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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研究思想，但只能研究儒家思想，並且必以聖人之言為不變之定理，不能有任何發揮。所以在中國，學生們背什麼東西其他各國都比不上。但是要談及想法，我們學生的思想一片荒蕪。很多人既想要學術開放所帶來的一種哲學體系的建立。但是卻又反對學術開放而造成的思想混亂。但是沒有混亂，又談何破舊立新？事物的發展本就一體兩面。不可能，只要好的拋棄壞的。想要達到這一結果，最終也只能束縛思想。
哲學源自思想？還是思想包含哲學？答案不唯一，但學術一定有問題！
哲學與思想究竟有什麼聯絡？說到思想大家普遍給出的定義是，思想是一個系統性的概念。能夠觸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去解決人類社會所出現的問題，甚至能夠準確預言未來的基本發展方向。如果一個思想並不系統，無法囊括進整個社會的基本狀態，那麼最多隻是想法。
思想是一個極為寬泛的哲學體系，而哲學是其中最具系統性的主要部分。兩者究竟有什麼明確的劃分，其實我也不知道。但是兩者的內在聯絡也並不是讀者想要分辨就可以隨意分開的。
其實在中國談論哲學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因為哲學，它本身就是一種處事邏輯。原先的哲學是孕育在思想當中的，但是在人類文明發展的當下，哲學似乎範圍更加寬廣，可以成為容納所有思想和學術分支的體系。所以，對於當下的社會而言，我們談及的更多的是哲學，而不是思想。
又換句話說，在哲學還沒有真正發展成為一個科學系統的時候，我們更願意以思想作為自己分辨人類社會良知的基礎構成。然而在當下，我們成熟了。但是在近代，中國的很多文人卻對傳統的哲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疑問。雖然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方面樹立了很多學術典範。也確立了很多標準，建立起了一套哲學化的體系。
學術經學化導致古典哲學沒了發展空間！聖人之言永為經典，還有何哲學可言！
在我們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算得上是中國思想史的巔峰，甚至也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史的巔峰。在當時，諸子百家們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裡所汲取到的固有思想並不多。自己創造了一家學說，並與其他學說進行論戰，從而構成了自己最初的思想體系。
從而也是最初的哲學題。可以說，如果按照當時的一種路徑發展，中國並非沒有哲學，更沒有對於中國哲學的種種疑問。但問題就在於中國哲學的發展戛然而止。此後，儒家被奉為經典，被奉為國學之核心。儒家的四書五經和種種道德社會里倫理觀念成為了千年的不可更改的教條。
但是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傳統學術方面，我們失去了能夠誕生哲學體系的最主要的基礎。談及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必出自聖人之言。自己根本沒有推陳出新的能力，或者說根本不允許。這種不允許並不單單是儒家文化霸權，並不單單是封建統治者獨尊儒術。更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和認知基礎，只相信聖人而不相信當下。只相信過去的言論，而不相信自己能夠超越聖人。
所以觸及邊緣，我們都會退縮，重新拿起四書五經找賢人之言解決當時疑問。這我們稱之為經學。將四書五經奉為圭臬，所有的社會發展變化都與其相對應。我們去訓姑，去解釋。但唯一不可能的是我們無法創新。而且，哲學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哲學，主要在於思想上的自由。尊儒術以後，這種環境也不存在。透過做官，透過抓住讀書人，封建政府，將所有思想自由的領域全部封堵。
胡適:中國哲學不在治學，而在治人
胡適先生就曾指出，中國的哲學發展並非一蹴而就,也並非2000年來一成不變。在宋代我們的一些哲學家確實注重各家學說的融通創新。但是卻又沒有根基，沒有調理，最終只能是高談闊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明代。直到明末的黃宗羲等人提出了較為原始的人性理論,包括社會理論,但是大明亡了。之後的清朝講根基，講條理。但是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了訓詁考古上忽略了融通。雖然取得了不錯的史學成就,但是在古典哲學，以及其體系構建上卻沒有任何建樹。
