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讀到系列文章“咖啡生活往事”，其中有一篇《魯迅在咖啡館喝茶》（《今晚報》2020年11月21日）。魯迅嗜好喝茶而非咖啡，那麼，喝茶應去茶樓何必要進咖啡館？文章說，那是“1929年底，魯迅也登上了‘公啡’的二樓，出席籌備‘左聯’的聚會”。
我看到的資料，為籌備“左聯”成立，魯迅一共到公啡咖啡館參加過兩次會議。第一次是1930年2月16日，當天《魯迅日記》載，“午後同柔石、雪峰出街飲咖啡”，即到公啡咖啡館出席“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會上決定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是阿英（錢杏邨）的回憶，在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召開前的某日，在公啡咖啡館開了一次會，研究成立大會的議程、報告、人選、安全等問題。至於魯迅到公啡咖啡館是否只喝茶而非“入鄉隨俗”也喝幾口咖啡，似乎沒有見到有人談過。《魯迅在咖啡館喝茶》文中所引周揚夫人蘇靈揚關於魯迅在咖啡館喝茶的回憶，可作參考，但應該不是當年“左聯”在公啡咖啡館開會時的情景，因為那時周揚在日本，沒有參與“左聯”籌備，而周揚與蘇靈揚1934年結婚，見到魯迅應該也是以後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魯迅去咖啡館不是為喝咖啡而是為了工作。
有意思的是，《魯迅在咖啡館喝茶》所述魯迅1928年寫《革命咖啡館》時，正值“革命文學論爭”期間，由咖啡館引出的這篇文章，魯迅顯然是針對創造社某些人的，是當時革命文藝隊伍內部的爭論。後來黨中央決定停止論爭，籌建“左聯”，雙方恰恰也是在咖啡館裡握手言和，團結戰鬥。由此，我不禁想到咖啡館的另一類往事——革命與咖啡館。
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籌備“左聯”期間，“籌備會一般每週開一次，有時隔兩三天也開過，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二樓一間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間”。除了“左聯”工作，黨的地下工作者也經常利用公啡咖啡館作為接頭與開會的地點。1977年5月17日為了解“左聯”史實，我與鮑昌赴京訪問馮乃超，他說：“公啡咖啡館我們經常在那兒開會，商務印書館的黨的人陳雲也利用這個地方。”可見對那時白區的革命者來說，咖啡館的意義不在咖啡而在“館”，就像茶館、旅館、飯館一樣，此“館”就是一個地點，一個人流繁雜卻又相對私密、適宜於從事避人耳目的秘密工作的一個場所。
還是回到咖啡館。公啡咖啡館向北約一站地就是魯迅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居住的拉莫摩斯公寓（現北川公寓），樓下左側有一家白俄咖啡店，此店面現在是永豐日用雜品店。一位當年曾經在北四川路做學徒的店員回憶說，“我記得北川公寓底層有一個白俄咖啡店，一開間門面，是賣羅宋麵包的”。魯迅就是在這家咖啡店接待成仿吾，幫助他接上組織關係的。
1933年，紅二十五軍與中央失去聯絡，鄂豫皖蘇區省委派成仿吾到上海尋找黨中央。歷盡艱難到了上海，但不知道到哪裡尋找組織。成仿吾原是創造社的，於是他想到魯迅，便到內山書店找內山完造，請他轉告魯迅，要和他見面。第二天，內山說魯迅約他某日下午在白俄咖啡店見面。關於此事，創造社鄭伯奇的回憶是，成仿吾到了上海和他見面時，“成仿吾提出要見魯迅，於是就由我約了魯迅與成仿吾見面，地點在北四川路底一家飯館或咖啡館，可能是白俄飯店”。兩人的回憶細節有異，但魯迅約成仿吾在北四川路的白俄咖啡店見面是確鑿無疑的。成仿吾在約定時間到了咖啡店，看見魯迅已經在那裡喝咖啡了。成仿吾說了自己的情況，問魯迅能否給他找個共產黨的朋友，而且把自己的地址以及接頭的暗號都告訴了魯迅，魯迅聽後咖啡也不喝就走了。第二天就有人來找成仿吾，他和黨中央的關係就這樣透過魯迅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