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吳淞江，這個長江入海前最後一個支流，在屈辱中見證了上海的崛起。上海開埠後，外國人沿江而上，發現可以直抵蘇州，便稱其為蘇州河。而蘇州河上，最著名的橋樑便是上海外白渡橋，它不僅是老上海市區連線滬東的重要通道，也是舊上海金融與外貿運輸這兩大支柱型產業得以貫通的重要樞紐。
外白渡橋的名字頗有深意，其中的“白”字，既不是白顏色的白，也不是明白的白，而是特指無代價、無報償的白，例如白看戲、白給，而這裡的意思是“白過橋”。
外白渡橋之所以能夠白白透過，這是上海各界努力爭取的結果。1848年，繼英租界後，美租界又在上海虹口開闢，往返於蘇州河兩岸的人增多了，那時人們要過蘇州河，只能依靠小船擺渡，往來很不方便。精明的英國商人威爾斯抓住了這個商機，1855年，他成立了蘇州河橋樑建築公司，並獲得了上海公共租界當局的默許，擁有在蘇州河口一代建造和使用橋樑的專利權，期限長達25年。1856年10月，蘇州河上第一座木橋落成，被人們稱作威爾斯橋，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收費大橋由此誕生。仗著壟斷特權，蘇州河橋樑建築公司規定，行人車輛過威爾斯橋都要收取過橋費，而且很快就翻番，每人每次過橋費最後從一文銅錢漲到兩文銅錢，外國人甚至要交得更多。車輛過橋則另有規定，譬如月票為白銀一兩，年票為五兩。
兩文錢在19世紀中葉的上海可以買什麼?以1850年9月上海英租界伙食鋪的售價為例，當時雞肉每斤95文，鴨肉每斤110文，雞蛋每個6文。兩文錢並不是一個大數目，但是對於常過橋的人來說，經年累月地上繳過橋費，也是不小的負擔。而這筆買路錢一旦收了，眼看著就再無收手之日。威爾斯坐地收銀，很快賺得盆滿缽滿，引發了包括外國人在內的上海居民不滿。1865年，一個憤怒的過橋人甚至毆打了威爾斯橋的收費人，最後被處以罰金了事。
因為有壟斷權出讓在先，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也無可奈何。經過數次與該公司的艱苦談判，1867年，上海租界當局支付了一定的補償費用後，獲得了外國人免費過威爾斯橋的權利，但是華人過橋仍然要付費。一些華人為了爭氣，寧肯多花費時間坐擺渡船到對岸，就是不走威爾斯橋。
這個局面一直到1872年《申報》創刊才有所改變。《申報》從創刊之日起，幾乎每天都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一篇論說性質的文章，表示報紙言論應“上關皇朝經濟，下知小民稼穡之苦”。1872年5月4日，剛剛創刊五天的《申報》就在顯著位置發表批評文章，為國人在威爾斯橋上所受的不公待遇打抱不平。《申報》指出，即使是建橋時花費了巨資，想用過橋費來償還本錢，收費也應該一視同仁，不應當單向華人收費。《申報》更一針見血地估算，每天過橋的人約有五、六萬人之多，即使每個人每次付兩文錢，“每年餘應有兩萬餘金”。而倘若以《申報》發表的這個數值為準推算，威爾斯橋一口氣收了16年的過橋費，收入早就能夠償付建橋本金和維修費用。因為該橋工程師後來曾聲稱威爾斯橋造價為12000兩白銀，但根據上海租界工部局留存的一份董事會會議記錄則顯示，該橋實際上只花了6900兩白銀。
《申報》一邊驚詫過橋費暴利數額之巨大，一邊怒斥威爾斯貪得無厭。根據《申報》的報道，華人當時已經派代表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其理論，爭取華人能夠和外國人一樣，過橋不再繳納費用。此外，大家還齊心協力，捐錢捐力，在北京路怡和碼頭，設立五隻“義渡”，義務擺渡華人過蘇州河，一起抵制威爾斯橋。
《申報》的提議既出，民眾抗議暴利過橋費的心氣高漲。上海的社會輿論開始一邊倒，一致要求上海公共租界當局能夠把這座為商人牟暴利的橋改為真正的公共設施，免費為華人老百姓服務。租界當局迫於社會輿論壓力，於1873年收購了威爾斯橋，將其拆除，而後在原址不遠處重新建造了一座木橋。這座木橋比威爾斯橋寬敞了許多，還在兩邊各設有2米多寬的人行道。因為這座橋地處外擺渡，以及不再向老百姓收費，所以又被稱作是“外擺渡橋”、“外白渡橋”，而後者更聞名遐邇。1907年，外白渡橋從木橋改為鋼架橋，橋面隨後又鋪設了軌道，通行有軌電車。
“錢渡橋”終於變成了“白渡橋”，而且是在中國災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年代。如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風華絕代的外白渡橋仍然在使用，成為了上海的地標式建築，而早年《申報》為民請命，晚清老百姓為了兩文錢的公共利益而團結抗爭的歷史，也藉此流傳下來，成為今人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