包括胡適先生在內的很多人都希望透過西洋的一種哲學系統去構建中國的哲學。在留學期間，他們也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但是終歸面對中國傳統的時候顯得有些教條。因為我們很難將不同哲學體系的一些思想按照相同的模式歸納添加出來。而顧頡剛則直言不諱的承認，中國根本沒有哲學，只有思想。但這並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因為這使得我們民族更加健康。雖然這種說法飽受詬病，但也屬實是民國大師們廣泛認知的一種理論。
但是這種想法似是而非，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對於自我文明的自覺。某種程度上確實忽視了社會現實和發展規律，並不一定能夠代表整個學界。
而胡適，同時又提出了另一套思考中國傳統哲學體系的想法，或者說是理論。中國古典治學不在學，而在於人。包括獨尊以後的儒家，包括無數次研習的四書五經。每談論至此都要勝賢之言。即便有了一些疑問無法解決，那也一定要以聖賢之言為準，聖賢為誰？孔子，孟子而已。
但是對於一些理論研究和哲學分歧有過仔細探討嗎？這些學術上的東西根本沒有人探討。即便探討觸及最深處，對聖賢產生了懷疑也就此打住，重新迴歸孔子，孟子本身，不願意向前在走一步。可以說中國的思想在獨尊儒術以後就固化了，重點是研究人而非學術思想哲學。
這一點其實在任何歷史時期都顯而易見。當我們談及歷史上的某一個學術流派的時候，我們依然以人為核心。總是希望後世也能出一個聖人，將所有的理論歸納總結，供後人探討。但是後人卻永遠也不會自己做聖人，或者說讓自己成為聖人的一部分。
古典社會我們不曾有過哲學嗎？為何哲學的道路會消失，因由何在？
那麼回到聖賢之言，在勝賢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到底有沒有哲學？我的回答是，有。當時的哲學發展體系是健康的，西方國家也是如此，不論是蘇格拉底還是柏拉圖。亦或是孔子，孟子。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一種思想體系。後人有繼承，有研習，也有創新。這是真正哲學生髮的本源。
當然，也有人將哲學是做文明，文化或者是語言文字的衍生品。因為印度日耳曼語言更為準確，是字母文字，所以他們的哲學率先從思想當中獨立出來，並反過來囊括了所有思想，成為哲學體系。而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受制於象形文字和語言的發展，顯得非常模糊。不能拿不同文化系統的東西相對應相比較。
因為日耳曼的特點，使得他們的哲學非常準確，定義非常明確。而漢語和漢字是一種非哲學性的語言。自然，在這種語言環境之下，哲學也不復存在。而且諸子百家也並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和社會實踐家。而本質上應該都是社會實踐者，只不過儒家文化和儒家體系不被當時所接納，最終選擇了教育思想入手。
還有限制中國哲學的定義，或者說哲學發展的一大弊端就是我們的傳統思想沒有分科，一直是一個宏觀而整體的綜合概念。在這一概念之下，我們一直想要達成的目標和結果是一個學說可以通吃天下。這種不分學科只分門派，只關注人的思想，而不是思想本身的狀態。使中國的哲學很難出現一個較為科學的系統，哲學邏輯遲遲無法構建。各家各派紛繁複雜，流於形式，最終在整體的哲學概念中表現成支離破碎的現實。
而隨著近代我們不斷引入西方的科學體系和科學歸納法。對於傳統萌發性哲學也進行了多次的歸納和探討，思想的進化脈絡逐漸有序起來。不再依靠一些極為簡單的常識性判斷去思考十分深奧的哲學和社會問題，開始將更科學的定義確定在中國傳統哲學上。
最後，胡適先生曾給中國思想哲學進行過一個歸納
中國文明自身有自身的文化特徵，既受到自身制度的制約，也有生存環境，語言漢字的制約。使得我們擁有極為豐富的思想傳統，但並非以邏輯為主。隨著西學東進我們吸收了更多的西方邏輯思維和哲學體系。
在中體西用之下，大多系統化的歸納起來。語言的邏輯和條理性的事實逐漸確定固定下來。非在表面意思上就陷入持久爭議。如此，在思維體系中，中心合併。既避免了教條，也避免了牽強附會。為打造真正的文明哲學體系提出了珍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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