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鄉》：愛家鄉，就去建設它

電影海報。

新京報報道，據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官方微博訊息，截至10月5日15時，電影《我和我的家鄉》票房突破12億元。更值得一提的是，此片不僅是2020國慶檔首部票房破10億元的電影，在觀影平臺的評分也一路升高，單日票房位居榜首，列國慶檔電影之最。

《我和我的家鄉》延續了去年國慶檔票房冠軍《我和我的祖國》的“拼盤”模式，由五個短片組成，分別是甯浩執導的《北京好人》，陳思誠執導的《天上掉下個UFO》，徐崢執導的《最後一課》，鄧超、俞白眉執導的《回鄉之路》，閆飛、彭大魔執導的《神筆馬亮》。

從這幾天的資料來看，《我和我的家鄉》也延續了《我和我的祖國》式的成功，收穫了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一方面是因為五個短片的整體質量都很高，把主旋律與娛樂性結合得天衣無縫；另一方面是它擊中了每一個觀眾對家鄉割捨不斷的情結，並啟迪觀眾去思考：對於家鄉，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電影人物海報。圖片來自新京報。

只要有家鄉，我們就能找到最初的印記

中國人對家鄉有天然的親切感，家鄉是很多人內心中最柔軟的地方之一。不僅因為家鄉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之地，更是承載了血脈親情、人倫道德、心靈港灣等重要意義的“複合體”。

因此，千百年來，家與家鄉一直是文藝創作的重要母題。我們總是把家鄉形容成溫暖的港灣，永遠不變的此岸，無論我們漂泊多遠，只要有家鄉，我們就能找到最初的印記。

但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輕人，對於家鄉有著很複雜的情感。他們熱愛家鄉、他們留戀家鄉，但他們又紛紛遠離家鄉，到大城市紮根，可能多年也未曾回家。家鄉成了一枚小小的郵票，成了永久的鄉愁。

不必諱言，這一矛盾背後有著現實根源，即城鄉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在過去的城鄉二元對立的格局下，大量的優勢資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傾斜，廣袤的鄉村得到的太少，甚至還要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輸送資源與勞動力，一些農村地區甚至一度處於慢慢凋零的狀態。“人往高處走”，年輕人為了實現更大理想，只能背井離鄉。

好在這幾年來，全國上下打響了轟轟烈烈的脫貧攻堅戰。重視並加大對貧困地區與困難民眾的幫扶力度，把每個人的家鄉都建設好，為的是落實共享發展理念，為的是讓整個社會更加公平正義。

對於家鄉，沒人是旁觀者

現在擺在年輕人面前的課題是：在脫貧攻堅、帶著家鄉全面奔小康這一歷史使命前，作為家鄉的一分子，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我和我的家鄉》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天上掉下了UFO》，貴州黔南阿福村，距離中國天眼FAST只有15公里。中秋之夜，神秘UFO驚現，剎那間轟動了全村。村裡利用“UFO事件”打造“外星人文化”，把村裡的旅遊資源徹底盤活了。

電視臺的記者一番採訪後才發現，一切只不過是一場烏龍。村長和書記為了讓鄉親們過得更好，千方百計掩蓋這個烏龍。方法雖然用錯了，但對家鄉情是真的，意是切的。黃渤飾演的農民發明家的原型，就是河北省保定市定興縣楊村的農民“手工耿”。

《回鄉之路》中，“沙地蘋果”經銷商喬樹林一出場時油嘴滑舌、大話連篇，並不討觀眾喜歡。然而，卻是這個看著不靠譜的大忽悠，在家鄉最需要的時候站出來，硬生生地在荒漠沙地上種出蘋果，幫助當地村民脫貧致富。

《回鄉之路》同樣有原型。毛烏素沙漠是中國四大沙地之一，一到大風天就漫天飛沙，很不宜居。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人興建防風林帶，改造沙漠，現如今大部分毛烏素沙漠得到治理，許多沙地如今成了林地、草地和良田。很多人的家鄉，從“沙漠之都”變成了“大漠綠洲”。

《神筆馬亮》中，出生在東北山村的畫家馬亮本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因為“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輕人都走光了”，他希望自己能為家鄉做點事情。他告訴妻子自己去俄羅斯留學，實際上是下鄉扶貧了，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富起來，原本破落的小山村已換新顏，成了有名的旅遊度假村……

不難發現，電影中每一個主人公和家鄉的關係，不僅僅是旁觀者和局外人的身份。

他們對家鄉的熱愛，不是停留於口頭上的懷念抑或記憶中的鄉愁，也不是站在制高點上“哀其不幸、怒其不興”。

他們對家鄉的熱愛，體現在他們對家鄉建設的參與——家鄉如果還有哪些地方不足，那麼就力所能及或者竭盡所能地幫助她，改善她，讓她變得更好。

在輿論中，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種論調，認為家鄉因為貧窮落後而變得野蠻，已經“回不去了”。但其實，我們都該有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所倡導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把“環境中的個人困擾”轉化為“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論題”。

大城市的年輕人看起來更文明、更開化，是因為我們比家鄉、比鄉人更為幸運，我們享受到更多資源，跟著“時代的列車”走出了大山、走出了貧瘠。當我們“衣錦還鄉”時應多一些理解和同情，多一些平視的交流和關懷，多一些付出和貢獻。

我們都不應是家鄉建設的旁觀者——這是“我和我的家鄉”該有的深層次連線。

□陳子非（媒體人）

編輯 陳靜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