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荷西帕
編輯/曹吉利
四年轉瞬而過，又一屆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在即，不知道今年的“義烏指數”還能否應驗？
回望2016年下半年，希拉里和特朗普在電視上唇槍舌劍，太平洋這頭，義烏商人同樣焦急。
投票日前夕，CNN公佈民調結果：希拉里支援率49%，高於特朗普的44%。一些支持者開始提前慶祝美國史上首位女總統的誕生。
應援道具的訂單源源不斷飛向義烏，忙碌的中國老闆們擠在一米見方的狹窄商鋪裡簽發貨物，由此發現玄機：輸家未必就是特朗普。
不久後，義烏人的預言果然成真，“義烏指數”的概念也應運而生。
這些學歷不高的商人，一夜間變成掌握真正民調的“大選專家”。隨後的幾年，總有人把目光投向小城義烏，對著堆積如山的小商品求籤問卦。
產地義烏的應援帽，大選必備佳品。/《衛報》
今年大選前，有記者早早守在商鋪門前。商人李清香根據賣出應援旗的資料，篤定地向《聯合早報》宣佈她的結論：“當然是特朗普贏。”這篇報道，也乾脆用了“義烏指數洩露美國大選天機”作為題目。
當然，並非所有義烏商人都如此直率。不久前，一位接受訪談的義烏老闆向我們熱情地介紹店裡的新品——印著“TRUMP 2020”的棒球帽，五種顏色，價格公道。
但問起特朗普和拜登誰的贏面更大時，他忽然像電視機裡的時政專家一樣諱莫如深：“不能告訴你。”
“無中生有”的義烏神話
有人做過估算，如果在每個店鋪前駐足三分鐘，那麼大概要花整整一年時間才能把義烏國際商貿城逛完。一眼望不到頭的小商品市場，某種程度上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的轉速錶。
而對當地人來說，這座四十年來不斷擴張的市場，無疑是一座巨大的造富機器。紀錄片《海上絲綢之路》曾給出一組粗略的資料：商品貿易的繁榮，讓義烏誕生了1000名億萬富翁和5萬名千萬富翁。
將時間撥回到四十多年前，義烏人最初走街串巷、追逐財富的理由也僅僅是一個“窮”字。這種告別貧窮的決絕，令義烏商人具備了靈活的策略和果斷的作風。
“浪莎，不只是吸引。“1996年一整年，張柏芝都用這句朗朗上口的廣告詞告訴觀眾，只要穿上浪莎絲襪，就能和她一樣年輕時尚。
在那個資訊匱乏的年代，電視廣告更可能左右消費者的選擇。/浪莎廣告
當時的中國襪業，因為資金和技術的匱乏，陷入了無望的低價競爭。在義烏的小商品批發市場，一雙襪子的價格甚至比不上幫別人擦一次鞋。
憑藉這支僅僅5秒的廣告片，浪莎一下子在零散失序的市場中佔據先機。踩著央視史上第一條襪子廣告片，這個從義烏出發的小品牌，一躍進入中高階市場。
作為浪莎創始三兄弟之一，翁榮金自己都想不到，早年摸爬滾打的經歷，會在若干年後成為電視劇《雞毛飛上天》的素材。
電視劇一開頭，張譯飾演的陳江河提出要把所有機器換成昂貴的單針電子提花機，沒有人支援這樣的冒險，最後，陳江河寧願自己貼錢更換機器——在上海的外貿店裡，他親眼見過一雙可以賣到12元天價的進口襪。想要活下去，必須做出取捨。
義烏的發展，並不是無中生有。/《雞毛飛上天》
有觀眾感慨，這是一個典型的“義烏時刻”，在義烏崛起的路上，類似的節點還有很多。
剛剛經歷過時代鉅變的人們，都不敢輕舉妄動，生怕哪一天風向轉變。“在這個時候，只有能嗅準風向的雞毛才能飛上天。”
現實中翁榮金和浪莎的冒險，比電視劇來得更加大膽。在投入電視廣告的同年，翁榮金引進了1000臺當時最先進的義大利襪機，足足比國產裝置貴7倍。
這項投入幾乎使浪莎失去了所有的流動資金，卻也讓每位工人的生產效率超出同業數十倍。由此，浪莎完成了從小作坊到全球“襪子大王”的關鍵一步。
