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坤靜
我國當代作家馮志以其抗戰時期在敵後武工隊的戰鬥經歷為素材，創作的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描寫了冀中軍民在黨的領導下，深入敵後同日偽軍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謳歌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戰精神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讚美了中國軍民在強敵面前英勇無畏、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那麼，這部影響廣泛、享譽中外的紅色文學經典究竟是怎樣創作出來的呢？
作者曾是武工隊長
馮志，原名馮祿祥，1923年7月15日生於直隸省靜海縣(今天津靜海縣)一個貧農家庭。他自幼父母雙亡，只在本村小學上過4年學，11歲時輟學務農。
七七事變後，15歲的馮志懷著抗日救國的強烈願望，離開家鄉，參加了八路軍，被分配到冀中第九軍分割槽政治部，給政治部領導伍輝文當警衛員。伍輝文對馮志就像慈母嚴父一般，他經常給這個機靈的“小鬼”講紅軍長征的故事，講革命的道理，從而提高了馮志的政治思想覺悟。1939年7月，馮志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入黨不久，馮志被選為黨小組長。在5個人的黨小組裡，除他之外都是部隊領導，因此剛開始他在工作上總是畏首畏尾，顧慮重重。伍輝文便教導他說：“在黨內，沒有警衛員、首長之分，看到我們有什麼缺點你就批評，需要我們做什麼工作你就分配。在黨的小組會上，你是領導，我們都服從你。”伍輝文言出必行，率先垂範，黨小組開會，他按時參加；黨小組分配的工作，他認真完成。這讓馮志更加感到領導的可親與可敬。從此，他不再那麼拘謹，能夠放開手腳幹工作了。
透過密切交往，馮志瞭解到，伍輝文8歲時就給地主放牛，十幾歲就當紅軍，從沒上過學，但現在他拿起筆來就能寫，而且文章寫得很漂亮。於是有一天，他忍不住問伍輝文：“首長，怎麼才能寫出一手好文章呢？”伍輝文說：“咱們八路軍就是個大學校，要一邊打仗，一邊學習，只要肯鑽研、肯用心，就能做到文武雙全。”
◆馮志任敵後武工隊小隊長時留影。
從此，馮志更加積極努力地學習文化知識。當時條件艱苦，難得看到一本書，伍輝文就四處找書讓馮志讀，還耐心地輔導他寫心得，記日記。起初馮志寫的日記就像流水賬，提筆無非起床、上操、開飯、工作，最後熄燈睡覺。伍輝文看了，啟發他說：“日記要寫工作、生活、學習中有感受的事。比如，我們打了勝仗，繳獲了許多武器，你怎麼想？日寇飛機轟炸村莊，群眾受了損失，你又怎麼想？把這些感想寫下來，有趣的事還可以寫成快板、唱詞。這樣堅持下去，日後翻出來，能看到自己成長的腳印、思想的變化，很有意思。”後來，馮志在辦機關牆報時，他組的稿件，伍輝文都會幫助修改，還耐心地給他講解：這地方為什麼要改，不改有什麼毛病。馮志對這種一字一句、手把手地悉心教導非常感激，為此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像領導那樣刻苦努力學習，既要學會拿槍打敵人，也要學會提筆寫文章。
馮志在冀中第九軍分割槽政治部歷任班長、排長、劇社社員、文工隊長等職務。1942年5月1日，侵華日軍糾集日偽軍5萬餘人，在飛機的配合下，出動坦克、汽車幾百輛，由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岡村寧次親自指揮，對冀中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瘋狂的“拉網”式的大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 （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冀中一時間成為村村有崗樓、處處有碉堡、封鎖溝密佈的敵佔區，日本鬼子、偽軍、漢奸橫行，形勢極為嚴峻。