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代的康乾之治 百年盛世不過是一個泡影

  導讀:康熙帝經過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統一臺灣,完成了祖國的統一大業。此後約一百年,被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或簡稱康乾 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學家,對此持相反意見。那麼究竟該怎樣認識康雍乾時期呢?

  康雍乾三朝歷史上敢給皇帝帶綠帽子的那些皇后們【圖】" href="/zh-tw/gossip/HUBJhrVmbJ.html">皇帝採取積極措施,結束了北部邊疆長期分裂戰亂的局面,實現了對北部邊疆的統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對我國的侵略,加強了北方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民族關係中的大難題。北部邊疆面貌根本改觀,屢代維修的萬里長城不再具有軍事屏障的意義。

  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尊崇藏傳佛教,改革了活佛轉世制度。乾隆時建立的“金瓶掣籤”,備受歡迎,流傳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廣大地區內,大規模地實行改土歸流,各項制度與措施大體和內地保持一致。這一項改革,大大地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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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成功地處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兄弟民族的關係,同時也就是成功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在清政府統治下最終完成的,祖國的神聖版圖是在清朝得到確立的。這是清朝統治的偉大歷史功績。

  邊疆、山區和海島的開發成效卓著。有的地區由於農業發展迅速,成為全國重要糧倉。內地的湘西、陝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貴州等山地丘陵地區,也因大量移民,生產發展迅速。邊疆地區卓有成效的開發,不僅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而且有利於祖國邊疆地區的鞏固。清代開發山區和邊疆,其規模和成效,都遠遠超過前代。

  康熙年間,明令廢除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業者脫離了世代承襲的勞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清政府又逐漸在全國除少數地區外實行攤丁入地,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在這種稅制下,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鬆弛了。

  旗地莊田上落後的農奴制生產方式,至乾隆年間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轉變。由於佃農的人身依附關係逐漸鬆弛,主佃在法律上並無主僕名分。

  縱看幾千年的中國史,康雍乾百年間,確可以稱之為封建時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點是,皇帝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系統以及一切官吏和全體子民,都必須無條件地根據皇帝的意志辦事。而這種高度集權,到康雍乾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時建立了軍機處,是君主專制發展到頂峰的產物。軍機處是清代特有的政治體制,秉承皇帝的旨意承辦一切事務,有效地維護皇權的高度集中。

  雍正進一步加強的秘密奏摺制度,也是君主獨裁專制發展到頂峰的產物。這種遍佈全國的密報網,有效地控制全體臣民,並使官吏們彼此防範和互相戒備,大家都誠惶誠恐地為皇帝效忠。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正是中國歷史上稱之為“盛世”的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造就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康雍乾盛世,卻同時給後代子孫留下了一份落後捱打的歷史遺產。

  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里,因文字觸禁而獲罪,或執政者藉文字羅織罪名以清除異己,史稱文字獄。文字獄在明清兩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為頻繁,最為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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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的文字獄,打擊物件竟至擴大到沒有正常思維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滅絕人性的酷刑——凌遲、杖斃,處死缺乏清醒意識的瘋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之多,羅織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過康雍兩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標榜,也確實在文化上創造過輝煌的業績,如編纂大型圖書《古今圖書整合》、《四庫全書》。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實行文化專制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一個皇帝,在編輯《四庫全書》時銷燬刪改大批珍貴的典籍,銷燬規模之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也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天災或人禍。乾隆皇帝大搞文化專制主義的時候,正是西方各國大興思想解放的時候,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經濟學說紛紛湧現,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1748年)、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762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這個時期問世的。他們以自己的學說,建立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體系,確立了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

  而這時的中國,仍在沿襲八股取士制度。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是科舉必考的內容。科舉制度造成知識分子非孔孟之書不讀,並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獨立思考。他們沒有睜開眼睛看世界,還自以為數十年的寒窗苦讀,已經充分掌握了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識充實自己。


  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中國皇帝的權力受之於天,“天朝統馭萬國”,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視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書,便稱為“敕諭”,皇帝自稱為“朕”,稱本國為“天朝”,文書一開頭就是“奉天承運皇帝敕諭……”這種外交體制與17世紀以來的國際環境是完全不適應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會(當時稱為“敕諭”)中,留下了一段傳世名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他正陶醉在天朝無所不有的迷惘中時,馬戛爾尼帶來的禮品中,就有中華大地所沒有的東西,如:大型天文地理儀器、鐘錶、帶支架的燧發火槍和新型船隻模型。這些東西代表了英國當時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

  天朝無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幾個皇帝的普遍心態,只是程度不同罷了。這種心態,使他們不可能睜開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門來的西方物質文明也不屑睜開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說學習和超越了。火藥,本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驕傲,到明末西洋火炮傳入中國後,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領教過了的。到乾隆時,西洋火器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黑色火藥大有改進,併發明瞭燧發火槍。幾十年後,中國就被新一代的洋槍洋炮打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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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天朝無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大膽否定。要承認“夷”也有“長技”可“師”,確實是認識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但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來,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學習是從學造洋槍洋炮開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們長期在封閉的狀態下生活,對於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慣例懵然無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捲進了陌生的國際社會,以致在與西方國家接觸中多次舉措失當。清初海禁極嚴,互市僅限貢舶。海禁開後,仍對進出口貿易實行極嚴厲的限制政策。海關稅制極不合理,利於進口不利於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國際貿易競爭意識。稅則混亂,陋規幾十種,海關人員層層中飽。雖然如此,海外貿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並長期保持鉅額出超。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貨物品種繁多,貨源充足,特別是許多傳統產品在國際上有廣闊的銷售市場,如絲、茶、瓷、漆等。當時中國的外貿產品蘊藏著巨大的競爭能力。中國也很需要購進國外的許多產品,如銀、銅、火炮、火槍等等。假如清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就可以充實國家財力,改善自己的國防從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實力地位。

  大約在雍乾之際,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行業是棉紡織業。棉紡織業用機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機的發明和不斷改進,解決了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動力,使工業生產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國建成了第一個蒸汽機制造廠。

  假如我們橫向作一比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國落後於西方並使差距日益擴大的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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