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王映霞：一個才子，一個佳人，然道不同，於是不能偕老，惜哉!
王映霞可謂是郁達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兩人之間那段以激情始卻以悲劇終的情愛糾葛曾轟動一時，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當年郁達夫在滬上友人家中初識杭州美女王映霞時，一瞥驚鴻驚為天人，遂展開了強烈、真摯而又執著的攻勢。為贏得王映霞的歡心，郁達夫寫了無數的情書和情詩，其中一首被時人傳誦一時:“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1928年2月，郁達夫的熱情終於打動了王映霞，他們也因此成為了那個時代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詩人柳亞子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並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於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鬱、王之間漸生罅隙。後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愈裂愈深，終至最後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郁達夫、王映霞攝於上世紀30年代。
孤身回國
1940年5月，已與郁達夫離婚的王映霞準備離開新加坡回國。臨行前一天，王映霞獨自到學校去把兒子鬱飛接出來看了一場電影，告訴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國去了，以後要學會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當時的心情是極為心酸的。不幸婚姻傷害的並不僅僅是雙方當事人，留在孩子心上的陰影也許一生都不會抹去。隨郁達夫夫婦在新加坡讀書的鬱飛是郁達夫子女中同父母相處最久、也是最瞭解那段歷史的一位。1992年，鬱飛到新加坡訪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鬱飛誠懇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位擁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麼聖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鬱飛在訪談中也不諱言，作為郁達夫的兒子，眼見父親在個人生活與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誤，心中難免有所感觸，他說:“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許也是因為如此。”
當王映霞啟程回國時，郁達夫說他在南天酒樓為她餞別，並寫了《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雲:“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拋白首盟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這首悽婉的離別詩今天讀來依舊令人為之動容，但王映霞卻在其回憶文章中否認了郁達夫的這個說法:“我離開星洲的時候，他並沒有在南天酒樓為我餞別，也沒有寫過兩首詩。我辦好護照離開的那一天，他照常到報館去上班，只是派報社同事送來兩百塊錢給我做路費，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沒有，只有我的女同學和幾個關心我的朋友借給我的路費。”郁達夫究竟有沒有給王映霞餞別?《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是不是郁達夫的“憑空之作”?我們不得而知，如今兩位當事人均已過世多年，這個謎團只有留待後世去研究考證了。
王映霞走後，郁達夫的心情是極為矛盾複雜的。一方面他一直認為王映霞確實與許紹棣有不正當關係，他給朋友的信中仍說:“王氏已與弟完全脫離關係，早已於前月返國。此後之生活行動，兩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過，重新做人。若一誤再誤，那就等於我殺伯仁了。”另方面，畢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黃浦江邊的一見傾心，西子湖畔的紅袖添香，經常閃現在郁達夫的腦海裡，他為此感到無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懷念，這從他後來寫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來:“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為哀杜，猶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孃真個幾時歸。”郁達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動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邊，然而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呢?
