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作品裡從不缺乏波瀾壯闊的宏大敘事，但普通人身上的閃光點往往更能打動人心。在紀錄片《柴米油鹽之上》中，英國導演柯文思把鏡頭對準普通中國人：身高不足1.6米的女性開起了大貨車，30歲才開始學爬杆的雜技演員成為雜技圈的“頂流”，窮得讀不完中學的窮小子創立了知名快遞公司，整天挨家挨戶勸說村民走出大山的村支書卻無暇料理家事……
這些普通人的人生故事有各自的戲劇性和關鍵詞：自強、堅韌、闖蕩、奉獻。他們的共同點是：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下，透過自強不息的奮鬥書寫個人命運。而這種內驅性的個人奮鬥，又反過來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注入蓬勃生機。
系列紀錄片《柴米油鹽之上》英文名為“A Long Cherished Dream”，意為“珍藏已久的夢想”。該片由國務院新聞辦監製、中國報道社解讀中國工作室聯合騰訊影片共同出品。“柴米油鹽”暗喻日常生計，是中國人生活的必需品，卻不是生活的終極目的。導演柯文思將這些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目的理解為“奔小康”。
柯文思曾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4次奧斯卡獎提名。他的中國情結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他受美國廣播公司之託前往中國拍攝電影，拍攝計劃卻因故流產。深感失望的同時，中國成了他心中的“珠穆朗瑪峰”，他發誓總有一天會回來。2013年，他再次回到中國，一方面驚訝於中國的巨大變化，另一方面為西方對中國的不實報道甚至惡意抹黑而憤怒。因此，他決定透過自己擅長的方式——講故事，向西方呈現真實的中國。
日前，借中國外文局在北京舉辦《柴米油鹽之上》首映式的機會，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對柯文思進行了專訪。
中國脫貧成就“遠遠超出西方人的想象”
記者：“脫貧”是個宏大的主題。作為藝術家，您如何表現這個主題、如何看待中國“脫貧”成就？
柯文思：如果我告訴你，我成功地拍出了脫貧題材的電影，那是在撒謊。我做不到。我能做的，只是用幾個小故事，講述中國各地發生了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我選擇拍攝物件的標準是什麼。我希望每個故事的主角不是獨特的，而是典型的。
如果我們說“1億人擺脫了貧困”，那只是個統計數字；但當你面對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具體的個人時，你就有義務講述他們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是發生過一次又一次的典型事例，這正是中國政府的（扶貧）成就。他們成功了不是1次、100次、1000次，甚至不是100萬次，而是上億次。這遠遠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
我希望人們能看到這部電影，特別是那些對中國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我希望讓（脫貧）這個宏大主題變得人性化，無論他們在英國、加拿大、美國、法國、澳大利亞還是哪裡。一旦電影打動他們，任何情感障礙都能被破除。
中國崛起挑戰了“西方優越感”
記者：我們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話語權的問題。多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報道都由外國媒體特別是西方媒體主導，您認為原因是什麼？
柯文思：中國的崛起值得讚頌，但這對西方而言卻是可怕的——突然之間，這個龐然大物、這個古老文明甦醒過來，挑戰了從殖民時代延續至今的“西方優越感”。西方人一直以第一自居，而現在，這些被慣壞的人不得不與他人共享遊樂場，這對他們而言極具挑戰。
美國現在遇到了麻煩，因此它攻擊中國，因為中國是一個容易攻擊的目標。中國正在崛起，很容易被當成靶子。而且中國似乎不擅長為自己說話——不擅長玩美國已經玩了100多年的“軟實力”遊戲。
人人都知道美國，因為他們看美國電影、讀美國小說、唱美國歌曲。無論對美國的認識是深是淺、是嚮往還是反感，我們都或多或少了解美國，因為它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宣傳機器——好萊塢。這就是軟實力。為什麼每個人都瞭解美國，即便他們從未踏上過美國的土地？因為他們看過約翰·韋恩的電影，看過《亂世佳人》……不管他們看過什麼，好萊塢故事都是欲揚先抑的美國敘事：曲折鬥爭和最後勝利。這就是美國夢。我相信中國也可以做到。
我們正在以非宣傳的方式為中國說話——不管我多麼愛中國，我都不能做中國的宣傳工具。故事的影響不在國家層面，而在個人層面。用對中國的真實呈現打動西方人，讓他們覺得，“這些人和我們一樣有同樣的問題和困境，只是外表和我們不同。”
“呈現中國人的靈魂、智慧和創造力”
記者：您認為，怎樣才能讓國際社會真正聽見、看見中國？
柯文思：當西方人聽到中國成就時，聽到的都是資料，是“最快”“最長”“最聰明”這些詞彙，以及“一億人擺脫了貧困”這樣的表述。這些統計資料是真實的，不是瞎編，但這對西方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讓1億人脫貧確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這麼說會把西方人嚇得魂不附體。中國可以調動舉國的人力和物力，這說明中國和西方處在不同的層次上，中國在玩一場級別更高的遊戲。西方對中國成就不是敬佩，而是害怕。
現實總是既有成就、也有失敗，既有歡笑、也有淚水，如果你能講述過去經歷的苦難，並把它轉化為正面的、積極的東西，這才是個真實的故事，才會讓人們產生共情。要使中國對西方更具吸引力，唯一的辦法是呈現中國人的靈魂、智慧和創造力。
“我不喜歡西方媒體報道中國的方式”
記者：能夠感受到您對中國的熱愛和支援，這在當下的國際輿論環境中非常難得。
柯文思：我不喜歡西方媒體報道中國的方式，他們對中國持有一種有意識的偏見——我本來想說“無意識的偏見”，但其實他們是有意的。
當拍攝《善良的天使》時，我在紐約遇到了一位剛從中國回來的記者，他那時大概三十二三歲，在中國生活了4年。他說他愛中國、愛北京，但他無法維持生計。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靠向西方媒體賣字為生，但他能賣出去的總是負面的甚至是反華的報道。如果他寫了一件他認為值得稱讚的事，或一篇關於中國的正面報道，沒有媒體會埋單。他們不想聽到中國做得好，只想聽到中國犯錯誤。這位記者掙不到錢，所以回美國了。
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中國被歪曲、被欺凌。我無法容忍欺凌。我不介意中國受批評，但對中國沒有做過的事情、沒有犯下的罪行進行不公正的批評，這讓我非常憤怒。所以我決定留在中國，拍更多的紀錄片，只是為了多一點公平、多一點平衡。
我們提倡中美建立更慎重、更理智的友好關係，希望看到中國和美國和睦相處。這不是一種時髦行為，但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喜歡你。你必須挑戰人們的觀念，這樣才能激發他們思考。
本報北京7月28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胡文利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7月29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