即使你沒穿過，也一定聽說過浪莎。/浪莎襪業
襪子大王、拉鍊大王、氣球大王……義烏的故事裡不缺少傳奇。但就像翁榮金最初選擇襪業看重的就是襪子的薄利，“由小起家”才是這些財富神話的核心。
“吸管大王”樓仲平深耕數十年，生生把小吸管做成大生意，他的雙童吸管佔了全球市場三成份額。樓仲平早早立下規定：每個客戶的訂貨數不允許超過生產總量的3%。
時間證明了他的遠見。在多次金融危機的洗禮下，分散風險的做法，讓雙童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
“一分利撐死人，一毛利餓死人”，生意沒有輕重，職業不分貴賤，這是義烏人的生意經。如果非要追問這種思想的源頭，義烏人可能會告訴你：“人嘛，窮到頭了，自然就會想辦法活命。”
義烏江由東向西，特立獨行地流淌。/圖蟲創意
當第一個義烏人挑起扁擔，搖動撥浪鼓，走過山路和街巷，將自家熬製的紅糖換成雞毛，一種強大的商業力量就化作東風，託著雞毛慢慢升高。
“百樣生意挑兩肩，一副糖擔十八變；翻山過嶺到處走，混過日子好過年”，挑貨郎是義烏最早的流動攤販，也是串聯著各地的毛細血管。
義烏人擺脫貧窮的信念格外強烈，因此，當改革開放的時機來臨時，哪怕鬆動的縫隙只透出一絲光亮，他們也緊緊抓住了時機。
1978年的夏天，《紅樓夢》在義烏重映，那時距離義烏人上一次看古裝電影已經過去了十年。觀眾蜂擁而至，即使每天連排五場，依然座無虛席。
100分鐘的電影自然不過癮，影院門口有小孩推著腳踏車賣起《紅樓夢》周邊產品。寶黛釵的照片和明信片，一塊一張，稀罕至極。
義烏是市場上的城市。/圖蟲創意
給這些孩子供貨的，是27歲的何海美。原本生計所迫才來做生意的她，三天下來竟然賺到了150元鉅款，是她丈夫近半年工資的總和。
何海美一下子有了信心，打算把小生意認認真真地做下去。三年後，她攢下驚人的五萬元存款；三十多年後，作為商戶代表，她將自己創業時用過的撥浪鼓作為紀念品，送到國家總理手裡。
當然，義烏人的生意不是總能一帆風順。
1980年，義烏縣政府嘗試性地頒發了七千餘份“小百貨敲糖換取雞毛什肥臨時許可證”，旋即被舉報為資本主義溫床。
“農民不能棄農經商”“集市貿易不能經銷工業品”“個體不能批發銷售”，一夜之間，各種禁令落在義烏人頭上。
集市關門了，家裡揭不開鍋的日子又找上了農村婦女馮愛倩。1982年的一天傍晚，路過縣政府大院的她，剛好遇到了新來的“縣太爺”謝高華。
性格直爽的馮愛倩立即上前攔住謝書記，向他“討要說法”：“辛辛苦苦賣點別針、鞋帶、紐扣，怎麼就成了‘資本主義的尾巴’？”
“事情不是這個事情，理也不是這個理。”/《我不是潘金蓮》
講得激動了，馮愛倩給書記遞上了香菸。當時謝書記抽的是3毛5的藍西湖，馮愛倩抽的是1毛7的大重九。書記很自然地接了煙，馮愛倩就覺得他會幫大家解決問題。
“出了問題我負責，我寧可不要烏紗帽。”1982年，謝高華頂著壓力開放了義烏縣稠城鎮小百貨市場，成為了義烏的第一代市場，馮愛倩也獲得了義烏0001號許可證。
結束了走街串巷的遊商時代，義烏生意人們搬進了市場，日復一日的嘈雜喧囂裡，這座小城加速起飛。
經過1984年底開放的第二代馬路市場，1986年開業的第三代大型混凝土市場，到了1992年，第四代篁園市場已經位列全國市場榜首。
2002年，義烏第五代市場建成，原來的地攤和大棚成了義烏國際商貿城，容納20萬人、5萬家商鋪的龐大建築，從一區到五區，單程要走5.5公里。
在義烏開始做生意，太容易了。/圖蟲創意
北大人類學博士高孟然這樣描述義烏的城市面貌：和大多數城市不同，義烏少有封閉式的單元社群，那裡遍佈的都是六層左右的小樓房，每座樓房的一樓都可能是一個批發市場或是倉庫。