王映霞從新加坡到香港後，請朋友分別在香港《星島日報》、重慶《中央日報》和浙江《東南日報》代登《王映霞離婚啟事》:“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已在星洲五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係。兒子三人，統歸鬱君教養，此後生活行動，各不相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啟。”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飛往重慶，是年冬，任婦女指導委員會保育院保育員，次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特檢處秘書，隨即到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王映霞在重慶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於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的幫忙，王映霞與戴笠是如何認識的?他們之間又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一個秘密
王映霞與戴笠的結識其實源於郁達夫。
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鬱、戴還是前後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係的，這層關係可能是鬱、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郁達夫日記中。當時鬱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將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並且還是“又送”，可見鬱、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別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郁達夫
戴笠與郁達夫雖是同鄉兼同學，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他與郁達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郁達夫夫婦移居杭州後，與當時的上流社會有了很多的交往，極喜結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為一顆交際明星。與其相識幾十年的汪靜之曾經說過:“王映霞最愛郁達夫帶她去認識所有的朋友，專門同人家交際。”王映霞自己也說:“(初回杭州)，這就很自然地給我招來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來訪者，增添了麻煩和嘈雜。從此，我們這個自以為還算安靜的居處，不安又不靜起來。比如，今天到了一個京劇名角，捧場有我們的份;明天為某人接風或餞行，也有給我們的請帖。什麼人的兒女滿月，父親雙壽，乃到小姨結婚等等，非要來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們竟無半日閒暇，更打破了多年我們家中的書香氣氛。我這個寒士之妻，為了應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們來往了起來，由疏而親，由親而密了。所謂'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正是我們那一時期熱鬧的場面。同時因為有東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飽嘗了遊山玩水的滋味，遊歷了不少名勝。”王映霞當時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氣質風度皆佳，頗為引人注目。據當年曾去過“風雨茅廬”的日本歷史學家增井經夫回憶:“(王映霞)漂亮得簡直像個電影明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顆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頻頻向我敬酒，說'增井先生，乾杯!'時，就把喝乾了的酒杯倒轉來給我看，確是慣於社交應酬的樣子。又有她那深綠色翡翠耳環和手鐲，在燈光下搖曳閃爍的情景，至今還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來，那個時候大概是鬱先生最幸福的時期吧，一下子就在飯館裡款待十個客人，實在是豪興不淺。”而戴笠其人，據其朋友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郁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藉機接近王映霞。
郁達夫後來可能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郁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郁達夫“移家杭州之後，適戴笠來杭養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厚，而達夫則憚於應酬，因此動南遊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說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贊盛治，深以為幸。”郁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並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郁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郁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鬱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只能是王映霞，郁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於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
1990年代初，郁達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詩人汪靜之撰文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文中說王映霞曾經在武漢為戴笠打過胎，據說此事連郁達夫都不知道。汪靜之與郁達夫在1922年夏參加《女神》出版一週年紀念會上一見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師範時的同學，兩家由此來往密切相交甚篤。據汪靜之回憶，1938年春夏間他與家人到武昌避難，當時達夫也全家在武昌，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臺兒莊大捷後，郁達夫隨政府慰勞團到前線勞軍，有一天王映霞對符竹因說:“我肚裡有了，抗戰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院裡請醫生打掉。醫生說:'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請靜之陪我到醫院去，裝做我的男人，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聽了滿口應承，吩咐汪靜之陪王映霞過江到漢口一傢俬人開的小醫院裡作了流產手術。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郁達夫家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汪看見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鬱飛滿臉愁容，就問他為什麼不高興?孩子說昨夜媽媽沒有回來，王映霞的母親也對汪靜之說王映霞昨夜被一輛小轎車接走後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靜之再去探望，卻見王映霞一臉的興奮和幸福，對汪大談戴笠的花園洋房是如何富麗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羨慕嚮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歸宿的原因了，也聯想到她為什麼要在郁達夫外出時去打胎。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說:“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為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後，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
