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聽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的態度如何?
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一旦某些美國政府官員也接受了這個看法，他們便能更容易地把此後發生的許多歷史事件，作出言之成理的解釋，也同時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種對中國政府反感和懷疑的先入為主印象。
美國人關心其他國家和人民如何對待他們的災難，這本是極為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可以從這些國家的反應中分辨出敵人和朋友。在美國新結交的盟邦之中，蘇聯領袖斯大林個人當時的態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國首相丘吉爾坦然承認，珍珠港事件讓他舒了一口氣，甚至感到欣慰。
有趣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似乎並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爾的反應，反而對中國的態度異常關注。早在日本尚未發動攻擊之前，他已經主動地向胡適大使提出警告，萬一美日戰爭爆發時，他希望中國領袖及人民群眾能夠自我剋制，避免公然慶祝。
但是本書作者在仔細閱讀過中國公私各方面資料之後，並不能找到任何跡象足以支援羅斯福的擔憂。這些資料顯示的是，中國領袖們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美日之間會突然爆發戰爭。相反地，他們真正不斷期盼的是蘇聯和日本之間能夠發生大戰。事實上，中國領袖們並不曾仔細推想過，美日戰爭對中國前途到底會有何種影響。因此，羅斯福的這種顧慮，與其說是基於對中國的瞭解，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偏見。
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
按照蔣介石的敘述，他對珍珠港事變的第一個反應是後悔，覺得自己早先不應該過度敦促美國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以致日本喪失談判耐心而決心展開攻擊。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從日本攻擊西方國家的速度之快和執行之徹底等跡象得到一個新的體會。他推測日本必定是早有預謀，而且經過長期準備，絕不會因為美國在談判桌上犧牲中國利益而改變其主意。
對於羅斯福經由胡適傳來的警告，蔣介石則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記中作出反應。根據他的記載，他既感到不快而且大為不解，何以像羅斯福如此傑出的政治家，還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對華人的優越感，居然以為中國人對美國的被突襲會幸災樂禍。在蔣介石看來，也正是出於這種白人優越感，才會使英美兩國對於日本的攻擊都疏於防範，以致一敗塗地。
事實上，羅斯福傳遞給蔣介石的口信，的確相當符合當時一般美國人的看法。他們認定中國不想靠自己的努力，而只想搭美國的便車去戰勝日本。這條思路為某些美國人提供了一個既能觀察又能解釋中國行為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又進而影響到他們所制定的對華政策，和與中國政府交往的態度及策略。對於持這種心態的美國領袖而言，他們在同盟關係一開始時，就已經把自己帶上一條閉門造車的道路。
事實上，在中日兩國四年多“戰而不宣”的日子裡，中國領袖一直希望能夠爭取到的盟邦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蘇日開戰才能即刻威脅到中國境內的日軍。因此自從1937年以來，蔣介石几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滿懷興奮地預言蘇日戰爭即將爆發。所以等到美日戰爭果真爆發時，中國領袖們其實並不感到特別興奮。縱使如此，他們依然決定把國家命運和西方國家捆綁在一起。
我們同時應該記得，當時美國由於珍珠港損失慘重，全國已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傾向，唯恐日本會從阿拉斯加經陸路進攻美國本土。正因為它感到自顧不暇，所以特別急著想把中國拉進同盟國陣營。日本陸軍當時的最大戰場在亞洲，尤其是中國;日本陸軍當時有51個師(170萬士兵)，其中28個師在中國東部戰場，13個師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有鑑於此，任何以為中國領袖在1941年12月想搭美國順風車、妄圖不戰而獲得勝利的想法，都是誤判當時的世界大局，也不熟悉中國官方的思路所致。以當時情況而言，美國政府想拉攏中國成為盟邦的緊迫感，絕不會亞於中國政府想參加盟邦的意願。
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
蔣介石早期的樂觀
珍珠港事變立即的後果，是讓蔣介石有了信心，認為他自己先前向西方國家所提出的日本侵略威脅警告，證明果然是正確的。
