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灰濛濛的天空下湧動著無序的人潮，疲憊、興奮、焦灼、茫然……我已經在讀初二了。那時候讀書也就裝裝樣子，課堂裡亂得像茶館店，老師講的東西你根本別想聽清楚。好在作業也沒有多少，有些同學忘了做，臨時抱佛腳向同學抄一下便可應付過去。下了課就在外面瞎逛，神聊，抽菸，大把大把地揮霍時間。
按當時的政策，中學生畢業後大多數分配到廣闊天地去“修地球”，只有極少數可以留在上海，去工廠當學徒或讀技校。於是有幾個前景不妙的學生就“雞雞狗狗”地學起了小提琴，盼望有朝一日部隊來招文藝兵。按照有關政策，我已經有四個哥哥在外地務農或當工人了，我鐵定留在上海，但經不起同學的蠱惑，也加入了學吹打的行列。
對了，一開始我先是從同學那裡借了一把吉他來玩。哈，當我抱著吉他雄赳赳氣昂昂地走進弄堂時，正在談山海經的幾個老太太說：“噢喲，迭只外國琵琶真大啊！”
學了幾天，絃線斷了，跑遍整個上海灘也配不到。有人建議我去“淮國舊”看看，我跑到那裡，找到樂器櫃檯，抖抖豁豁一開口，老師傅就指著頭上懸掛著的大字報說：“儂先看看上頭寫點啥。”抬頭一看，不得了！大字報的標題是《徹底砸爛資產階級樂器吉他》。文章指出：吉他自它出生那天起，就是為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服務的，死心塌地產生靡靡之音，所以必須徹底砸爛，確保無產階級文化陣地的純潔性。
我頭皮一陣陣發麻，耳朵嗡嗡作響，趕快逃了出去。
但也不是所有西洋樂器都要被砸爛，比如小提琴，因為加入了絃樂五重奏《海港》而實現了“洋為中用”，於是，整個上海灘很快掀起了學小提琴的狂潮，據說當時學小提琴的青少年達到20萬之眾。那麼我就學一學小提琴吧。
當時小提琴也很難買的，樂器商店只有樣品，蒙了一層薄薄的灰塵，市百一店偶爾會放出一批，聞訊而動的顧客早早地排起了長隊。我同學歷經千辛萬苦買來一把，44元一把，超過普通工人的一個月工資，問題出在音質，實在不敢恭維。
為了適應幾十萬人學小提琴的“大好形勢”，“淮國舊”就將裡邊的樂器櫃檯搬到門口來，門板上像掛火腿一樣掛了好幾把小提琴，琴背有楸木或楓木自然形成的“虎皮紋”，琴頭和琴軸雕刻得相當精緻，很有點貴族氣質。默默地來了一箇中年男人，跟營業員交談幾句，就像楊子榮在威虎廳與土匪對黑話，我聽大不懂。營業員取下一把小提琴，那個男人將琴夾在下巴上，操起弓子在弦上一滑，那聲音像女人的尖叫，一下子撕裂了我的心。
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聽一段《山丹丹花開紅豔豔》，或者《新疆之春》。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一綹溼漉漉的頭髮耷拉在拉琴人的額頭上，慢慢的，我被擠到了邊上，傷感地退出。
我的小提琴是從親戚那裡借來的，雖然是一把舊琴，琴面邊框卻一絲不苟地嵌了一圈烏木鑲線，望琴肚子裡看，有一張泛黃的外文商標。我學琴是願意下苦功的，只是琴絃時常要斷，最貴的G弦五角一根，最便宜的E弦也要兩角一根，開銷有點大。“淮國舊”的樂器櫃檯有琴絃出售，產自北方某座城市，相對便宜些。還有松香、琴橋、琴軸、琴盒及肩墊等，所以我跑得比較勤。
賣琴的老師傅是個石骨鐵硬的老克勒，抽板煙鬥，吹起小提琴來頭是道，從他口中我知道了瓜納里爾、阿瑪蒂、斯特拉瓦迪裡三大制琴家族和他們的傳奇。“淮國舊”出售的小提琴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元一把，極少超過一百元。會不會混進一兩把義大利古董名琴呢，我不知道，但也不敢說沒有可能吧。有時候老克勒會突然冒出一句：“國產的百靈牌是自力更生的產物，勞動人民拉拉蠻不錯了。”
圍觀群眾笑了，他則故意板起面孔。這個時候樂器店裡賣出的小提琴弓子，弓毛都是雜色的，純白的就是沒貨。中國交響樂團演出《紅旗頌》，幾十把小提琴一起上上下下，一水的純白弓毛，端滴漂亮。對此老克勒也難以解釋：“難道白馬都死光了嗎。”大家又是哈哈大笑，他則仍然屏牢不笑，猛吸一口煙。他的櫃檯前總是圍滿了人，我每次去，都像聽一堂免費的西洋樂器鑑賞課。
等到我畢業時，果然有兩個同學被昆明部隊招去當了文藝兵。我幸運地留在上海，在一家飲食店當學徒，乾的是體力活，我的手指很快就變得像胡蘿蔔一樣粗，拉《金色的爐臺》把不準半音階，我急得哭出來了。
但是“淮國舊”還是經常會去，因為那裡有許多物品是清貧人家急需的。我不是有四個哥哥在外地嗎？他們經常來信，希望家裡寄點日用品，我就跟老爸到那裡淘舊貨，軍用毛毯、棉手套、解放跑鞋、搪瓷臉盆、鋁飯盒、煤油爐、鬧鐘等，都是知青的伴侶。
