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姚文史學者計文淵日本訪學散記：為名邑往聖繼心香

計文淵從史脈中尋找先賢墨跡書香

計文淵收藏的嘉靖版《陽明全集》

2013年夏，在德川博物館發現朱舜水秘藏的《監國魯王敕書》原件

計文淵收藏的部分古籍善本

前不久，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了一個展覽，其中有一幅王陽明書法《何陋軒記》手跡。餘姚書畫院常務副院長、文史學者計文淵收到朋友從現場發來的高畫質照片，由於此前他已對該幅書法的由來和遞藏作過考證，認為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王陽明真跡。他說：“若不是因為疫情影響，我真想飛去日本親眼看看展覽，站在王陽明《何陋軒記》展品面前，端詳數日，獻上瞻仰之意。”

餘姚，浙江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素有“東南最名邑”“文獻名邦”美譽。從古至今，餘姚名士輩出，形成“姚江人物甲天下”現象。特別是王陽明和朱舜水的學說，在日本歷史上影響深遠。同時，虞世南、王陽明、朱舜水等餘姚先賢的墨跡文獻，也深受日本學者的追捧。

最近十餘年間，計文淵往返日本7次，平常亦與日本友人保持良好聯絡。每一次去日本，每一次通訊息，他只有一個使命，就是探尋與考究餘姚先賢的遺墨，開展蒐集與調研，試圖為名邑鄉邦的文獻傳承作一份貢獻。

由《朱舜水文獻釋解》

史海鉤沉尋覓遺珍

2019年11月10日，“東亞視域下的朱舜水研究”學術研討會最後一場“在陽明古鎮建設中如何打造舜水文化元素”座談會在餘姚博物館落下帷幕。活動由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省稽山王陽明研究院、餘姚市文化和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鑑於朱舜水在日本影響深遠，中國學者邀請了日本學者參加座談。中外學者圍繞朱舜水知名度提升、物化紀念載體構築等話題，深入展開學術、案例等層面討論，觀點碰撞、共識明顯。

計文淵在座談會上說：“作為浙江先哲，朱舜水既有中國傳統文化濃厚的底蘊，又置身於山川異域及廣闊的國際視野，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來，隨著中日學者對朱舜水相關史料整理工作的推進，為進一步從東亞視域下開展縱深研究提供了新契機。”確實，計文淵不曾停息對朱舜水在日本的遺蹟關注。

早在2011年夏天，計文淵作為“德川博物館儒學關係史料調查團”的成員，赴日本德川博物館進行館藏史料調查與研究，重點關注朱舜水相關文物與史料。德川博物館是唯一能夠看到水戶德川家世傳的系統性史料的博物館，藏有珍貴文物3萬多件，所藏的漢籍部分大多與朱舜水有關，且未曾公開。因此，將朱舜水、德川光圀及其弟子、《大日本史》編纂等相關的原始文獻與解說公開出版，對於未來朱舜水研究的深耕工作有較大的幫助。

調查團完成第一期選取53件真跡的調查成果後，彙編成《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朱舜水文獻釋解》首卷，2012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卷分為“朱舜水與長崎”“朱舜水與德川光圀”“朱舜水及其弟子遺著”“朱舜水之書、印與畫”“朱舜水與禮儀、祭祀”等5部分，由中日6名學者共同編撰完成，計文淵負責其中“朱舜水之書、印與畫”部分的專家學者。此後，調查團還將定期整理調查成果，推出德川博物館朱舜水其他文獻釋解讀本。

在與德川博物館等機構的交往中，計文淵開展了去偽存真的工作。有一次，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向計文淵出示一件“朱舜水手跡”，想聽聽他的看法。計文淵乍一看，就覺得手跡沒有朱舜水的氣息，試探性地問：“這件物品應該不是您的家族傳承下來的吧？”德川真木頗為驚訝，說：“對，確實不是德川家族傳承的，而是外人相贈。”計文淵便說出其中的細節差異。有的日本市民在參加史料調查團學術報告會後，會帶著家藏的朱舜水字畫請計文淵鑑定，他都耐心察看，給出真誠的見解。“朱舜水在日本深受推崇，民間流傳各類有關朱舜水的墨跡，有珍品，也有託名之作。”計文淵說，“那些託名之作有三類：一類是杜撰，純粹無中生有；一類是仿作，依原作臨摹而得；另有一類，以其他古人書畫為底本，割去落款，補上舜水印款。”

