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
我理解作家是寫“他者”，不是寫自己的，不需要用文學來炫耀自己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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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命嗎？原生家庭是“命”嗎？你相信奮鬥能夠改變命運嗎？大千世界中，我們該怎麼安放自己，才能與命運和解？如果註定一生平凡，我們該怎麼辦……
這是梁曉聲在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中，藉助書中幾位女性發出的疑問。這也是他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第一部新長篇，寫的依然是平民的人間正道。小說中說，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命運不可違拗，但人的奮鬥仍有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從寫知青小說開始，梁曉聲就是行動派、奮鬥派，也是冷靜派。他總是在小說中寫普通人與時代的關係，也總是能夠在波譎雲詭的時代變遷中為“人”的尊嚴刻下最偉岸的身影。他說：“我不信世上會有君子國，這使我活得不矯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獄’，這使我活得不狡猾。”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梁曉聲說，作家永遠寫的是“他者”，於是也就成了時代的書記員。年過七旬的他正在有準備地退場，他的筆下已經記錄了一個時代。
中青報·中青網：你寫一個80後女性的成長故事，為什麼選擇用第一人稱？會不會有性別和年齡帶來的“代溝”？
梁曉聲：我經常用第一人稱寫作，像之前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等等。我是對人生的寫作，第一人稱對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是問題。
《我和我的命》不是傳記也不是報告文學，是一部虛構的小說，要虛構這樣一個女性，無非就是用“她”，或者用“我”。用“我”，在敘事上可能更走心、更有代入感。所以這完全是一個經驗上、或者說技術性的選擇。
當然，寫作時候會有一些困難。如果用“她”，對心理描寫可能會自如一些，我就可以像一個講解員一樣去描寫一個虛構人物；用“我”，就要考慮一個80後女性的語感，如果讀者看出彆扭，那就是我沒寫好。
中青報·中青網：那為什麼選擇80後這個年齡段？
梁曉聲：之前，一個青年大學畢業後就是社會稀缺人才，但到了80後大學畢業時，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在那個年代都已經是“憤青”了，對於那些出身強於別人、還擁有優渥資源的同代人，有一種忿忿不平。而現在的80後不僅要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還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質差距，直面這些差距，還在繼續努力工作，我挺佩服這些年輕人的。
中青報·中青網：當下女性話題頗受關注，你是否認為女性的性別，讓她們在現實中更加艱難？
梁曉聲：古今中外，我覺得女性都可能更艱難一些。比如我小時候，大部分母親們是不上班的，在家裡“持家”，這份擔子不輕。當時普通家庭裡的父輩工資都少，每一個母親都要學會精打細算，還要撫養老人和兒女。甚至在我看來，女性肩負著社會不坍塌下來的支柱作用。
中青報·中青網：從寫“知青小說”到現在，你在作品中對女性有什麼一以貫之的態度？
梁曉聲：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是建築工人，先在東北的“小三線”，後來又到了西北、西南的“大三線”，從小我就看到了母親們的不容易。我沒有寫過太不好的女性形象，可能和我的經歷有一定關係。從前女性不上班，這導致她的家庭地位一直低於男性，從內心可能會生出一種自我矮化，所以我對中國的女性是既同情又尊敬。
中青報·中青網：你在《我和我的命》中提到，“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有“三命”，那我們是否會受制於這種“關係”和“命”？比如書中提到的“老家親戚”帶來的一些煩擾。
梁曉聲：父母、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出生於什麼家庭、有哪些親戚，是男是女、樣貌如何……這些無從選擇，能選擇的是對這些沒得選的“社會關係之和”的態度。
態度可以分為幾種：有一種不需要你操心，你好他也好；有一種是你自身有能力去相助；還有一種是你沒有能力相助。對於有其心無其力的人，我是同情的，不能讓青年面臨這樣的重壓；而像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去幫助家人，我也是有敬意的。
所以，首先還是判斷你有沒有能力，如果有能力，親情扶貧也是一種責任。我們把手足間的抱團取暖當成生命的一部分，能做到會是愉快的。有的影視劇純粹是為了激化矛盾，強調和原生家庭之間的衝突，我看了心裡很不舒服。
中青報·中青網：李敬澤說你永遠在寫“平民的正道”，什麼是“平民的正道”？
梁曉聲：這個也可以叫做“民間的人文”。人文兩個字，在廟堂是一回事，在民間是不同的一回事。首先，我們要承認民間有人文，不然我們和牛羊無異；但它又區別於知識分子的、廟堂的、權力場的人文；最重要的是，如果民間的人文垮塌了，一切就都垮塌了。在民間的人文中，“仁義”兩個字非常重要。以前老百姓不識字，但如果誇一個人“仁義”，那就是至高的評價。民間靠它，樹立起了人之為人。
中青報·中青網：知青小說源於你多年的生活經歷，《我和我的命》似乎和你的個人生活沒有關係，在寫作時你需要做哪些準備？
梁曉聲：不是沒有關係，是關係太密切了。我自己的兒子就是80後，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女兒也都是80後，他們的同學還是80後。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會看一些學生的檔案，關愛一些家庭可能有困難的學生，在和他們日常接觸的時候、談起擇業的時候，會考慮到這些。所以，我對80後一點也不陌生。
我並沒有為這部小說特地去做什麼體驗，可能我有一個優勢，就是對社會介入很深。我不是書齋型的作家，不是一個僅僅生活在作家圈子裡的人，也不僅僅生活在文學中。我曾經寫過《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在寫《我和我的命》之前，還寫過一篇關於青年“過勞死”的短文，所以這些都置於我對社會掃描的視野之內。
我對作家的概念：第一，人類有一個古老的良習，就是閱讀，而作家是為這一良習服務的人；第二，作家不斷寫形形色色的“他者”，給形形色色的“他者”看，我理解作家是寫“他者”，不是寫自己的，也不需要用文學來炫耀自己的才華；第三點很重要，因為你寫形形色色的人，你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書記員，你總是在觀察、在感受，而且你的感受是投入情感的。所以，我的寫作在寫什麼上並沒有瓶頸，只受限於自身寫作的水平。
中青報·中青網：接下來有什麼寫作計劃？
梁曉聲：在我的同代人中，我覺得大家都寫累了，我也寫累了。我一直用筆寫，我的頸椎病也很重，所以更多時候是想退場。但頭腦中又不斷會有新的題材闖入——我在克服這一點——然後還是要轉身走人。可能明年你還是會看到我的訊息，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要寫到生命最後一刻，而是我確實在有步驟、有計劃地做著離去的準備。如果再有作品出現，那是一個收尾性的工作。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