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有朋友又在爭論李益的七絕是否配得上“中唐七絕之冠”的稱號,想起自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王昌齡的《出塞》,明朝李攀龍、楊慎將之稱為“七絕壓卷之作”,其中也談到了和李益這首《夜上受降城聞笛》的比較。
同樣是明朝人的胡應麟在《詩藪》中提出李益作品才是“七絕之冠”——不過他下筆的時候心中還是有些忐忑,所以在前面加上一個“中唐”。
詩歌這種文藝類的東西,雖然有上下優劣之分,但要分出第一、壓卷這種絕對位置,是因讀者而異的。
如果讀者年輕化,希望出人頭地,而國家也正處在一個蓬勃向上,永珍更新的時期,絕大多數人愛讀王昌齡的《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讀者中老年化,開始想家了,明白建功立業沒有天倫之樂重要,又或者整個國家、軍隊開始沉淪在一種厭戰情緒之中,那麼大多數人愛的就是《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烽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徵人盡望鄉。
為什麼會出現不同讀者的賞讀偏好?
因為好的作品在於激發讀者的共情。
王昌齡激發的是保家衛國的求戰之心,而李益共情的是回望家鄉的厭戰情緒。
這是盛唐與中唐的區別,是整個時代氣息的區別。
年輕多愛“龍城飛將在”,年老便知“徵人盡望鄉”。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品。昂揚與反思,都是最好的作品。哪一首更好,得看讀者自身處在哪個時代,哪個時期,擁有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畢竟要拿來選拔冠軍的作品,於平仄格律、詩詞技巧、甚至內容意境都是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層次——所以,只能從讀者共情方面去評判。
就好像如今的歌唱類綜藝中的大眾評審加上專家評審,當選手專業水平不分高下或者各有千秋的時候,專家就失去了意義,最終結果只能由大眾評審投票決定。
而大眾評審投票憑的是什麼?
感覺,我喜歡誰,就投給誰,誰就是我的冠軍。
李攀龍、楊慎投給了王昌齡,胡應麟投給了李益。
不過胡應麟心裡還是有底,雖然自己很喜歡李益這首作品,但在《出塞》這樣的王者前面沒有勝算,於是用“中唐”二字表明態度,避開正面交鋒。
李益是中唐著名邊塞詩人。
我們言詩必說“盛唐飛歌”,在大眾心中,意氣昂揚的初唐,李杜橫行的盛唐是中國詩史上最壯觀的時代。
這不能說錯,但是也並不正確。
詩的頂尖人物出自盛唐,詩的格律化也在盛唐,但是真正詩風浩蕩,詩人輩出,作品五花八門,各自精深,卻是在中唐——也就是說唐詩之盛,盛在中唐。
初、盛唐為詩歌的理論、題材、格式、意象做好了各方面的基礎打造提升,並且樹立起李白、杜甫、王維這樣不可超越的標杆,詩歌終於在中唐迎來了徹底的爆發。
中唐詩的特點,就是在盛唐詩高峰的指導下,鉅細靡遺地向各個方向深入,使用各種不同的姿勢,表現出極大地創造活力。
唐詩之盛,即為中國古詩之盛。中唐詩歌創作群體之多,涉及層面之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韓愈散文入詩,賈島死扣字眼,李賀另開幽門,劉禹錫專於懷古,提煉民歌,元白的新樂府運動,都是中唐詩人在盛唐之後,仰望李杜高峰無法逾越,別開生路地創作尋路。
李益則承接高適、岑參等人,走上邊塞詩的頂峰。
其實邊塞詩中還細分邊幕詩。邊幕詩是指從軍之人,或者進入將軍幕府的文人所寫的詩。而邊塞詩是泛指,只要是寫邊塞的詩,哪怕是坐在長安城內想象出來的戰鬥場景,也可以稱作邊塞詩。