為了針鋒相對地與敵人展開鬥爭，冀中第九軍分割槽黨委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決定組建一支精幹的深入敵後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鬥爭的武裝組織——敵後武裝特別工作隊（簡稱敵後武工隊），這是全國各抗日根據地最早出現的敵後武工隊。馮志聞訊，積極報名參加，於同年8月被選拔任命為武工隊第一小隊隊長。從此，他積極組織並充分依靠當地群眾，帶領隊員們拔炮樓，殺鬼子，除漢奸，懲惡霸，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方式打擊瓦解敵軍，被老百姓譽為“敵後神八路”。在浴血戰鬥中，他三次負傷，左鎖骨曾在與敵人拼刺刀時被挑斷，左手食指被扎殘，頭部、胸部也都中過彈。有一次，他到軍區開會，在回來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狹路相逢，便閃身鑽進路邊的一堆麥秸垛裡。鬼子過來用刺刀一個個挑那些麥秸垛。他感覺鬼子到跟前了，就抬起手中的駁殼槍扣動了扳機，豈料這一槍卻沒有響，而鬼子竟也沒有用刺刀挑這個麥秸垛，轉身就走了。事後他一看，原來是槍被麥秸稈卡住了，從而奇蹟般地逃過了一劫。更為神奇的是，在他任小隊長期間，屬下數十名武工隊員竟無一人犧牲。由於機智勇敢，屢立戰功，他被評為模範黨員，還榮獲冀中軍區頒發的“五一”一等獎章。
◆冀中軍區的敵後武工隊向敵佔區進發。
1944年，冀中第九軍分割槽敵後武工隊圓滿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馮志調到冀中第三縱隊前線劇社工作。在此崗位上，他經常深入部隊瞭解新人新事，蒐集生動的素材寫成稿件投給《前線報》。由於文化程度低，又是初學寫作，起初，他的投稿常常被退回來。但他毫不氣餒，堅持練筆，採寫的人物特寫《英雄連長王志傑》終於引起了《前線報》的關注，報社編輯找到他一起研究素材，討論修改意見。經過4遍修改後，這篇文章被《前線報》發表。編輯們的精心指導，再加上自身勤寫多練，使他逐步摸到了寫作的“竅門”。以火熱的戰鬥生活為素材，他又相繼撰寫了報告文學《神槍手謝大水》、通訊《團結模範高永來》以及小劇本、詩歌、歌詞、快板等。另外，他還創作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如反映武工隊員護送幹部過鐵路故事的《護送》、反映懲辦漢奸侯扒皮故事的《打集》和反映攻克保定南關火車站故事的《化襲》。後來，這些小說故事經過進一步修改、加工，都成為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的重要章節。
1947年冬，馮志進入華北聯合大學中文系學習深造，畢業後於1949年調任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
創作小說再現歷史
新中國成立後，馮志於1951年調到河北人民廣播電臺工作，歷任編輯、記者、科長、文藝部副主任等職。工作之餘，他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
關於《敵後武工隊》的寫作初衷，馮志在該小說的《前言》中寫道：“是因為這部小說裡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衝擊著我的心；我的心被衝擊得時時翻滾，刻刻沸騰。我總覺得如不寫出來，在戰友們面前似乎欠點什麼，在祖國面前彷彿還有什麼責任沒盡到，因此，心裡時常內疚，不得平靜。”“十三年前的那年冬天，也正是日本鬼子剛剛投降三個多月，在集寧駐防時，我就想抓起筆來，將武裝工作隊在敵佔區和敵人酷鬥、鏖戰的一大段生活寫一寫。黨組織給了我力量，鼓勵我寫下去，同志們也以最大的關懷要我去寫。但是，由於當時的文化、政治水平很低，而主要的是蔣介石又點起了內戰大火，所以想寫的念頭，不得不暫時放下，去參加解放戰爭。”“戰鬥空隙間，武工隊裡的戰友們的身影時常出現；武工隊的一些驚險、感人的故事，也經常讓我回憶起來。每當憶起，好像昨天發生的一樣。人民解放戰爭剛剛取得勝利，我便開始動手寫這部小說了。”
◆馮志