市場早已遍佈城市的各個角落，與其說市場坐落在城市裡，不如說城市就是一個大市場。
短短一代人的時間，義烏的GDP已經超過了許多三線城市，2019年，義烏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121元，是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兩倍還多。這座不可思議的城市，終於從貧困之地上崛起而成為富裕之都。
四十年過去，熙熙攘攘的小商品市場，分明像一個巨大的櫥窗，陳列著無數致富樣本，記錄著中國人關於財富的想象由抽象化為具象。
廣州：潮流這種事，從來等不了遲到的人
如果說義烏的發展摻雜了許多偶然因素，那麼一千二百公里外的羊城廣州，則是被大時代選中的貿易之地。
鬧鈴在早晨六點準時響起，恩恩飛快地起床出門，她要在七點半前，趕到位於十三行批發市場的新中國大廈。
每天這個時候，十三行忙碌的街頭就成了新一季的時尚秀場。打扮入時的十三行小妹們從廣州各個角落湧來。眼下流行什麼布料、什麼元素，你只要站上一會，就會了然於心。
七點半還沒有開店就要被罰款，這條規定考驗了一名優秀店主的基本素質。畢竟潮流這種事，從來等不了遲到的人。
批發市場的潮流趨勢一瞥。／圖蟲創意
恩恩經營一家潮流韓裝檔口，她選擇十三行作為自己服裝事業的出發點，是看中了這裡相對低廉的成本和俯拾皆是的機遇。
到店之後，先接待來打單的客戶。
“來看貨的什麼人都有，二級批發市場、實體店，還有自己開了連鎖品牌店的。他們沒有工廠生產，就從這裡進貨，回去貼上自己的標。”
如果倉庫裡有現貨，那就可以直接出貨。要是有新的版式需要重新下單，那麼下午還要跑一趟布匹批發市場。
“這裡的檔口，十個裡五個賠、兩個穩、三個掙。”恩恩總結，只有服務好每個客人，建立起長期合作，才能在十三行生存下來。
有的檔口忙不過來，請了小妹幫忙，穿版、拍版，學習跟客戶溝通、瞭解流行趨勢，樣樣都要做。過不久，她們之中的某個就會像恩恩一樣，成為下一個檔口的主人。在這個“國產快時尚”的源頭，類似的白手起家故事每天在流傳。
幾平米的檔口承接著通往全國的貿易網路。／圖蟲創意
從1998年新中國大廈開始營業起，每天上千噸的服裝從這裡流向世界各地，開發流行新款的能力才是十三行市場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有時候在面料市場，你會發現某種面料到處都是，這就是爆款。比如說今年就特別流行扎染。”恩恩說，對於有經驗的檔主，流行的訊號無處不在。
爆款一詞，十三行的店主們絕不陌生。早在90年代，移動網際網路還遠在天邊的時候，一種臨時拼貼的雜誌就在市場中流傳，那上面就有當天的服飾“爆款”。
每天清晨，分門別類的“潮流服飾集選”上市。裙子、上衣、西裝、日版、韓版、歐美款……最新款的圖片從各種網站上列印下來，裝訂成冊，賣給檔口的老闆。這種不那麼正規的刊物，甚至賣得比衣服還好。
廣州，首先讓中國人見識了商業盛社會的力量。／圖蟲創意
按照恩恩的說法，如果出現一個爆款，整棟樓乃至整個廣州市場都會知道，市面上的許多版都會莫名其妙變得雷同。
她自己也常常買日韓的版或者網路上的爆款，回來做簡單修改，但改動不會太大，因為爆款就是“爆在版型上”。
用最低的價格追趕潮流是十三行無可替代的優勢，早些年用20塊錢，就能在這裡買到其他地方絕對買不到的新款。
下午兩點之後，新中國大廈關門，恩恩由西向東穿過悶熱的廣州市區，趕到位於珠江南岸的中大布匹市場。她要抓緊時間為上午的訂單下單布匹，再自己找車運往工廠。三點半這個節點與早晨七點半一樣重要，時間稍縱即逝，“下單晚了，就趕不出來了”。
從更高的視角看，十三行不是廣州服飾業唯一的中心，而更像是流程中的一環。