在與日本學者的互動中，雅集式的“唱和”讓計文淵深有感觸：“對舜水先生的惦念，大家心有靈犀。”有一次研討，日本柳川市古文書館館長談流傳日本的舜水手跡真偽，與計文淵觀點不約而同，並形成互補。圍繞樑啟超曾指出朱舜水的號為“舜水”是因德川光圀之請而作，日本方面有人認為在德川光圀詢問之前六年，朱舜水就有落款“舜水”，從而對梁啟超的說法存疑。而計文淵認為，之前的“舜水”落款可以作地名解讀，比如，舜水先生也曾落款“古越”，這與梁啟超的說法不相沖突。大家豁然開朗，深以為然。

2013年9月，調查團繼續在德川博物館整理朱舜水史蹟，為編著、出版第二卷《德川光圀文獻釋解》作準備。此次，最富有價值的成果是發現《監國魯王敕書》真跡。監國魯王朱以海是朱元璋第十世孫，在反清復明的抵抗運動中，朱舜水曾經十分信賴魯王監國政權，史稱其“切齒清兵，竭誠魯王”。他不僅任官於閩浙的魯王政權，而且還為其出謀劃策，以示效忠。計文淵說，《監國魯王敕書》的內容原文雖已附載於1982年朱謙之編校的《朱舜水集》之《安南供役紀事》後，但對其真實性，學術界歷來有所懷疑。而此次真跡在德川博物館發現，可謂無可爭辯的“鐵證”。

由《王陽明法書集》

不負經年上下求索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作為陽明故里的書法研究者，計文淵自費沿著王陽明的足跡考察尋蹤，曾趕赴江西、安徽、湖南、貴州等地，步履所至，或攀巖爬壁，將找到的王陽明字跡拓印下來；或攝影筆錄，用於史料考證。計文淵渴望從先賢留下的詩文、書札、碑刻等手跡中，從那些或清晰或斑駁的線條中，找尋先生遺留的風骨和強大的生命氣息。1996年7月，最終編成《王陽明法書集》，由西泠印社出版，成為王陽明研究領域的一段佳話。

1995年秋，計文淵收到時任餘姚市政協主席章亦平轉來的信。展開一看，落款人是日本陽明學大家、九州大學教授岡田武彥，他所著的《王陽明大傳》近年來暢銷世界。他曾為王陽明故居及墓地修復等在日本四處奔走、募捐，還在陽明先生逝世地江西青龍浦參加祭祀，含淚敬讀祭文，在陽明學的研究與傳播上，功勳卓著。岡田武彥寫信給計文淵，所為何事？原來，儘管當時《王陽明法書集》尚未出版，但是計文淵蒐集王陽明書跡的舉動在陽明學術界已產生影響，遠在日本的陽明學學者亦有耳聞。岡田武彥是想向他要王陽明《記功碑》全文，以作觀賞研究之用。

計文淵欣然應允，將從江西廬山拓取來的《記功碑》拓片雙線勾描，做成厚厚一本摺頁，寄給岡田武彥。岡田武彥稱王陽明書法“骨挺神駿，筆勢飄逸，流暢清麗，有弘毅駿拔飄逸之氣象”。除岡田武彥外，與計文淵有過神交或實際交往的日本陽明學大家還有多位，比如陽明學版本學權威、早稻田大學教授永富青地。2007年，在一次學術活動中，永富青地在與會名單上看到計文淵的名字，特地帶上新著《王守仁文獻學研究》，交給計文淵。在此書中，提到了計文淵及其《王陽明法書集》的成果。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之後兩人成為頻繁聯絡的學術友人，每有重要收穫，即會切磋交流。

後來，計文淵偶然獲得明代嘉靖年間刻本《陽明全集》，相當難得，即想到與鑽研陽明學版本學的永富青地分享。當下流行的《王陽明全集》基本以明隆慶版《王文成公全書》為底本，予以修正而成。往常，如遇其中值得商榷處，亦難有旁證。而明嘉靖刻本《陽明全集》的出現，較好地彌補了這一缺憾，對於《王陽明全集》至少可以發揮佐證、借鑑作用。比如，王陽明《思歸軒賦》中的某些表述，兩個版本就存在差異。計文淵認為，明嘉靖刻本《陽明全集》比明隆慶版《王文成公全書》更接近本真。永富青地看到《陽明全集》，稱讚這個版本實屬罕見，十分珍貴。

