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野馬分鬃》魏書鈞,他憑什麼三進戛納?
1905電影網專稿 90後,三進戛納,戛納國際電影節的評審組稱讚他是“天賦過人的年輕導演”,魏書鈞有著國內同輩導演難以企及的履歷成就。
他的短片《延邊少年》曾獲第71屆戛納電影節短片單元特別提及獎;長片《野馬分鬃》入圍第73屆戛納電影節的官方單元,是2020年中國大陸唯一入圍戛納的電影;最新影片《永安鎮故事集》則再度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又在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上斬獲費穆榮譽最佳導演獎。
《野馬分鬃》是魏書鈞第一部透過院線與國內觀眾見面的電影,它所講述的那些人與那些事,有魏書鈞本人模樣和身影,也有當下廣大年輕人正經歷著的青春印跡。
許多導演在電影創作起步時,都會拍自我,拍半自傳性質的影片,將他們的成長往事投射到角色裡,侯孝賢有《童年往事》的阿孝咕、《風櫃來的人》的阿清,姜文有《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馬小軍,而魏書鈞有了左坤。
左坤的故事是這樣的:他是錄音專業、臨近畢業的大學生,遊蕩在學校、家庭、女友、年輕導演的片場、實習打工之間,成熟的實踐經驗與大學老師的刻板教學時而產生矛盾,他野蠻生長,也橫衝直撞,差點無法順利畢業。他有一輛吉普車,雖然不知道未來在哪,但他知道一定要去遠方,像一匹野馬賓士在遠方的草原上。但到了最後,他更像是在打太極拳裡的一招“野馬分鬃”,打完了,仍困頓在原地。
魏書鈞接受1905電影網採訪,回顧起《野馬分鬃》與當年青春,他說,“雖然知道那時候做了很多無因的反叛,有時候會給別人造成困擾,也會給自己帶來困擾。但是我透過拍它,感覺那種不知所措,一去不復還了。”他想起聯合編劇跟他說的話,“這個電影拍完,咱們這個青春就落幕了。”
青春的“夾角”
《野馬分鬃》的誕生源自魏書鈞一段發生在2012年的真實經歷。他買過一輛二手吉普車,也有一段特別不靠譜的青春時光,本想開著吉普車去一趟內蒙古,但是一直沒去成,後來把車也賣到了那裡。
“我開始想,這個車在內蒙古的樣子,它是在使用中?在放羊?還是就停在一個什麼地方,報廢掉了?我不知道,但這個車就是去到了那個草原,這是我一開始想把它作為電影的一個出發點。”
電影的開場是阿坤在駕校裡學開車,和教練大吵一番,他氣沖沖地離開駕校,之後開啟了他的二手吉普車之旅。一路兜兜轉轉,也磕磕碰碰,最後不得不賣掉吉普車,結尾的一個鏡頭是阿坤侷促地坐在出租車裡。一匹奔向疾風的野馬,最終仍受困規訓在社會都市的車水馬龍里。
起初,魏書鈞用三天時間就寫完分場劇本,提取了很多個人經歷作為故事情節,但是他發現所有令他印象深刻或有感受的事情都堆疊在一起時,這種表達就非常不具力,“太不知道往哪打了,就好像是一段時光的紀錄片或日記一樣。”這種圍繞一個人去展開的電影,有那麼多側面和角度,要著重去寫哪些,魏書鈞陷入困惑。
他找編劇、攝影師等主創一起來看劇本,提出各種各樣可以挖掘的角度。他發現,最值得寫的是“這個人當時的狀態和他與環境的最大夾角,這才有最大的戲劇坡度。”因此,他決定把阿坤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作為核心情節,去掉無關枝節,再重新修改故事。
魏書鈞本想找一個和他長相和性格都很像的人來扮演阿坤,尋找合適的演員變得相當困難。直到他偶然看到侯孝賢導演的一段採訪,講述《童年往事》的選角失敗感悟。侯導說因為那是他自己的經歷,就想把電影角色和記憶中的原型去做對照,但越對照越發現他們有很多不同。因此他總結,找演員不要以記憶中的執念為參考,應該找一個大致相似的演員,演員身上的特質也能為電影帶來新的創造。
這令魏書鈞茅塞頓開,“我知道劇本中的阿坤其實是一個新角色,要和周遊這個演員共同在攝像機的建構下完成它,電影最終實現了,觀眾看到的這個角色,他不是我,不是周遊,也不光光是紙面上的阿坤。”
《野馬分鬃》的鏡頭語言隱於無形,如果不仔細察覺,很難發現每一個場景基本上都是用一個鏡頭或最少鏡頭去完成排程,這種長鏡頭的場面排程是魏書鈞和攝影指導一起定下的拍攝方式。
“這是一群年輕人的肖像,我們想用更大的景別,更客觀的方式。我們選了一個超寬的鏡頭,後來裁掉了一部分,只用1:1.85,它的透視關係也更接近人眼真實看到的視覺維度。”魏書鈞表示,“我想把三腳架作為剪輯臺,三腳架每一次推,每一次搖,其實就代表了剪接。人在這個空間裡的變化,語言的變化,我就用這種方式去完成。”
戛納與大眾之間的偏差