全國最大的紡織品交易市場，還有大型輔料市場、製衣廠、皮革交易市場，以及每個與檔口相連線的倉庫和物流點——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分佈於市區各處，共同支撐起廣州商貿之都的地位。
小時候的布匹市場，令人懷念。／圖蟲創意
“僅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從幾百年前那紙遙遠的詔令開始，廣州就承擔起貿易中介的使命。改革開放初期，華僑、資金、技術和淘金者率先湧入，這座城市又一次站立潮頭。
1986年，那條“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特殊標語，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南大門廣州。國慶節當天，八個大字在廣州火車站廣場上空亮起。
此後的三十四年，廣場上的人潮起起落落，周遭的廣告牌換了又換，香港澳門相繼迴歸，廣州的批發市場裡誕生無數“冒險家”，在市場大潮裡搏風擊浪。
京廣鐵路、廣深鐵路、廣茂鐵路是串聯全國的重要動脈。／圖蟲創意
《新京報》採訪過一位從揚州來的“第一代打工仔”，他本是家鄉國營服裝廠的學徒工，一個月能掙120塊錢，因為老鄉的一句“廣州好”而南下廣東，算上加班費，工資比原來漲了六倍。
短褲T恤、港式裝扮的潮流男女，編織起最早的“改革開放最前沿”生活圖景。
將目光聚焦廣州的，還有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傅高義。回憶起80年代初到廣州的印象，傅高義寫道：“你很容易判斷街邊的一位年輕人是香港人還是本地人，因為他們的衣著和神情太不相同了。”
當時的傅高義未曾留意，遜色於香港的廣州，卻已經悄然引領全國的服裝趨勢，成為中國年輕人心目中的時尚之都。北京動物園、杭州四季青、上海七浦路……廣州式的服裝批發市場，在全國許多城市落地開花。
不少城市批發市場的貨源都是十三行。／圖蟲創意
當年有媒體記錄過一件衣服以廣州為起點的旅程：一大早從十三行批發市場打包發出，不超過第二天早晨七點，包裹就會被北京動物園批發市場簽收。
一陣全新的服飾潮流，從廣州吹到北京，最快只要一天時間。
著名的“動批”幾乎是一代北京人的啟蒙之地。二三十元的小衫、不足百元的外套，還有最新款的電子手錶，動批的商品便宜得驚人。
不僅年輕的男女會從北京的各個角落湧入動批，希望手握最少的鈔票，獲得最時髦的配搭，甚至不少明星也曾是“動批族”一員，據說范冰冰經常去動批淘衣服，能把原本300元的衣服砍價到一半以下，郎平也被拍到過在動批替女兒選牛仔褲。
懂行的人會告訴你，早去才能遇到好貨，因此5點起床摸黑去動批淘衣服的人不在少數。每個月花上不太多的錢，就能穿上最流行的款式，甚至和大牌混搭也毫不遜色，這就是服裝批發市場的魅力。
北京動批，是記憶裡的潮流聖地。／網易新聞
沿著京廣線，批發市場一路北上，攻城拔寨。商品社會的發展讓農戶成了小企業主，新的個體戶階層就此產生。即便經營規模較小，許多小商戶的收入也要比普通職工高很多。
傅高義後來將對廣東省的長期調研結集成了《先行一步》，他提到：
“相當多的個體戶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相當於幹部最高工資的幾倍，月收入幾百元的個體戶比比皆是。”
雖然最初暴富的個體企業主受到不少偏見，但他們穿潮流服飾、上高階飯店、看錄影帶、騎摩托、外出旅遊的生活終究是令人羨慕的，尤其是對年輕人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