好幾只鐘錶專櫃拼成一個“圍城”，英納格五六十元一隻，浪琴、漢密爾頓差不多也是這個價，歐米茄就貴多了。絕大多數人是買不起的，只能看看，如果營業員與某位顧客比較熟的話，就會拿幾隻手錶放在木盤上送到他面前，看看，聽聽，共同品鑑一番。上海灘不缺老克勒，他們的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了，但對好東西還保持著很高的鑑賞力。
服裝櫃檯有運動衫褲和粗布棉大衣出售，因為不需要布票、棉花票，所以每次投放一批就會吸引很多人來選購。但最大亮點是那五六根鋼管，每根長四五米，每根鋼管上吊一排裘皮大衣，至少有二三十件的樣子。你可以估算一下，應該會有一兩百件的總量吧。裘皮大衣是我生活經驗之外的高貴之物，此時卻代表了腐朽和奢靡，羔羊、水獺、紅狐狸、灰狐狸、銀狐狸、紫貂、黑貂、水貂……它們冰冰冷地懸掛著，像死屍一般，高高在上，我只看得到它們毛絨絨的下襬，掛一塊小布條，上面寫著價格，好像也只有幾十元，一百元以上了不得了。有時候來了一個人，圍巾遮住了他的半張臉，輕聲輕氣地要求看一下。營業員就走出櫃檯，解開繩索，將其中的一根鋼管放下來，幾顆人頭湊過去看幾眼，伸手摸摸，神色木然地交談幾句，然後營業員再收緊繩索，灰狐、灰鼠、銀貂又升上去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它們似乎一夜之間消失了，無影無蹤了，據店裡的老法師說，都弄到外貿部門去了，廣交會上也有，出口創匯去了。在那個年代，這或許是資產階級奢侈品的最好歸宿。
後來，大約是八十年代末，謝晉拍白先勇的《最後的貴族》，裡面有四個大家閨秀，有一場戲是她們披著裘皮大衣走出來，但你叫上影廠到哪裡去弄這四件名貴的裘皮大衣啊？謝導只得在報上刊登廣告，向市民租借。後來我看到電影中這個場景，四位貴族小姐魚貫而出，前三位是裘皮大衣，最後一位披的是坎肩——偌大的上海灘啊，四件老貨裘皮大衣都湊不齊啦？
從“淮國舊”後門出去就是長樂路，那裡有幾隻簡陋的大棚，裡面的紅木傢俱堆得疊床架屋。口號喧天的時刻，人心惶惶，誰也不會欣賞紅木傢俱的西式浮雕與明亮的花旗鏡子。但我們中學生沒事可幹，就在那裡看熱鬧。一張紅木八仙桌只賣50元，一隻蛋凳賣5元。還有一次我看到一輛10噸頭卡車裝了滿滿一車紅木傢俱，喇叭一響開走了。聽老師傅說，這是賣到民族樂器廠去的，拆散之後做胡琴、揚琴，再小點的碎料也不浪費，送到算盤廠做算盤珠。紅木珠的算盤打起來聲音清脆響亮，珠與珠之間有因碰撞而產生的縫隙，不會粘珠，老財務喜歡用紅木算盤。
後來——二十多年後我已經當記者了，採訪一個專做舊傢俱生意的老法師，他是“淮國舊”的職工。他告訴我，當年他負責在民間收購舊紅木傢俱，稍許整修一下後賣給外貿部門。有一次店裡收進一隻紅木大櫥，他在登記時覺得這隻大櫥特別笨重，仔細一看，發現抽屜下里有夾層，拆開夾層，乖乖隆底咚！裡面居然夾了金銀首飾，還有幾根金燦燦的大黃魚。但那個賣主沒有留下地址，怎麼也找不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年，他在靜安區一條弄堂裡收到一張紫檀雕花大床，作價2400元，但單位領導認為買貴了，屬於生產事故，要他賠400元，每月從工資里扣除。等這筆錢賠清爽，他也退休了，自己單幹，倒也發財了。“這幾年我一直在尋找這張紫檀大床，照現在行情它至少值2000萬！”
我還有一個朋友，那時候待業在家無聊，就跑到“淮國舊”看西洋鍾，法國鍾、德國鍾都有，他有幾個小錢就買一隻兩隻，改革開放後到國外發展，賺了錢後就到處搜尋西洋鍾，最終收藏了五百多隻，其中不少還是遺世孤品，他就成了西洋鍾專題收藏家。“是‘淮國舊’的師傅引我走上這條路的。”他念念不忘地說。
那個時候供應緊張，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商業街的店堂裡常常掛著標語口號，一句是“為人民服務”，另一句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而“淮國舊”則不同，它的口號是“厲行節約，勤儉持家”。在這個口號下，許多象徵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物品就被巧妙地開發利用了。
所以說，那個年代“淮國舊”給市民開啟一扇窗，讓市民有一個透氣的地方，透過承載世界文明的陳舊器物，可以大致想象大千世界的生活狀態，同時，也成了許多青年人窺視與認識世界文明的啟蒙之地。這，也是海派文化的機巧與通達之處。（沈嘉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