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遺產旅遊能帶來什麼？
故宮是世界聞名的遺產地和旅遊地，四季都能吸引眾多旅遊者。圖為2月13日，北京迎來農曆虎年的第一場大雪，故宮角樓銀裝素裹，引來眾多市民及遊客前來欣賞雪景。翁奇羽攝
在世界遺產地雲南元陽梯田阿者科村，中山大學保繼剛教授團隊的旅遊科研計劃幫助當地社群尋找可持續發展方式與利益分配機制。圖為阿者科村的鄉村旅遊發展分紅大會。楊 兵攝
青年是世界遺產旅遊事業的積極參與者。2021年，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的世界遺產青年論壇上，來自中山大學的科研團隊為論壇主題“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生計”提供了學術支援。吳 輝攝
在中國，世界遺產地間建立了雙向的價值傳播機制，促進旅遊、參觀者瞭解世界遺產。圖為2021年初，重慶大足石刻研究院在蘇州博物館舉辦的“海棠獨香——大足石刻的發現與傳承”展覽。王建康攝
江蘇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擁有大運河、蘇州園林等世界遺產。圖為2021年6月，參加“打卡中國——你好，長三角！”網路國際傳播活動的外國網紅們前來蘇州觀光旅遊。華雪根攝
隨著世界遺產資源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遍佈全球的遺產地愈發受到關注，遺產與旅遊的關係日益緊密，“遺產旅遊”進入人們的視野。
近日，本報記者（以下簡稱“記者”）從保護世界遺產、闡釋遺產價值、提升社會文化水平、傳播國家形象等視角，採訪了中山大學旅遊學院教授張朝枝。
記者：人們為什麼更喜歡去世界遺產地旅遊？
張朝枝：遺產地往往與人們有著先天的文化與情感聯絡，也就是身份認同感。比如大家都會想著“保平安”而去登泰山，想著“做好漢”而上長城……一個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深厚認同和自豪感的人，都會很自然地激發去看看中國擁有的世界遺產旅遊的願望。
世界遺產地大都具有罕見的自然美或者文化藝術價值。現在，由於各種傳播媒介的帶動，到世界遺產地去“打卡”，往往也成了某種文化品位或消費能力的標籤。這些都促使遺產旅遊出現了火爆的局面。
記者：2022年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誕生50週年。在此背景下來看，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遺產大國。我們有了56處世界遺產，北京故宮、秦始皇陵及兵馬俑、黃山等世界遺產已經全球知名。在文旅融合的趨勢下，遺產地肯定會越來越熱鬧。
張朝枝：會的。學術界通常把前往世界遺產地的旅遊稱為遺產旅遊。其實在世界遺產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了小眾化的文化旅遊。當更多的文物、古蹟、歷史城區演變為世界遺產，“遺產旅遊”也隨之誕生。隨著世界遺產的概念與範圍不斷擴大，現在遺產旅遊也包括所有自然與文化保護地的旅遊，不再僅僅限於世界遺產地。
記者：許多人認為，只要成功申報世界遺產，就能帶動當地旅遊發展。
張朝枝：其實還真不一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與旅遊大發展，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世界遺產遴選標準與旅遊市場選擇偏好這是兩個相關但不相同的事。世界遺產評選主要根據《世界遺產公約》及其相關檔案約定的一系列標準，強調各類文化藝術、科學、歷史、生態等價值，具有較強的專業性；但大眾旅遊市場對目的地的選擇往往是基於遊客感官體驗來判斷的。雖然早先有一些專案僅因符合“罕見的自然美”的標準而成為了世界自然遺產，但目前這條標準已不能單獨使用了，因為專家們對什麼是“美”難以形成共識。也正因為這些原因，一些價值很高的遺產地，至今還很難吸引大眾遊客。據我的粗略估算，大約40%的世界遺產地因不具備旅遊觀賞性而很難成為火爆的旅遊目的地。
當然，由於“申遺”提升了知名度，使得環境整治加快、政府配套投入增多、傳播的深度和廣度增強，再加上如故宮、長城、泰山這樣的專案在“申遺”成功前就已是著名的旅遊地，這確實會客觀上進一步推動遺產地的旅遊發展。
記者：一些文物保護工作者認為，旅遊給保護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在文旅融合時，旅遊會是遺產保護的“麻煩製造者”。
張朝枝：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早在“世界遺產公約”誕生前，一些專家們就覺得戰爭、城市化、旅遊活動破壞了古蹟遺址和大自然，因此呼籲對全球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保護。從全球範圍來看，直到20世紀末，學者們仍將旅遊視為遺產保護的威脅；但隨著遺產的數量、種類不斷增多，大家逐漸意識到遺產保護狀態與周邊社群以及人們生活密不可分，而生計又與旅遊緊密關聯。此時人們意識到：恰當地利用旅遊其實也是遺產保護的一種方式。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球90%以上的世界遺產地旅遊業停擺了。這對可持續的遺產保護造成了新的“威脅”。大家由此進一步認識到旅遊對遺產保護原來那麼重要。
記者：遺產旅遊可以給旅遊業帶來哪些變化？
張朝枝：近年來，旅遊發展理念的轉變讓大家重新認知世界遺產和旅遊的關係。20世紀中期，旅遊活動的總體規模不大，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沒有引起人們關注，“旅遊業是無煙產業”觀念盛行，認為旅遊業銷售的是風景，帶來的是可觀的經濟效益，對環境沒有任何負面影響。但很快，人們發現旅遊業帶來巨大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如旅遊設施過度建設、文化景觀遭到破壞、水土流失等。這些都極大地危害著旅遊業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環境。這時，人們開始反思旅遊造成的環境影響，可持續旅遊的概念也隨之誕生。進入21世紀後，我國旅遊主管部門不斷加強對旅遊領域的生態環保問題監督，強制執行綠色標準、旅遊承載量等措施。近年來，又直接將生態環境保護狀態作為旅遊等級景區評定的一票否決條件。這些都促使旅遊發展越來越“講規矩”。