只要會搭配，十幾塊錢的衣服也能穿出時尚。／圖蟲創意
只不過，以上種種傳奇已是過去式，在這個屬於網際網路的時代，服裝批發市場早就不再是引領潮流的那一個。
晚上十一二點，向工廠下完訂單、確定新款選版的恩恩終於下班。“服裝行業的市場節奏太快了”，一個人撐起一個檔口的常態就是應接不暇。
韓流服飾之外，恩恩還試過做棉麻服裝，目前也在為品牌做設計師。但沒有誰能準確地把握下一次潮流。
深圳，不只是華強北
在地圖上，深圳與廣州咫尺之遙，但具體到批發市場，這兩座城市的風格大相徑庭——從遍佈騎樓的十三行，來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南海之濱，一切都是嶄新的。
1991年，在國務院下屬機構做政策研究的程一木做了一個當時看來不可理喻的決定——他要放棄公務員的工作，把所有的生活搬到遙遠的深圳去。
在派出所，遷戶口的警察手握印章，看著他說：這圖章一落下去，你的北京戶口可就沒了。
即使到了今天，程一木也說不清楚，國務院的公務員身份“說不要就不要了”，轉身進入另一種充滿變數的生活，是不是更好的選擇。
但對那時在體制裡待了八年，略覺沉悶的他來說，代表著市場經濟和活力的深圳值得期待。
離開首都，程一木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座只有十多歲年紀的城市繫結，他的落腳處是當時還不怎麼出名的華強北。
四十年前的深南大道還是一片荒地。／解碼深圳·華強北
在程一木的記憶裡，那時候的華強北是個純粹的工業區，沒什麼生活氣息。“華強北公交站那時候叫電子廠，一個很安靜的地方，打個車過來都要很長時間。上班的時候街上沒人，下班滿街的打工仔打工妹。唯一熱鬧的就是賽格電子市場。”
年輕的城市僅僅奔跑了十年，關於未來的想象依然模糊。
如今淹沒在一幢幢高樓中的深圳電子大廈，當時可是人們引以為豪的地標。1981年，這座僅20層，69.9米高的建築破土動工，成為深圳建築史上的首創。
特區的名頭傳遍全國，但是面對雜草殘塘，下不了決心的人也不少。當地人用腳踏車來作為第一批“冒險者”的代號，說他們 “飛鴿”的多，“永久”的少——飛鴿產自天津，永久產自上海。
香港的商人們也摸不準對岸的風向。據說，當時有人每天用望遠鏡觀察電子大廈的建造進度，將其視作經濟開放的標誌。
但程一木覺得這種描述不免誇張，因為那時的深圳周圍還是一馬平川，從香港的落馬洲直接就能看到電子大廈，根本用不到望遠鏡。
電子大廈成為了改革決心的象徵。／解碼深圳·華強北
毫無疑問，電子大廈落成的意義是巨大的，不論是深圳人，還是外來商人，都有了特區最初的發展信心，就連剛成立的深圳電視臺每天都用電子大廈作為開播畫面。
華強北最先活躍起來的是視聽產品。一大批從華強北路和深南大道賣出的收錄機、收音機、電子手錶，開始進入日常生活。這對於依然過著憑票供應物資生活的內陸居民們，簡直難以想象。
90年代初，深圳的收錄機行業就已經達到1000萬臺的年產量，佔全國的60%。百貨商店的老闆經常用麻袋裝錢過來提貨，生產多少臺，就馬上拉走多少臺。
深圳比內陸許多城市更早地感受到了商業社會的氣息。／圖蟲創意
蓬勃發展之下，體制轉換的矛盾也愈發突出。
程一木解釋，當計劃經濟還是主要經濟模式的時候，電子配件的供應完全根據電子部的計劃，對於深圳的公司來說，如果沒有進入計劃，一些電子元器件的進口就成了問題。
針對這一瓶頸，時任深圳電子集團董事長的馬福元想起在日本參觀過的秋葉原電子市場，那裡的電子元器件和商鋪種類眾多，熱鬧得就像是瓜果蔬菜市場一樣。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個類似的電子元器件集市，讓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和客戶都能在這裡找到想要的配套原件？