像盛唐時期,王維出使巡查邊境,寫下“大漠孤煙直”,這就是邊塞詩,而不是邊幕詩,因為他逛一圈就走了,並沒有邊疆幕府中文人長期駐守的那份深刻感受。
而高適、岑參這些人擔任軍職,就不僅僅是見景生情,他們的作品有邊塞詩,更多的是邊幕詩。投軍幕府,再轉入仕途,甚至調入中央,是唐朝文人除科舉之外的另一種上升渠道。畢竟很多人沒有可靠資格,如李白。有些人考了進士,卻混得不如意,掛印出走,也是去幕府混飯吃,比如李益。
李益不僅邊幕詩寫到了冠軍位置,還因此被唐憲宗召入朝廷,鹹魚翻身,進入王朝政權中心。
相對而言,真實經歷過前線霜刀血雨的詩人,作品更加真實,情感更加深刻。
李白從道家入仕,李益從邊幕入仕,李白被賜金放還,李益官至禮部尚書。
可見朝廷用人,自有一套規則和標準。能不能做官,皇帝和領導,心裡其實都明鏡似的。
李益邊幕詩的特色在哪兒呢?前面也說了,透露出一種厭戰情緒。不僅和王昌齡的比如此,和高適等人相比更加明顯。盛唐時期的邊塞詩,寫得非常趾高氣揚,士氣高漲,表現殺敵立功的決心,或者描寫邊塞的壯美風光。整體透著一種昂揚的氣勢,盛唐氣象在邊塞詩裡表現得很徹底。
但是到了中唐,由於國家實力的頹靡,整個社會的昂揚心態已經沒有了。
邊幕詩的主題從歌頌戰爭,表現勇猛,轉變為厭戰情緒。
《夜上受降城聞笛》是這樣,他還有一首作品非常有名,其實也是這樣。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
磧裡徵人三十萬,一時迴向月明看。
我們對比高適的《塞外聽吹笛》看: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一樣的景色,一樣的聽吹笛,高適的心境完全不同,讓人感覺到雪中月下,笛聲清明的空曠、優美。同樣寫邊境的寒冷,將士們吹笛思鄉,但是既不悲愁,也不苦悶,甚至還帶有一絲欣賞的味道。
到了李益,海風寒、行路難,寫景中已經帶入了對環境艱苦的怨尤。主題是“磧裡徵人三十萬,一時迴向月明看”,沙漠裡的軍人們有三十多萬人啊,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明月。月亮的意象是相思,思念,經過盛唐的提煉和實踐,月亮就是思念家鄉的象徵了。
軍人們在寒冷之中仰望明月,並非賞月,而是思鄉了。
李益的作品主題大多是表現軍人不想在邊關耗費青春,是想回家過安穩日子。
他是進士出身,這種厭戰情緒與他的文職官員身份有關,也是當時社會思潮的體現。
由於國家實力的頹靡,整個社會的昂揚心態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說中國的史、詩是不分家的?因為這些大詩人,都是時代的記錄者、歌頌者,都深度參與了歷史的發展和變化,也被時代所裹挾,影響了他們作品的內容、思想和風格。
我們賞析詩歌,要建立起正確的詩歌、歷史結合的知識框架,瞭解詩人背後的思想,進一步真正理解作品。用思路將文學史、詩歌史串聯起來,就會發現這些詩人的思想底色是代代傳承又不斷變化的,而他們所有的詩歌作品,不過是這套傳承變化史的不斷印證。
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以詩證史”,以小見大的一種歷史考據方式。
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隨便拿出一位詩人的作品,只要能正確安放到時間線上,就不存在讀不通,理解不了。而詩的發展是在框架上與其他作品聯動的,看到某一點,自然會想到上一點或者下一點,所有作品都逃不出框架規則論證。這樣在寫這類文章時才能下筆千言,滔滔不絕。
這是賞析詩詞的最終技能——也是開始自身詩詞創作尋路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