根據蔣介石的看法，同盟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盟邦機制，協調共同作戰。但他馬上就發現，盟邦仍然把中國看成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盟友，根本不屑把它們的防務計劃告知中國。12月10日，當中國政府接到情報，日本不久將同時進攻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泰國和婆羅洲時，蔣介石趕緊把情報轉送給英美兩國，並主動提議中國軍隊開赴這些地區去和英軍並肩作戰。12月11日，蔣介石再度警告英國，日本隨時可能攻擊香港和新加坡，並建議中英兩國應儘速擬訂聯合防務計劃。然而蔣介石不久即發現，原來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經安排了共同防務，但對中國卻秘而不宣。這個發現使得蔣介石首次在日記中表露了他對盟邦的不滿。他寫道：“是其對我各種輕蔑之行為，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經過事實，更無足為嘆也。國際間本是利害為主，決無為人犧牲之國，若以此為怪或為愧，則痴矣。”
在同盟國領袖之中，蔣介石對羅斯福最具好感而且心存感激。但是這些感情很快就因盟國對中國的歧視和排擠而受到干擾。
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只能“訴請”西方以平等方式對待中國;但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認為中國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經贏得了參加同盟國所有最高層次政治軍事會議的“當然權利”。中國如果仍然被摒除於門外的話，其含義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國家明目張膽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次等盟邦和一個次等民族來對待。“種族歧視”的標誌立刻變得無所遁形。
蔣介石本人此時確實被西方人士所表現出來的種族優越感所激怒，而且逐日加劇。在他看來，西方在戰爭初期之所以遭受巨大挫敗，正是因為它們太不把日本人(亞洲人)放在眼裡了。他也感嘆，儘管美國過去曾經多次反對日本的“南進”或“北進”政策，但卻從不曾反對過日本的“西進”(侵略中國)政策。
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
等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約定在華盛頓召開代號為ARCADIA的會商時(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盟邦排除中國的跡象就變得明目張膽了。因為在這個會議裡，英美兩國不但制定了有關全球作戰的大方針，而且成立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機構，一是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二是軍火分配局。這兩個機構都將對中國的戰局產生重大影響，卻都不允許中國派代表參加，也不向中國政府通報會議討論的事項。尤有甚者，這個會議還徑自宣佈成立中緬印戰區，事先也都未曾和中國商量。儘管蔣介石內心對此感到強烈不滿，但是為了維護同盟國的團結形象，他還是對英美的決定加以隱忍，甚至接受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稱呼。
中國的分量
如所周知，中國加入同盟國最早得到的好處，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作為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簽字國之一(1942年1月)，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無論用何種尺度來衡量，這個事實都是中國自1840年代以來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學者卻把這一事實，解釋成是羅斯福總統對中國的恩賜。原因是隻有羅斯福堅持承認中國的四強地位，而英國和蘇聯兩國都對之視若無睹，覺得他是多此一舉。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追問：羅斯福的態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發自內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義”(借用馬歇爾的話)?是他純粹想要幫助中國，或是出自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精準盤算?我們甚至可以問：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假如西方國家沒有把中國列為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個主要盟國的話，那麼它們將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產生何種印象?
其實，此時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稱不與西方合作，而在東南亞也有相當一部分當地人士熱烈響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號召。這些發展都讓中國成為整個亞洲地區唯一旗幟鮮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國家。當然，更現實的考慮是中國已經拖住了超過50萬以上的日軍。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羅斯福是否在實行恩賜，而是西方國家在它們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還能夠冒險地把中國排拒在主要盟國之外?
