱中華街這些中國遊客耳熟能詳的旅遊景點在電影中被表現得比現實更加誇張絢爛，彷彿一幅幅現代浮世繪畫卷。

在世界獨一無二的澀谷全向交叉路口拋灑紙幣的橋段，更是顯現出導演的超凡野心。據說主創團隊為了拍攝澀谷這場戲，不惜在外地搭建了一個1:1的澀谷外景。當年佐藤純彌為了拍攝《追捕》中杜丘在新宿騎馬逃跑的場面，不惜動用馬群，戒嚴封鎖路口完成實拍。這樣的大手筆也只在當年經濟高速增長下的日本和永田雅一那樣的製片人手上出現過一回。如今中國年輕主創團隊超乎前人的勃勃野心在這一場面的駕馭上表現的淋漓盡致。

從主人公一出羽田機場便遭遇的超級截殺，到東京街頭的卡丁車追逐，再到淺草大街上的化妝嘉年華，直到澀谷交叉路口的拋撒紙幣，電影前半部呈現給觀眾的都市奇觀使影片的喜劇效果和緊張感環環緊扣。

然而電影中呈現的東京奇觀不僅僅止步於地上。主人公重重通關，最後來到龐大的東京地下蓄洪工程，在這裡迎來故事情節的重大轉折。喜劇感、遊戲感極強的影片由此峰迴路轉地進入社會派風格中去。

這部影片啟用了中國觀眾所熟悉的各個年齡段的日本重量級演員。妻夫木聰、長澤雅美、染谷將太、鈴木保奈美、淺野忠信、奧田瑛二一干人等都曾透過日本影視作品給不同代際的中國觀眾留下過深深的印象，三浦友和更是其中的重量級人物。他在片中扮演的黑社會頭目是一個80年代從中國回到日本的戰爭孤兒。意味深長的是，片中這位80年代從黑龍江綏化初到日本的孤兒，當年一定是看著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這對金童玉女出演的《血疑》等電視劇，懷著對日本的嚮往回到自己出生的故鄉的。

80年代正是中日間影視交流的蜜月期。《非誠勿擾》也好，動畫片《阿童木》也好，重拍的《追捕》也好，近年來中方主導的中日合拍電影幾乎都能找到向80年代影響中國幾代人的日本電影致敬的橋段。這部影片儘管是70後導演的作品，我們仍能看到對80年代日本電影的借用與致敬。因戰爭等歷史原因隱瞞身份導致的犯罪是80年代在中國上映的昭和後期日本社會派推理電影的一大主題。

《砂器》和《人證》這兩部影片是其中的代表作，其痕跡也出現在這部作品中。三浦友和與長澤雅美父女在平成年間的日本繼續上演著他們的《血疑》《砂器》與《人證》。三浦友和一怒之下用銅花瓶擊打東南亞黑幫頭目蘇察維腦部的設定一如《砂器》中用石塊擊殺恩人的音樂家和賀英良，長澤雅美用玻璃碎片最終殺死蘇察維亦令人聯想到《人證》中將水果刀刺進混血兒子胸膛的八杉恭子。片中對喬山中的《草帽歌》的借用明白無誤的表達了這樣一種懷舊情感的延伸。

整個故事到最後環節隨著真相大白引出了沉重的歷史話題，戰爭的餘孽仍然延續到今天，令觀眾變得沉重起來。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總會在電影中得到折射，這也是中日合拍電影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之後，中日兩國有關戰爭孤兒題材的影視作品反覆出現。《櫻——サクラ》《清涼寺鐘聲》《離開廣島的日子》《大地之子》《小姨多鶴》《紅十字：女人們的應徵通知》都反覆將故事指向這一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影片為中日電影交流史又增加了一個值得研究的案例。

《唐人街偵探3》完成於疫情爆發之前。片尾的廣場舞不由勾起觀眾對疫情之前赴日旅遊熱的懷念。儘管眼下中日人員交往還無法放開，但透過電影這個虛擬世界釋放資訊，增進彼此的瞭解與好感，正是這部電影起到的獨特作用。因此，在中日電影交流史的維度上解讀這部影片，或許對5月份在日本的上映將有所幫助。導演試圖透過這部影片闡述善與惡複雜博弈的社會意義，並呼籲世界和平與人類大同。片尾響起的邁克爾·傑克遜《拯救世界》的歌聲意味深長，這首誕生於波黑戰爭時期的反戰歌曲，明確地反映了編導對充滿不確定性世界的擔憂、對和平的祈禱。在影片的敘事線索上，以策劃於倫敦密室的Q集會為結尾令人想起1975年中國電影《難忘的戰鬥》的隱喻結構，預示著未來正邪博弈將更加激烈。這樣一個充滿弦外之音的影片走出國門，引發更多的討論和共鳴，或許對處在百年變局之下的國內外觀眾還能產生警醒與療愈的功能。

（作者：王眾一，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人民中國雜誌社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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