後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郁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郁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於替郁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於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郁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兼之郁達夫生前對戴笠的懷疑，汪的回憶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郁達夫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慶再披嫁衣。新郎鍾賢道是江蘇常州人，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是王正廷的得意門生，當時任職於重慶華中航業局，擁有不錯的地位與權力。王映霞與鍾賢道的婚禮冠蓋雲集，賀客如雲，震動了整個山城。郁達夫的朋友、專欄作家章克標在《文苑草木》中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記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著名作家施蟄存還專門為王映霞賦詩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說到平生淚跡濡。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欲玷荊和壁，歸妹難為和浦珠。蹀蹀御溝歌決絕，山中無意採蘼蕪。”對於這次隆重的婚禮，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闊別星洲四十年》(載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文中回憶說:“我始終覺得，結婚儀式的隆重與否，關係到婚後的精神面貌至巨。”
鍾賢道對王映霞非常體貼，婚前他就對王映霞許諾要把她失去的年華找回來，婚後他讓王映霞辭去工作專事家政。經歷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對婚姻、感情的認識也有了極大的轉變，晚年她曾寫過一篇《郁達夫與我的婚變經過》的文章，文中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郁達夫是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達夫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對於婚姻，對於女子的嫁人，那中間的辛酸，我嘗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後來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達官，只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要求倒也不足為過，郁達夫在不少詩作中，都拿她比作蘇東坡的侍妾朝雲，並且從來沒有和原配夫人離婚，王有這樣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前夕，當時的達官顯貴都紛紛逃往臺灣，鍾賢道卻退了預訂的機票，留在了大陸。解放後，鍾賢道到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工作，生活比較安定。“三反”運動中，鍾賢道被懷疑貪汙受到審查，經調查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虧只是口頭參加，既無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歷史後即被解禁。王映霞關押期間，鍾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鍾賢道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王映霞安心靜養，又帶她到外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鍾賢道對王映霞極為慷慨大方，對自己卻非常節儉，穿的衣服是家裡最舊的，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幾角錢的便宜貨。王映霞對此深為感激，曾多次對朋友說:“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38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與王映霞相敬如賓的鐘賢道在上海病逝，享年72歲。對於生命中的兩個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傳中作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飄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臺灣之旅
1980年代初，王映霞在老朋友的鼓勵下，秉筆書往，為報刊匡正一些關於郁達夫往事的誤記，兼寫一些與魯迅、許廣平、陸小曼、丁玲等文化名人交往的文字。1986年，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將與郁達夫來往的書信結整合冊，出版了極富史料價值的《達夫書簡--致王映霞》，還撰寫了《王映霞自傳》《我與陸小曼》《我與魯迅和許廣平》《我與郁達夫》《我與丁玲》《歲月留痕》等回憶性文字，在大陸、港澳臺等地結集出版或在臺灣《傳記文學》發表。
1990年，已83歲的王映霞應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社劉紹唐先生和原《中央日報》社長鬍健中先生之邀，以“傑出大陸人士”的身份訪問了臺灣。王映霞在臺前後逗留了3個月，期間會見了多位親朋故舊並專門拜訪了30年代的舊交、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陳立夫寓所位於臺北士林區一座綠意盎然的山坡上，當王映霞步人客廳時，時年92歲高齡的陳立夫甩掉柺棍趨步上前，作個揖說:“王女士，想不到我們還能見面，不容易，不容易呀!”王映霞含著眼淚細細打量陳立夫，只見這位當年儒雅風流的故交已鬚髮皆白。老友重逢，他們沉浸在逝去的歲月中，陳立夫談到50多年前他們在杭州“樓外樓”相聚的往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個黃昏，胡健中在西湖孤山南麓的“樓外樓”為來杭州休假的陳立夫洗塵，胡健中特邀郁達夫、王映霞夫婦作陪。陳、鬱、胡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頗有研究的才子，面對桂子飄香的西湖，品嚐著遠近知名的醋魚，大家談詩論道，盡歡而散。陳立夫還興致勃勃地憶起臺兒莊大捷與武漢會戰期間，兩次與郁達夫見面長談的往事，對郁達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見面後的第二天，意猶未盡的陳立夫讓秘書送來了贈給王映霞的條幅:“春花開得早，夏蟬枝頭鬧，黃葉飄飄秋來了，白雪紛紛冬又到。嘆人生容易老，總不如蓋一座安樂窩，上掛著漁讀耕樵，閒來湖上釣，悶時把琴搞，喝一杯茶樂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屬，陳立夫時年九十二。”老先生樂觀的生活情趣和對老友的深深叮嚀，令王映霞感慨萬千唏噓不已。
訪臺歸來後，一直在上海獨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傷骨，從此搬到杭州與女兒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從小生活的地方，女兒經常用輪椅帶著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詩如畫水光瀲灩的湖畔，常常會有遊人回顧讚歎:“這麼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鶴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