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進楊天石的辦公室，覺得這個高大的老者幾乎要被密密堆積的書本淹沒。到處是書，架上案頭，牆腳凳邊，書架間挪出一線小道通向門口，容不下兩人並肩行走，桌邊只留下狹小的空間放了兩個凳子供來訪者落座。楊天石嵌在書堆裡，向記者追溯自己過去25年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歷程。在談話中，他不時地隨口引用史書中的某些章節，為了指明出處，他時時起身，三兩下從書堆中抽出剛剛引述的那本書，略翻幾頁，指給記者看：“就在這裡，我剛才告訴你的那段話。”
“史實敘述的準確和觀點表達的準確”，是史學界對楊天石的評價。正是因為這種治學態度，讓他在歷史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就研究領域而言，楊天石貫穿了晚清史、近現代史和當代史，對中國古代史也有涉獵。在這些領域當中，蔣介石研究和抗戰史研究是重點，尤其是蔣介石研究，他用力最多。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大陸第一人
今年7月，楊天石按計劃又要去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院繼續閱讀蔣介石日記。胡佛研究院已經將蔣介石日記從1918年公佈至1945年，這期間的內容，楊天石已經全部看完了。
楊天石清楚地記得，胡佛研究院2006年宣佈向公眾開放蔣介石日記，同時邀請楊天石赴美閱讀、研究這些日記。3月31日是日記開放的第一天，楊天石唯恐人多佔不到位置，一大早就在門外守候，可等到8點一刻開館時，楊天石左右看去，只見到寥寥數人，“這部日記，在大陸學者當中，我恐怕是第一個讀到的。”
蔣介石從1915年開始記日記，直到1972年臥病不起才中斷，除去其間丟失的四年，儲存下來的共有53年的日記，幾乎一天不落。“中國，乃至世界的領導人中，沒有人有這麼長的日記，這是罕見而了不起的現象。”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北去世，日記留給了長子蔣經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辭世，將父親和自己的日記交給三子蔣孝勇。1996年，蔣孝勇離世，兩蔣日記由其妻蔣方智怡儲存。2004年12月，蔣方智怡代表蔣家將這些日記暫存胡佛研究院，期限50年，蔣家可以隨時取回。其中蔣介石的日記從1918年至1972年止。這些日記的原件皆用毛筆書寫，運抵胡佛研究院之初，由於年代久遠，紙張全部發黃，並且受到水漬、發黴的損壞。負責館藏的技術人員對日記紙張除潮除黴後，放入恆溫檔案庫中，並用高質量的35毫米膠捲逐篇拍攝，再把這些縮微膠捲，以A4大小的紙張影印出來。
楊天石
日記原件存放得極為嚴密，一般人不得靠近，檔案館館長和另一位負責的館藏人員各持一把鑰匙，兩個人一起才能開啟庫門，而即使進入檔案庫，哪怕是蔣家後人也不能接觸原件，只能提取複製件。
楊天石看到的就是蔣介石日記的縮微膠捲影印件。按照規定，楊天石不得對日記進行翻拍，只能使用閱覽室提供的紙和筆進行摘錄。第一次去，楊天石在那裡待了兩個月，翻閱並摘錄了1918到1931年的內容。2007年7─10月，他第二次到胡佛研究院，繼續研讀蔣介石日記。而今年這一次，楊天石希望能看到最新公佈的日記內容。
蔣介石日記可以說是他的反省錄
楊天石對蔣介石日記的搜尋始於1983年。在胡佛研究院的日記開放以前，楊天石便奔走於南京、臺北等地，查閱蔣介石日記的類抄本與仿抄本，但這些版本畢竟都是摘錄，直到2006年日記原版公佈，才了卻了楊天石的諸多遺憾。
楊天石稱，蔣的日記可說是他的反省錄，“讀蔣介石的日記，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而並非為了將來備忘或者出版，其中記錄了他許多真情實感。蔣介石早年每天靜坐，反省自己幹了什麼壞事，有什麼壞念頭，晚上就在日記上寫下來。蔣介石好色，有一次逛街時對面走來一個女孩，蔣一看，喲，這個女孩挺漂亮，心裡動了一下。他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在認識宋美齡之前，蔣日記裡這樣的內容，是很多的。”
“曾有記者要我用幾個字概括蔣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能總結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戀。”自戀這一條，是楊天石最近才補上去的。蔣介石在日記中自視甚高，認為中國有了自己才有希望，評價自己軍事才能超過孫子，文才縱橫天下。楊天石說：“因為他無比看好自己，所以就什麼事情都管，細到重慶的垃圾應該堆在哪些地方，木板床裡的臭蟲如何消滅，甚至女孩子頭髮的長度，他都要過問。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吃飯，蔣認為他吃相太難看，也在日記裡寫，‘我要跟他打招呼’。”
蔣介石對打仗更是事事都管，引來了不少麻煩。1944年日本發動1號作戰，蔣介石直接把電話打到團長、營長跟前。河南戰區的司令官蔣鼎文幾分鐘就接到蔣介石一個電話，一會兒指示這樣打，一會兒又指示那樣打。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我感到蔣鼎文都不耐煩了。”為了打電話，蔣介石凌晨3點就起床，連宋美齡都覺得他太累，可蔣介石認為，這個電話不打不行，否則仗就打不好。
手下的黨政軍幹部，沒有一人可以入蔣介石的眼，但他卻對科學家和工業技術幹部讚賞有加。一次接見完一批工業技術人員後，蔣介石高興地說，“中國還是有人才的。”楊天石笑道：“為什麼他對這些領域的人會欣賞，因為他不懂。”
儘管蔣介石自我反省了50多年，有些毛病卻一輩子都沒改。蔣介石脾氣暴躁，多次打罵身邊的人，從士兵到警衛員，甚至自己的原配老婆。每打一次，他就檢討一次，但屢犯屢檢討，屢不改。此外，蔣介石的孤僻任性，也令人吃驚。孫中山早年沒有根據地，到處漂泊，所以孫中山很想找一塊根據地，培養一支軍隊。他看中了福建一塊地方，就把蔣介石派去了，可蔣到了那個地方三天，就拂袖而去，最終也沒把根據地建起來。這種情況不止一次發生，但蔣介石總能給自己找到一個理由，要麼是別人妒嫉他，要麼是環境不好。
