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90後，三進戛納，戛納國際電影節的評審組稱讚他是“天賦過人的年輕導演”，魏書鈞有著國內同輩導演難以企及的履歷成就。
他的短片《延邊少年》曾獲第71屆戛納電影節短片單元特別提及獎；長片《野馬分鬃》入圍第73屆戛納電影節的官方單元，是2020年中國大陸唯一入圍戛納的電影；最新影片《永安鎮故事集》則再度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又在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上斬獲費穆榮譽最佳導演獎。
《野馬分鬃》是魏書鈞第一部透過院線與國內觀眾見面的電影，它所講述的那些人與那些事，有魏書鈞本人模樣和身影，也有當下廣大年輕人正經歷著的青春印跡。
許多導演在電影創作起步時，都會拍自我，拍半自傳性質的影片，將他們的成長往事投射到角色裡，侯孝賢有《童年往事》的阿孝咕、《風櫃來的人》的阿清，姜文有《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馬小軍，而魏書鈞有了左坤。
左坤的故事是這樣的：他是錄音專業、臨近畢業的大學生，遊蕩在學校、家庭、女友、年輕導演的片場、實習打工之間，成熟的實踐經驗與大學老師的刻板教學時而產生矛盾，他野蠻生長，也橫衝直撞，差點無法順利畢業。他有一輛吉普車，雖然不知道未來在哪，但他知道一定要去遠方，像一匹野馬賓士在遠方的草原上。但到了最後，他更像是在打太極拳裡的一招“野馬分鬃”，打完了，仍困頓在原地。
魏書鈞接受1905電影網採訪，回顧起《野馬分鬃》與當年青春，他說，“雖然知道那時候做了很多無因的反叛，有時候會給別人造成困擾，也會給自己帶來困擾。但是我透過拍它，感覺那種不知所措，一去不復還了。”他想起聯合編劇跟他說的話，“這個電影拍完，咱們這個青春就落幕了。”
青春的“夾角”
《野馬分鬃》的誕生源自魏書鈞一段發生在2012年的真實經歷。他買過一輛二手吉普車，也有一段特別不靠譜的青春時光，本想開著吉普車去一趟內蒙古，但是一直沒去成，後來把車也賣到了那裡。
“我開始想，這個車在內蒙古的樣子，它是在使用中？在放羊？還是就停在一個什麼地方，報廢掉了？我不知道，但這個車就是去到了那個草原，這是我一開始想把它作為電影的一個出發點。”
電影的開場是阿坤在駕校裡學開車，和教練大吵一番，他氣沖沖地離開駕校，之後開啟了他的二手吉普車之旅。一路兜兜轉轉，也磕磕碰碰，最後不得不賣掉吉普車，結尾的一個鏡頭是阿坤侷促地坐在出租車裡。一匹奔向疾風的野馬，最終仍受困規訓在社會都市的車水馬龍里。
起初，魏書鈞用三天時間就寫完分場劇本，提取了很多個人經歷作為故事情節，但是他發現所有令他印象深刻或有感受的事情都堆疊在一起時，這種表達就非常不具力，“太不知道往哪打了，就好像是一段時光的紀錄片或日記一樣。”這種圍繞一個人去展開的電影，有那麼多側面和角度，要著重去寫哪些，魏書鈞陷入困惑。
他找編劇、攝影師等主創一起來看劇本，提出各種各樣可以挖掘的角度。他發現，最值得寫的是“這個人當時的狀態和他與環境的最大夾角，這才有最大的戲劇坡度。”因此，他決定把阿坤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作為核心情節，去掉無關枝節，再重新修改故事。
魏書鈞本想找一個和他長相和性格都很像的人來扮演阿坤，尋找合適的演員變得相當困難。直到他偶然看到侯孝賢導演的一段採訪，講述《童年往事》的選角失敗感悟。侯導說因為那是他自己的經歷，就想把電影角色和記憶中的原型去做對照，但越對照越發現他們有很多不同。因此他總結，找演員不要以記憶中的執念為參考，應該找一個大致相似的演員，演員身上的特質也能為電影帶來新的創造。
這令魏書鈞茅塞頓開，“我知道劇本中的阿坤其實是一個新角色，要和周遊這個演員共同在攝像機的建構下完成它，電影最終實現了，觀眾看到的這個角色，他不是我，不是周遊，也不光光是紙面上的阿坤。”
《野馬分鬃》的鏡頭語言隱於無形，如果不仔細察覺，很難發現每一個場景基本上都是用一個鏡頭或最少鏡頭去完成排程，這種長鏡頭的場面排程是魏書鈞和攝影指導一起定下的拍攝方式。
“這是一群年輕人的肖像，我們想用更大的景別，更客觀的方式。我們選了一個超寬的鏡頭，後來裁掉了一部分，只用1：1.85，它的透視關係也更接近人眼真實看到的視覺維度。”魏書鈞表示，“我想把三腳架作為剪輯臺，三腳架每一次推，每一次搖，其實就代表了剪接。人在這個空間裡的變化，語言的變化，我就用這種方式去完成。”
戛納與大眾之間的偏差