在王陽明《思歸軒賦》中的差異，計文淵為何主張《陽明全集》更可採信呢？因為他收有王陽明的《思歸軒賦》書跡。2011年1月，他得知日本千葉縣有一戶人家儲存著《思歸軒賦》書跡，便委託在大阪工作的一個學生與對方取得聯絡。書跡留有“文化八年辛未四月雙鉤藏於考槃書室，元本佐藤大道珍藏。古山恆”字樣，他考證到，這是1811年一位叫古山恆的日本人，以日本陽明學大家佐藤一齋珍藏的《思歸軒賦》為藍本所作的雙鉤摹拓。從書跡來看，與王陽明的書法風格一致，沉著清勁，風骨峻邁，每個字都散發著先賢的生命氣息，可確定是珍貴善本。2011年8月，計文淵手捧上下兩冊《思歸軒賦》書跡，感嘆：“這套寶貴的先賢書跡，最終以陽明在世時日思夜想的故鄉餘姚為歸宿。”

收集、整理和研究王陽明書法成了計文淵生命的一條主線。他說：“在適當的時候，想補充修訂《王陽明法書集》。”在日本求索王陽明書跡的過程中，也會有意外收穫。比如，曾獲黃尊素、黃梨洲父子的畫像碑刻拓片。

由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萌生最初的鄉土景仰

“在歷史上，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是曠世名跡，但現存唐拓本罕見。虞世南唯一傳世的唐刻原石拓本，清末已流入日本，系清代書法家、詩人李宗瀚收藏，稱為‘臨川李氏四寶’之一。”前幾天，在餘姚書畫院，計文淵一邊開啟日本朋友提供的三井文庫圖錄，向筆者展示原石拓本的影印本，一邊饒有興趣地解說拓本知識。“喜歡書法是我的稟性，而萌生最初鄉土景仰的，正是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

20多年前，計文淵在中國美院求學期間，在杭州南山路中國美院對面的一家畫廊內，看到一套金絲楠木裝冊的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舊拓本。他端詳良久愛不釋手，當即買下，作為研習與珍藏。只是當時生活費就更緊巴巴了。“在書畫研習的路上，有了這樣的一個藏品，彷彿獲得某種加持。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精神慰藉。”計文淵說，“虞世南是唐代餘姚人，因為《孔子廟堂碑》，讓我朝朝暮暮與先賢是如此靠近。”

餘姚虞氏，是名門望族，被譽為“一部餘姚志，半部虞氏史”。確實，餘姚虞氏自三國虞翻而顯，此後綿延近千年，在歷算、天文、文藝等領域，傑出人物迭出，群星璀璨。至唐代虞世南，可謂絢爛之極。“《舊唐書》載，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今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為此，唐太宗稱譽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日本歷來對虞世南研究極為重視，數次去日本，計文淵總想方設法安排時間尋訪虞世南流傳拓本。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原立於唐貞觀七年(633年)，碑高280釐米，寬110釐米，楷書35行，每行64字。碑額篆書陰文“孔子廟堂之碑”。碑文記載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後裔孔德倫為褒聖侯，以及修繕孔廟之事。計文淵說，“這是虞世南69歲時的作品，用筆含蓄樸素，氣息寧靜渾穆，呈平和中正氣象，無愧為歷代公認的唐初書法傑作。”

“透過不同版本比照，可以最大限度地還原虞書本來面目。”計文淵說，北宋黃庭堅就曾對虞世南的書法不以為意，但當看到真的唐代原拓本時，不禁連連稱絕。“可見，版本何其重要。我不滿足於讀印刷品上的拓本，也不滿足於讀同一時期的拓本。我考證發現，明嘉靖年間，西安曾發生一次地震，宋代翻刻的《孔子廟堂碑》遭受毀損，然後修復，而震前震後的拓本自然又有不同，修復後還搞錯了原來文字的位置。就我現有的觀察，三井書道館所藏的唐刻原石本《孔子廟堂碑》最具‘還原性’和‘保真性’。”

計文淵現在收藏著關於虞世南的書法、畫像等諸多珍貴物件，其中不少是從日本購買而來。2014年5月，他在日本德川彰考館翻拍了虞世南《孔子廟堂碑》七條本，又收集了德川家族編的《垂裕閣法帖》，其中收錄虞世南《千人疏》《汝南公主墓誌銘》《積時帖》等。計文淵藏多種虞世南畫像，有唐閻立本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十分珍貴，展示了古代傳統人物畫的精湛線描和時代特徵。其中，從日本購得的摹唐代拓本整張《孔子廟堂碑》，高近二米、闊近一米，在國內十分罕見。

作為虞世南故里後學者，長久以來沒有放鬆對虞世南的紀念和研究。1997年，由計文淵為主倡議並牽頭參與，在餘姚市中心建成虞世南故里碑亭，此後，附近的道路、學校都以世南命名。最近，計文淵正籌劃虞世南書法館陳列方案。他說：“基於虞世南研究與收藏的成果，餘姚已有條件辦一個虞世南書法館。那將成為虞世南研究的重要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