關於《敵後武工隊》的故事內容，馮志在該小說《前言》中介紹說：“書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級，有的是我的戰友，有的是我的‘堡壘’戶；書中的事件，又多是我親自參加的。”“《敵後武工隊》如果說是我寫的，倒不如說是我記錄下來的更恰當。不管怎樣，眼下它終於和讀者見了面。如果它能在讀者心靈上留下一點點八路軍艱苦抗戰的印象，或對讀者有一丁點幫助，也就算我沒有辜負黨對我的關懷和同志們對我的幫助。”
有關《敵後武工隊》的創作經過，2005年夏，馮志的遺孀苑莎在回答記者採訪時，深情地回憶說：“當時，我們在保定只有一間房，中間用磚隔起來，分成裡外兩小間。老馮把裡間當成書房，一心一意寫他的小說。他工作很忙，晚上不是採訪就是開會，但不管多晚回來，他都給自己定了一條鐵的紀律：天天動筆。有時寫到激動處，筆捨不得擱下，常常通宵達旦，第二天還得照常上班。”“夜深了，我和孩子們都睡了，他是什麼時候躺下的，誰也不知道。睡著睡著，他有時會猛地坐起來，抓過紙筆記下點什麼。或者披上衣服出屋，良久不歸。有一次我出去找他，原來他正坐在房上觀察月亮，說是想看看新月是什麼樣的。”“有一天深夜，老馮寫到小說中劉太生壯烈犧牲的情景，竟失聲痛哭起來，將我們驚醒了。他解釋說：‘這樣的好同志死了，什麼時候想起來都難過。’”
“老馮不是專職作家，他寫東西沒有資料，因為這些事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人物都在他的腦子裡頭。看他嘔心瀝血有時連飯都忘了吃，有同志勸他量力而行，還有人乾脆潑冷水：‘別受這個罪了，工作這麼忙，何必自討苦吃？’他每次總是嚴肅又鄭重地申辯：‘不能擱筆，這不是我個人的事。寫不出來對不起那些殺敵立功的戰友，對不起堅貞不屈的人民！’”
◆1958年，解放軍文藝社出版的《敵後武工隊》。
5年光陰承載著太多的故事，1956年，30餘萬字的《敵後武工隊》初稿完成。訊息傳開，許多老首長、老戰友都很關注，馮志得到了梁斌、翟向東等老同志的熱情支援。經廣泛徵求意見，馮志把初稿改成了50餘萬字的修改稿，最後又精縮到37萬字。
1958年11月，《敵後武工隊》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與廣大讀者見面。而馮志也被吸收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一名專業作家。由於創作中積勞成疾，他不久就病倒了。
傳奇小說的經典
因長篇小說 《敵後武工隊》的情節曲折有致，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鮮活生動，傳奇色彩濃厚，一經面世，便不脛而走，反響很大，讀者紛紛在《讀書》《文藝報》《解放軍文藝》等報刊上發表評介文章，予以積極肯定。
小說《敵後武工隊》還被翻譯成英、法、日、朝鮮、哈薩克等多種文字出版。從1959年6月28日起，它被楊田榮改編為同名評書，在鞍山人民廣播電臺播講，1963年再次播出；此外，它還被袁闊成等改編為同名評書播講；1960年，它被陳庚、曹惠改編為五幕八場話劇上演；1973年，它被天津美術出版社改編為同名連環畫出版發行；1995年，它被長春電影製片廠改編攝製成同名故事片，在全國公映；它於1988年、1999年、2005年，分別3次被改編攝製成8集、20集、26集同名電視連續劇，播出後風靡神州，進一步擴大了小說原著的影響力。
◆英文版《敵後武工隊》。
長期以來，業界人士對小說《敵後武工隊》的評價甚高。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洪子誠認為：“作品故事性強，並且有吸引力；語言通俗，群眾化，讀者面更廣。”學者張樹坡盛讚：“《敵後武工隊》是一部有著較高真實性的現實主義優秀作品，它透過對一支武裝工作隊在‘敵後的敵後’一面堅持武裝鬥爭，一面開展抗日工作的事蹟的描寫，反映了它所寫的那個特定時代和地區的抗日鬥爭形勢的內在實質和發展趨勢。這部小說達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真實性和傳奇性的統一。造成小說故事情節傳奇性的那些因素不是別的，正是作品所描寫的那個現實生活環境。這充分說明，小說的傳奇性是與它的真實性辯證統一在一起的，這是這部小說現實主義特色最突出的表現。”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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