魏書鈞十四歲以演員身份觸電影視行業，大學就讀中國傳媒大學錄音專業，但他最想做的事情是當導演，拍電影，後來讀導演系研究生，拍出畢業作品《延邊少年》，在戛納嶄露頭角，獲得獎項榮譽。
自此，魏書鈞連續三部作品都入選戛納，受到國際認可。戛納選片評審對《野馬分鬃》做如此評價：“極簡的敘事結構下是如空氣一般自由的青春旅程，其頗具創意的情節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為華語影壇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和力量。”
上一位屢次得到戛納入圍資格的中國大陸導演是賈樟柯。從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在世界影壇的崛起，第六代導演轉變書寫中國故事的不同視角，到魏書鈞這樣90後的新生代導演。戛納這座電影藝術的最高殿堂，似乎從他的電影裡，透過現實主義的視野，找到了觀察當下中國面貌，認識當下中國年輕人狀態的全新路徑。
我試圖從魏書鈞這裡尋求他的答案，問他是否戛納透過你的作品看到了不一樣角度的中國電影？“你的角度我可以這麼理解，但是我無法複議這句話”，魏書鈞說，“我無法去揣測一個電影節的決策層面，對中國電影的看法，我沒有權利，也沒有資格去這樣想。”他認為戛納提供的是一個多樣性的平臺，讓原本不被大眾關注或看到的電影擁有曝光的舞臺，大家可以討論、批評，可以找到它的觀眾群體，這是意義所在。
《延邊少年》和《野馬分鬃》在國內國外卻有不同境遇，一面是來自國際影展和影評人的肯定，一面是在面對國內觀眾時，遭遇口碑評價不高的差異。魏書鈞坦言，他會看豆瓣上的評分和評論，但不會有心理落差，反而有很多意外的發現。
“有時候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確實能發現一些我自己沒意識到的問題。如果說的非常準確，我真的就會反思，如果只是一家之言或我想完以後覺得沒那麼有道理，我就不會特別在意這種批評。”
他同樣在乎電影的表達效率，“電影拍出來是給別人看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至少我的電影是這樣。大家是否能明確地在一個合適分寸裡得到我想表達的資訊，我一直在注重這件事。”不過他也認為，無論觀眾是否得到他想輸出的內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過程，是電影上映以抵達觀眾，達到兩邊素未謀面的人的一種精神溝通。
魏書鈞的未來
相比國內的很多青年導演，魏書鈞的看片量並不多，他算過，目前大概是一千多部。“原來有一個記者給我確診了，說你不屬於迷影，你就是影迷，而且是普通影迷。”
“最早上本科的時候，特別喜歡看蓋·裡奇、昆汀這種能夠激起那個年齡興奮感的電影，後來愛看犯罪型別片，2016年底開始看藝術電影。”除了看電影，魏書鈞認為理解自己、認識自己和生活中的關係，包括觀察身邊人的感受，對創作也很重要。
從《野馬分鬃》後，新電影一部接一部，魏書鈞“跑”得很快。採訪他時是在今年8月，他透露正在準備拍攝下一部聚焦父子情感的新片《白鶴亮翅》，影片會在東北和海南兩個地方拍攝，9月開機。
《白鶴亮翅》不是《延邊少年》《野馬分鬃》這類青少年故事，不是關於尋找遠方與失落感，也不是《永安鎮故事集》關於電影拍攝的那些事，“是和我的生活體驗有點遠的故事。”魏書鈞透露，《白鶴亮翅》後他手上還有一個進度相對比較成熟的新專案，是小說改編。他第一次改小說，計劃明年夏季再拍。
“我對電影的認識一直在變化”，如今回看《野馬分鬃》，魏書鈞坦言有些遺憾。比如他發覺“一鏡到底”不一定是表現客觀的絕對方式，現在他更明白使用長鏡頭的意義，“不是所有的戲都需要這種沉浸式、在一個連續時空裡發生的。也可以去切一些鏡頭，以達到更好的節奏。”在《永安鎮故事集》中，他就少用長鏡頭，不像原來這樣必須框定限制在一類鏡頭語言裡。
《野馬分鬃》裡的迷惘青春，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對自我認識的盲區，對社會的不理解，他所做出的反抗和無效結果，全都定格在魏書鈞的大學、魏書鈞的2012年與電影拍攝時的2019年裡。魏書鈞說，他無法再重新寫出這種主題了，往後想做出新的嘗試。
他不排斥商業或型別，但明確不會去做“誰拍都差不多”的專案，“能參與故事，有一個作者表達和態度，就可以了。”他的每一部電影都想有一些新玩法，就像他小時候喜歡在小事情上做文章，喜歡改變髮型，喜歡標新立異，喜歡讓自己和大家都不一樣。拍出有個性的電影，是魏書鈞想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