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
退一步說，排除一切溫情主義，而從一個純粹外交權謀問題來考慮，一個擁有強國地位的中國，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如果同盟國結構僅限於三角關係(即英、美、蘇聯)，那麼美國就必須擔心英蘇在某些情況下聯手對付美國的可能性。反之，如果中國成為第四個成員，而中國的外交又表明了一定會唯美國馬首是瞻，就會加強美國本身在同盟中的外交分量。換言之，美國等於在口袋裡裝有兩票。總結地說，讓中國成為四強之一，也可以視為美國同盟策略的高招，既可暗地牽制英蘇兩國，還可以無休止地向中國示惠，同時收取實質回報。
羅斯福……在1942年1月邀請中國派遣軍事代表團常駐美國。邀請函所表達的誠意和重視的口氣，很容易就感動了中國領袖，使他們相信美國政府會重視中國軍事代表，就連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蔣介石趕緊委派代表赴美。蔣介石把羅斯福的邀請當作認真大事，幾天之內就任命親信智囊熊式輝為代表團團長。
幾乎從一開始，熊式輝的處境就陷入一個無止境的噩夢。登上橫渡大西洋的美國軍用飛機時，機組人員要求中國代表團成員坐到機艙後方，因為較好的前艙位子是專為白人所保留。他們在美國南方邁阿密市著陸後，又被塞進火車裡一個狹小的包間，因為大包廂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達華盛頓之後，他們的屈辱也還沒有結束。當他們去一家猶太人經營的理髮店理髮時，店主拒絕為他們服務，理由是他們是有色人種。因此，熊式輝在還沒有展開工作之前，就已經被這一連串的侮辱弄得極為不快。從最寬容的角度來說，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發生，顯示軍部一路上負責接待任務人員的無能。從最糟糕的角度來解釋，它們卻可能非常正確地反映了軍部領袖們完全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的心態，因此下級軍官才膽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為。
嚴格地說，熊式輝的苦難其實是到了華盛頓之後才真正開始。因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早在1942年3月16日就已經作出內部決定，美國必須打消中國代表團想參加同盟國會議的念頭。因此，一旦熊式輝完成了他對美國政府各部會的禮貌性拜會，以及聽取它們漫長的例行性簡報之後，很快就被打入政治冷宮，完全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熊式輝經過了一個月的努力卻完全打不開華盛頓的局面，感到異常沮喪，最後連蔣介石也失去耐心，因此後者不但向熊式輝再三道歉，而且還請求羅斯福總統親自出面干預。1942年4月19日，蔣介石在寫給宋子文的信中又提到他感受來自國內的壓力。因為不少政府官員已經在抱怨，美國的對華態度和對英蘇兩國並非同等待遇，而是把中國當成附庸國。蔣介石指示宋子文坦白告訴羅斯福，中國必須在盟邦中維持其獨立平等的形象。因此，熊式輝的代表團團員必須有權參與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和軍火分配局。
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
在另外一封直接致羅斯福的電文中(1942年4月19日)，蔣介石更明白指出，盟邦關係中最令人無法容忍的就是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感。他特別引用甘地曾經警告過他的話，甘地認為白種人從來不以平等態度對待印度人，並反問蔣介石，中國有什麼理由相信，西方國家會讓中國進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蔣介石不由得擔心，如果在戰爭仍在進行時期，西方國家就已經這般虧待中國，那麼戰後和平會議到來的時候，它們就更不知道會如何虧待中國了。
兩日後，當宋子文轉達蔣介石的要求時(1942年4月21日)，他發現羅斯福本人的態度倒是相當友善。羅斯福首先同意中國參加軍火分配局的要求，接著又對中國加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事表示歡迎，但宣告他需要先和英國溝通。羅斯福總統的說法是，軍火分配局的功能是把“美國”生產的軍火分配給各個盟邦，因此只需美國答應即可。但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則是一個跨國的協同組織，因此需要諮詢英國政府。中國政府也覺得這個說法合情合理。
但是熊式輝於4月24日拜訪馬歇爾時，馬歇爾對中國的要求一口拒絕。根據馬歇爾的說法，只有“英美兩國”製造軍火，因此只有它們才可以參加軍火分配局的工作。至於中國要求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事，馬歇爾則乾脆拒絕討論。到了5月3日，熊式輝不得不承認，他已經竭盡了一切力量，既然無法獲得美方的善意響應，剩下來的途徑便只有求助於第三者，如拉鐵摩爾、居里、胡適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終均無功而返。
一旦熊式輝認為自己在華盛頓無事可做之後，便建議蔣介石儘快把他調回國。蔣介石本人對盟國冷落熊式輝一事也大感不滿，甚至曾經一度考慮召回駐英大使顧維鈞以示抗議。但是由於幕僚們一致認為這種做法太過極端，所以最終還是沒有付諸實行。
不久之後，熊式輝的困境在華盛頓政治圈裡變成眾所周知的事件。比如說，國務院的項貝克為此憂心忡忡(1942年5月上旬)，並且向聯合情報委員會提出警告，認為陸軍必須重視此舉在政治心理上可能產生的惡果。但是這類意見並未引起軍方任何反應。熊式輝在美國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現得最為突出，因為到了此時，羅斯福連他的名字都忘記了。1942年12月6日，蔣夫人從美國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其中有一段話提到熊式輝說：“羅總統憶及有一熊姓中國軍人在美，託其(羅斯福夫人)一詢有無接見必要。妹告為熊式輝，對日本問題頗有研究。”這和1942年初羅斯福急不及待地要把熊式輝代表團請到美國作為對比，實在由不得人不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