記者：2022年初，國務院釋出了《“十四五”旅遊業發展規劃》。提出“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世界級旅遊景區和度假區”。從遺產旅遊的特點來看，遺產地旅遊應該如何發展？
張朝枝：我們必須樹立一種觀念，經濟效益並不是世界遺產地旅遊發展的最重要目標。世界遺產代表了人類共同的智慧。無論是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其遺產價值闡釋又與國家、民族自豪感緊密相關。因此，這些世界遺產地旅遊發展都被賦予更高的要求。
同時，遺產地的旅遊發展一定要適應嚴苛的約束機制。從過去50年的實踐來看，《世界遺產公約》及相關檔案對世界遺產保護髮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遺產申報與管理過程中即要求遺產地制定系統的旅遊影響監控措施。
遺產旅遊也融入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中山大學在雲南元陽梯田遺產地指導的“阿者科計劃”，成功地幫助遺產地居民透過發展旅遊脫貧致富，在世界自然遺產地實施“熊貓大使計劃”，深入自然遺產地開展自然教育，這些成果很快在國內產生了反響。
記者：中國是世界遺產大國，幾十年來的世界遺產地旅遊實踐，對全球的世界遺產事業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經驗？
張朝枝：我覺得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探索了旅遊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理論與方法。國際學術界很多人認為世界遺產地旅遊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小規模、深體驗的基礎之上，但由於中國人口眾多，人均遺產資源相對較少，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願望又在快速增長，所以中國的世界遺產地所面臨的壓力是外人很難想象的。加入《世界遺產公約》30多年來，我們摸索出了一系列大規模大眾旅遊背景下保護世界遺產的方法與理論體系。在借鑑和反思了已有的遺產地承載量理論、遺產旅遊體驗理論、社群參與理論和利益分配理論之上，也出現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遺產保護利用優秀案例。比如長城的保護成效就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得到了高度肯定。
第二，我們也探索了基於東方文化特色的世界遺產地社群參與模式與方法。這些實踐表明，為當地社群尋找可持續的發展方式與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促進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有效協調世界遺產地人地衝突的根本出路。2021年，我們為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的世界遺產青年論壇貢獻了“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生計”主題，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我們也成為2021世界遺產青年論壇的學術支援團隊。
在中國的世界遺產地旅遊實踐中，還較早地系統探索並建立了世界遺產地旅遊影響監測體系。早期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監測內容，主要關注世界遺產本體，對世界遺產地的關注相對較少。近年來，在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推動和學校科研團隊的參與下，我國率先在安徽黃山、湖南武陵源、河南龍門石窟建立了旅遊可持續發展觀測點，對旅遊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指標進行了長達10多年的持續監測，同時幫助這些遺產地建立旅遊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些實踐成果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也為中國專家進一步參與制訂世界範圍的負責任旅遊目的地評價體系打下了基礎。
張朝枝為中山大學旅遊學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遺產地可持續旅遊教席主持人、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文化旅遊科學委員會專家委員、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保護地科學委員會專家委員。長期從事旅遊發展與遺產保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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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世界級旅遊景區和度假區。以世界遺產地、國家5A級旅遊景區為基礎，深入挖掘展示旅遊資源承載的中華文化精神內涵，創新發展模式，完善標準指引，統籌資源利用，強化政策支援，保障要素配置，穩步推進建設，打造具有獨特性、代表性和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旅遊景區。以國家級旅遊度假區及重大度假專案為基礎，充分結合文化遺產、主題娛樂、精品演藝、商務會展、城市休閒、體育運動、生態旅遊、鄉村旅遊、醫養康養等打造核心度假產品和精品演藝專案，發展特色文創產品和旅遊商品，豐富夜間文化旅遊產品，烘托整體文化景觀和濃郁度假氛圍，培育世界級旅遊度假區。
—— 《“十四五”旅遊業發展規劃》
（本文有刪減）
作者：齊欣
本文選自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3月7日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