就這樣，賽格廣場看似偶然出現，最終成為了中國電子產業鏈市場化平臺的起點。
賽格廣場的一米櫃檯就是致富的秘訣。／圖蟲創意
賽格、華強、新亞……電子製造業的發展和對電子配套元器件的需求相互刺激著成長。當華強廣場新樓落成發盤的時候，六萬平方米的商鋪招租，三小時內一搶而空，如果你搶到一張鋪位的申請登記表，就等於手握5萬塊錢。
廣東人把轉讓費叫做喝茶費，當時有人只靠“喝茶費”就能掙錢。市場異常緊，不是誰都能喝得起這杯茶，一個普通商鋪喝茶費就要七八萬，值得上新聞的喝茶費要炒到16.8萬。
BP機、大哥大、DVD、MP3、手機、電腦……一代代電子產品的流行，給了華強北一個個突破自己的機會。2008年華強北拿下了“中國電子第一街”的牌子，當時北京的中關村是不服氣的。
電子元器件市場的設想在華強北實現了。／解碼深圳·華強北
程一木是華強北申報這個稱號的主要參與者。“中關村只能說是以零售為主，但華強北是一個全產業鏈的電子市場。”他認為正是產地市場的屬性，讓華強北迎來了它的巔峰時期。
當時的華強北彙集了700多家商場，日客流量近百萬人次，年銷售額260億元，從業人員多達13萬，有的檔口老闆一天可入賬數百萬。全球手機的出貨量約兩億多部，華強北就佔了一個億。
手機市場和相關配套設施也發展了起來。／圖蟲創意
可以說，華強北的所有繁華都和一項技術分不開，它既點燃了華強北的光芒，也為日後的困境埋下伏筆——
2003年，聯發科提供了一種一體化晶片解決方案。一夜之間，手機制造成了一門“非常簡單”的生意，廠商只要裝上電池和外殼，手機就可以出廠了。技術壁壘轟然倒塌，組裝機遍地開花，華強北黃金時代的背面是兩個並不光彩的大字：山寨。
賽諾的《2013中國山寨手機市場調研報告》顯示，2008年華強北的山寨手機商家多達5000多家。要多卡多待，還是多系統，這裡的手機應有盡有。
《天下網商》記錄過當時一位華強北店主的經營模式：三星的新款W899手機，上市售價13999元，他這裡的山寨機只要一千塊，外觀甚至功能都一模一樣，只是質量稍顯遜色。
每天，山寨廠商都會造出全新的山寨手機，全套的生產供應鏈給深圳數碼產品行業帶來了短暫的繁榮。欣喜若狂的人們還不知道，這種繁榮的代價將是什麼。
華強北的巔峰時代轉瞬即逝。／圖蟲創意
2017年9月13日，iPhone X的釋出會如期舉行。此時距離第一代蘋果智慧機的發售已經過去了十年。
十年時間足以讓一個行業翻天覆地。4G取代了3G，功能機早就失去了商機，晶片一體化技術隨之沒有了用武之地。政府對假冒偽劣產品的打擊力度逐步提高，品牌手機的價格卻紛紛下探。華強北5000家山寨機企業的消失，宣告了一個時代的落幕。
但新的時代總會孕育新的模式，華強北隨著行業一起轉型。
2017年9月13日凌晨，iPhone X在萬眾矚目中正式釋出，眾多商家看了剛剛結束的釋出會，馬上嗅到商機，他們預感iPhone X會火，第二天大量買家湧入之前，華強北的商家已經四處蒐羅模具和供應商，山寨品甚至比正品跑得還快。
華強北甚至一度成了山寨的代名詞。
華強北一棟叫飛揚時代的大廈，開始被稱為全球最大二手iPhone交易中心。二手手機也有鄙視鏈，保修期內出現故障，並且在官方售後維修的叫官換機，是二手貨中的珍品，接下來依次是衝新機、靚機、小花、大花，價值也隨之層層降低。
智慧機時代，華強北的繁忙併未消失，從美國收來的手機在香港大量匯聚，經由香港供貨華強北，再從檔口流向各級零售市場。蘋果機買賣、智慧硬體裝置，甚至是美妝直播取代了從前的山寨機生意，只是在日復一日的時光裡，“引領”“前沿”一類的字眼愈來愈少被提起。
