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到系列文章“咖啡生活往事”，其中有一篇《鲁迅在咖啡馆喝茶》（《今晚报》2020年11月21日）。鲁迅嗜好喝茶而非咖啡，那么，喝茶应去茶楼何必要进咖啡馆？文章说，那是“1929年底，鲁迅也登上了‘公啡’的二楼，出席筹备‘左联’的聚会”。
我看到的资料，为筹备“左联”成立，鲁迅一共到公啡咖啡馆参加过两次会议。第一次是1930年2月16日，当天《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即到公啡咖啡馆出席“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第二次是阿英（钱杏邨）的回忆，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召开前的某日，在公啡咖啡馆开了一次会，研究成立大会的议程、报告、人选、安全等问题。至于鲁迅到公啡咖啡馆是否只喝茶而非“入乡随俗”也喝几口咖啡，似乎没有见到有人谈过。《鲁迅在咖啡馆喝茶》文中所引周扬夫人苏灵扬关于鲁迅在咖啡馆喝茶的回忆，可作参考，但应该不是当年“左联”在公啡咖啡馆开会时的情景，因为那时周扬在日本，没有参与“左联”筹备，而周扬与苏灵扬1934年结婚，见到鲁迅应该也是以后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去咖啡馆不是为喝咖啡而是为了工作。
有意思的是，《鲁迅在咖啡馆喝茶》所述鲁迅1928年写《革命咖啡馆》时，正值“革命文学论争”期间，由咖啡馆引出的这篇文章，鲁迅显然是针对创造社某些人的，是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后来党中央决定停止论争，筹建“左联”，双方恰恰也是在咖啡馆里握手言和，团结战斗。由此，我不禁想到咖啡馆的另一类往事——革命与咖啡馆。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筹备“左联”期间，“筹备会一般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除了“左联”工作，党的地下工作者也经常利用公啡咖啡馆作为接头与开会的地点。1977年5月17日为了解“左联”史实，我与鲍昌赴京访问冯乃超，他说：“公啡咖啡馆我们经常在那儿开会，商务印书馆的党的人陈云也利用这个地方。”可见对那时白区的革命者来说，咖啡馆的意义不在咖啡而在“馆”，就像茶馆、旅馆、饭馆一样，此“馆”就是一个地点，一个人流繁杂却又相对私密、适宜于从事避人耳目的秘密工作的一个场所。
还是回到咖啡馆。公啡咖啡馆向北约一站地就是鲁迅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居住的拉莫摩斯公寓（现北川公寓），楼下左侧有一家白俄咖啡店，此店面现在是永丰日用杂品店。一位当年曾经在北四川路做学徒的店员回忆说，“我记得北川公寓底层有一个白俄咖啡店，一开间门面，是卖罗宋面包的”。鲁迅就是在这家咖啡店接待成仿吾，帮助他接上组织关系的。
1933年，红二十五军与中央失去联系，鄂豫皖苏区省委派成仿吾到上海寻找党中央。历尽艰难到了上海，但不知道到哪里寻找组织。成仿吾原是创造社的，于是他想到鲁迅，便到内山书店找内山完造，请他转告鲁迅，要和他见面。第二天，内山说鲁迅约他某日下午在白俄咖啡店见面。关于此事，创造社郑伯奇的回忆是，成仿吾到了上海和他见面时，“成仿吾提出要见鲁迅，于是就由我约了鲁迅与成仿吾见面，地点在北四川路底一家饭馆或咖啡馆，可能是白俄饭店”。两人的回忆细节有异，但鲁迅约成仿吾在北四川路的白俄咖啡店见面是确凿无疑的。成仿吾在约定时间到了咖啡店，看见鲁迅已经在那里喝咖啡了。成仿吾说了自己的情况，问鲁迅能否给他找个共产党的朋友，而且把自己的地址以及接头的暗号都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咖啡也不喝就走了。第二天就有人来找成仿吾，他和党中央的关系就这样通过鲁迅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