魏書鈞十四歲以演員身份觸電影視行業,大學就讀中國傳媒大學錄音專業,但他最想做的事情是當導演,拍電影,後來讀導演系研究生,拍出畢業作品《延邊少年》,在戛納嶄露頭角,獲得獎項榮譽。
自此,魏書鈞連續三部作品都入選戛納,受到國際認可。戛納選片評審對《野馬分鬃》做如此評價:“極簡的敘事結構下是如空氣一般自由的青春旅程,其頗具創意的情節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為華語影壇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和力量。”
上一位屢次得到戛納入圍資格的中國大陸導演是賈樟柯。從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在世界影壇的崛起,第六代導演轉變書寫中國故事的不同視角,到魏書鈞這樣90後的新生代導演。戛納這座電影藝術的最高殿堂,似乎從他的電影裡,透過現實主義的視野,找到了觀察當下中國面貌,認識當下中國年輕人狀態的全新路徑。
我試圖從魏書鈞這裡尋求他的答案,問他是否戛納透過你的作品看到了不一樣角度的中國電影?“你的角度我可以這麼理解,但是我無法複議這句話”,魏書鈞說,“我無法去揣測一個電影節的決策層面,對中國電影的看法,我沒有權利,也沒有資格去這樣想。”他認為戛納提供的是一個多樣性的平臺,讓原本不被大眾關注或看到的電影擁有曝光的舞臺,大家可以討論、批評,可以找到它的觀眾群體,這是意義所在。
《延邊少年》和《野馬分鬃》在國內國外卻有不同境遇,一面是來自國際影展和影評人的肯定,一面是在面對國內觀眾時,遭遇口碑評價不高的差異。魏書鈞坦言,他會看豆瓣上的評分和評論,但不會有心理落差,反而有很多意外的發現。
“有時候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確實能發現一些我自己沒意識到的問題。如果說的非常準確,我真的就會反思,如果只是一家之言或我想完以後覺得沒那麼有道理,我就不會特別在意這種批評。”
他同樣在乎電影的表達效率,“電影拍出來是給別人看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至少我的電影是這樣。大家是否能明確地在一個合適分寸裡得到我想表達的資訊,我一直在注重這件事。”不過他也認為,無論觀眾是否得到他想輸出的內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過程,是電影上映以抵達觀眾,達到兩邊素未謀面的人的一種精神溝通。
魏書鈞的未來
相比國內的很多青年導演,魏書鈞的看片量並不多,他算過,目前大概是一千多部。“原來有一個記者給我確診了,說你不屬於迷影,你就是影迷,而且是普通影迷。”
“最早上本科的時候,特別喜歡看蓋·裡奇、昆汀這種能夠激起那個年齡興奮感的電影,後來愛看犯罪型別片,2016年底開始看藝術電影。”除了看電影,魏書鈞認為理解自己、認識自己和生活中的關係,包括觀察身邊人的感受,對創作也很重要。
從《野馬分鬃》後,新電影一部接一部,魏書鈞“跑”得很快。採訪他時是在今年8月,他透露正在準備拍攝下一部聚焦父子情感的新片《白鶴亮翅》,影片會在東北和海南兩個地方拍攝,9月開機。
《白鶴亮翅》不是《延邊少年》《野馬分鬃》這類青少年故事,不是關於尋找遠方與失落感,也不是《永安鎮故事集》關於電影拍攝的那些事,“是和我的生活體驗有點遠的故事。”魏書鈞透露,《白鶴亮翅》後他手上還有一個進度相對比較成熟的新專案,是小說改編。他第一次改小說,計劃明年夏季再拍。
“我對電影的認識一直在變化”,如今回看《野馬分鬃》,魏書鈞坦言有些遺憾。比如他發覺“一鏡到底”不一定是表現客觀的絕對方式,現在他更明白使用長鏡頭的意義,“不是所有的戲都需要這種沉浸式、在一個連續時空裡發生的。也可以去切一些鏡頭,以達到更好的節奏。”在《永安鎮故事集》中,他就少用長鏡頭,不像原來這樣必須框定限制在一類鏡頭語言裡。
《野馬分鬃》裡的迷惘青春,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對自我認識的盲區,對社會的不理解,他所做出的反抗和無效結果,全都定格在魏書鈞的大學、魏書鈞的2012年與電影拍攝時的2019年裡。魏書鈞說,他無法再重新寫出這種主題了,往後想做出新的嘗試。
他不排斥商業或型別,但明確不會去做“誰拍都差不多”的專案,“能參與故事,有一個作者表達和態度,就可以了。”他的每一部電影都想有一些新玩法,就像他小時候喜歡在小事情上做文章,喜歡改變髮型,喜歡標新立異,喜歡讓自己和大家都不一樣。拍出有個性的電影,是魏書鈞想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