日記中很多內容令人驚訝
作為研究蔣介石多年的學者，楊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記時感到很驚訝，“我說出來很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蔣介石在日記裡寫，曾經想把國民黨改名為中國勞動國民黨，入黨人員須是農民或革命軍人;他還寫準備用3年時間培養10萬幹部，每個幹部必須下鄉3年;軍隊要給農民種地。還有更讓人不能相信的，他寫知識分子要和工農相結合，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這些不是他在騙人，因為他沒有釋出，只是記錄在日記裡了。”
“蔣辦了個黨政培訓班，開學第一天，他擬定題目做問卷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國民黨處處趕不上共產黨，為什麼大學教員都反對本黨?’延安開中共七大，他讀到七大制定的黨章，把其中兩節完整地抄在日記裡，一節是《黨員與群眾》，一節是《上級與下級》。他認為這兩段寫得太好了，‘讀了得益匪淺，本黨必須要奮起急追，否則消亡無日’。”
楊天石發現，蔣介石一直對國民黨的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也想改造。國民黨軍隊上層腐敗，士兵生活困難，蔣介石日記中記錄，他在重慶看到國民黨計程車兵，穿得比乞丐還破，羞憤幾乎要自殺。蔣介石曾決心向共產黨一樣實行土改，並在日記中擬定了數個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國推行二五減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勢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時間，但最終悄無聲息地叫停了。
對蔣介石的認識不能一面倒
楊天石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其後18年都在中學任語文教員。文學一直是他所愛，1978年邁進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時，楊天石還在想：“我在這裡編幾年史書，然後還回頭搞我的文學去。”可是，任何學者一旦踏足近代史，就如同踏上了不歸路——資料浩如煙海，即使窮盡一生，恐怕也難以看完了。
楊天石參加編寫中華民國史，他主張，要編好這段歷史，就必須深入研究蔣介石，“蔣活了88歲，一生經歷了中國諸多歷史大事件，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國共十年戰爭、抗日戰爭、三年內戰，以及他退居臺灣，在近代史研究中，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人物。”
市面上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的評述、研究多種多樣，楊天石卻遲遲不肯動筆，“我的習慣是主要資料不看完不動筆，蔣介石的日記我還沒有看完。”對蔣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學者當數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汪原本邀楊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楊天石應承了此事，但終究沒有動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寫了，觀點也會和李敖先生不一樣。李敖曾被蔣關進監獄多年，他在序言裡說了，這本書是復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靜，客觀，而作為史學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靜客觀。”
1995年，楊天石赴臺參加紀念抗戰勝利50週年研討會，那次會議大陸去了31名歷史學家，當時一位臺灣的年輕學者開玩笑地說“‘共匪’來了”。楊天石聞聽，在會議閉幕式上發言：“過去，國共兩黨彼此都叫對方為‘匪’，歷史證明，兩方都不是‘匪’。”楊天石其後又在文章中闡釋，國民黨歷史上也曾經是一個愛國的政黨，革命的政黨，蔣介石也曾經是革命者。因為這些言論，楊天石曾一度受到多方責難。
至今說起，楊天石依然神態坦蕩。“我只是講事實而已。對蔣介石的認識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時，是進攻杭州巡撫衙門的敢死隊隊長;他反袁，曾是山東討袁隊的參謀長;他反陳炯明，在孫中山危急時刻趕到福建支援他;他建立黃埔軍校，北伐……國共之間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峽兩岸對峙60年，統一是民眾的願望，也是民族復興的必須，當前更應該對歷史中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做出公正全面的評價。”楊天石笑了笑，又補充說道：“歷史學家要堅持實事求是，還原歷史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應該為需要而編造歷史。魯迅說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是寫詩，恩仇不是一笑能笑掉的，要靠我們有勇氣直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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