程一木說，華強北沒落了是對它錯位的期待。華強北作為電子元器件的中心依然沒有改變。甚至有一種誇張的說法，華強北的一次堵車，就能夠引起中國元器件市場的價格震盪。
前浪故事的下半場
曾經，批發市場的出現，給了那些勤奮而勇敢的人一個創造財富的機會——
從泥土裡生長起來的義烏看似“無中生有”，但在絕境中讓雞毛飛上天的商業嗅覺和特殊背景中延續下來的政商關係，也可以說是貧瘠之地的意外饋贈。
香港中文大學的麥高登教授提出，義烏是“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在義烏做生意靈活度很高。你可以把價格壓得很低，店主也不會拒絕你，但他會給你做出一種質量不如店內樣品的商品。”這是一位義烏老闆口中的中國人的智慧。
作為貿易之都的廣州，則以包容的姿態和探索的決心，讓轉型之初的人們感受到深刻的系統性變化。
離開土地和單位也能生存下去的訊號，讓人們紛紛南下，擁抱新的就業機會，商品和勞動力重新自由流動起來。
而當華強北出現在世人眼前的時候，深圳的科技力量早已蓄勢待發。和其他城市不一樣，深圳可以說先有了企業、有了經濟，才有了城市。
回過頭來看，小商品、輕工業和電子科技，恰好是義烏、廣州、深圳這三座城市對四十多年來產業升級的白描記錄。
但此刻，這一通向財富的道路似乎不再通暢。
時隔多年，有人把華強北的失落歸結於華強北地鐵站的建造，從2012年開始，道路一封就是三年。圍住了施工現場的同時，也擋住了國內外的客商。
但這樣的理由顯然太過膚淺。事實上，在這“錯過”的歲月裡，手機通訊和計算機兩個行業已經融為一體，產業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晶片大戰”，讓國人紛紛關注起國產晶片的差距。面對這場硬仗，需要站出來接招的早就不是華強北了。
華為、騰訊、大疆、比亞迪……從軟體到硬體，深圳孵化出無數創新企業，但都與熙熙攘攘的華強北無關了。從華強北到粵海街道，不到二十公里的距離，已經跨過整整兩個時代。
在資本和科技加持之下，批發市場老闆們賴以發財的“資訊差”不復存在，我們很難簡單地判斷這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只是在最初的一批前浪收穫資本，順利退場之後，今天的批發市場在國人的生活秩序中變得格外平常，改變命運的希望愈發渺茫。
凝視那些批發市場的身影，我們很容易捕捉到一代“前浪”的發家軌跡，卻怎麼都看不清“後浪”與之相關的未來。
在深圳，看到年輕人對公務員考試的熱情，當初辭職下海的程一木，不免感慨；
在廣州，年輕的恩恩離開了，但還有很多人留在漸漸冷清的十三行，堅守那些並不算久遠的傳統，他們都清楚地明白，如今的十三行不再能被視作流行先鋒；
在義烏，在父母攤位上長大的那一代人，站在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門前，還會相信“騎著單車進來，開著寶馬出去”的夢想成真嗎？
去年，義烏當地論壇上，有網友發帖：聽說某地即將拆遷，每平米補償數萬，有人一夜之間就將身家千萬。醒目的主題下，擠滿了熱烈討論的網友。
時代兜兜轉轉，在屬於高科技和巨頭的年代，普通中國人對於財富的想象，再度變得平庸而雷同起來。
文中恩恩為化名，感謝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高孟然、深圳市電子商會常務副會長程一木接受本刊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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