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聖母院火災之時，特朗普立馬在推特建議，“也許可以進行空中灑水滅火，現在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法國人當然有行動，只是並沒有採納特朗普的生活小妙招，他們的做法是，先搶救出聖母院內的大量文物珍寶，一時搬不出來的，就做好防水措施，最後再升雲梯噴水滅火。
最後尖塔倒塌、建於1220年的木質框架屋頂也幾乎全部損壞，但好在教堂內絕大多數的文物是保住了。據聖母院的牧師弗雷德裡克神父說，所有藝術品都幸得及時轉移，館藏的各種珍寶，包括荊棘之冠等都完好無損。
那麼如今的問題便是，如何修繕巴黎聖母院。這其實是一項一直都在進行中的工作，只是，它遠沒有我們想象中的簡單與樂觀。
1.
上一次巴黎聖母院遭到大規模破壞，是在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中。當時巴黎的受破壞程度尤為慘烈，城裡邊原有的300多座教堂最後只剩了四分之一，且都傷痕累累，其中的巴黎聖母院在1794年甚至淪為了葡萄酒倉庫。此役帶來的破壞可想而知，甚至超過了之前200年風雲變幻的累計總和。
所幸，修復與破壞總是交替發生。大革命導致的大破壞隨即遭到譴責，伴隨譴責的，還有對古蹟的關懷與修復工作。維克托·雨果在1828年開始構思《巴黎聖母院》，為此他常去已在修繕中的聖母院工地收集素材。有人考證說當時的工地上就有個不合群的駝背石匠，或許這位古怪的駝背石匠為雨果提供了寫作的靈感。
正式的系統修復開始於1844年4月，擔任後期修復工程的總建築師名叫維奧勒·勒·杜克，他是“風格性修復”的代表性人物。
何謂“風格性修復”？
在最初的古蹟保護意識覺醒之時，包括雨果在內的一些人都覺得，恢復古建築嘛，主要是恢復它的藝術紀念意義，因此修復方法也很自由，建築師只用自己的主觀想象，完整修好就行，這叫“藝術性修復”。但這樣做的效果，幾乎就完全取決於建築師本人的水平，似乎過於隨意了，遂棄之不用。
維奧勒·勒·杜克對“藝術性修復”的理念作了發展，同樣是建立在建築師的自信之上，但需要根據該建築在鼎盛時期的原形，確定其風格，再延續原建築師的構思，用類似的手法將被破壞的或者同樣風格但本不存在的區域性補充完善，修復的是一種建築的藝術美學特色。
這好似對曹雪芹版《紅樓夢》進行補全，要在原作者的寫作風格上，進行相當程度的再創作。
於是維奧勒·勒·杜克在修理創傷、補足缺失之餘，還加建了一個本來沒有而他認為應
該有的尖塔。尖塔本在1787年損毀，勒·杜克先是研究了13世紀的殘跡，推匯出尖塔的原初形態；又找到損毀的原因，做了結構加強；最後為了和教堂整體具有正確的比例關係，他還將尖塔高度提升13米。
哥特風格的高聳塔尖常被現代人津津樂道，但在當時，被一些建築師們譏諷為巴黎聖母院“難看的尾巴”。勒·杜克加入的石像鬼、他本人的頭像以及另外兩位建築師的雕像，也讓聖母院被評價為“國際博覽會上的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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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存在非議，但不可否認，“風格性修復”，成為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近一百年來歐洲文物建築保護的指導。
2.
時間流逝，當年的非議之聲卻越來越大。法國派（風格性修復）實際上是用“創作”代替了“修復”，給古建築帶來了極大傷害——這個觀點的音量逐漸加強。
甚至冥冥中魯迅也持相似的觀點，他曾評價說，《四庫全書》因清人篡修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破壞了原書的真實性、可靠性，給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誤導。“反修復”運動的意思也大致便是：文物建築承載的各種資訊以修復的名義消失殆盡了。
由此，“英國派修復”站了出來。英國人生性保守，尊重傳統，在建築保護和修復上也秉承了這一風格。
英國派的觀點對比起法國派簡直是另一個極端。英國人羅斯金噴出了最為偏激的唾沫，他在《建築的七盞明燈》的“記憶之燈”中寫，“所謂的修復其實是最糟糕的毀滅方式”。“修復”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就像用死人的骨架做了個人體模型，這甚至是更徹底的毀滅，還不如廢墟來得有意義。
在當時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下，英國派推崇“廢墟美”，迷戀“富有詩意的死亡”，他們保護古建築完全是感性的，將歷史真實性價值置於其他價值之上，要求無條件儲存古建築的全部歷史資訊，最多加以“日常性維護”。
按照英國派的思路，那麼如今被燒傷的巴黎聖母院也便成了歷史的一部分，用不著加以修復，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尊重歷史古蹟。只是不知道等到物質載體完全消逝的那一天，依附之上的歷史資訊將何去何從呢。
而在歷史上很長時間一段時間，法國派與英國派就此吵得不可開交，這時候終於有人來勸架了。他們既不贊成法國派那種創造性的修復，也不贊成英國派對待古建築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
中立的聲音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義大利逐漸系統化，也就有了義大利派。義大利派的修復觀點脫胎於英法兩派，儘可能以中庸的姿態達到了一種平衡。也最終以《威尼斯憲章》，終結了天枰上的拉扯，直到今天，依然笑傲於古蹟保護領域。
3.
然而古蹟修復還真不是一項依照章法就可以按部就班進行的工作。它更像是時人歷史、社會乃至價值觀念的交織，儘管有《威尼斯憲章》存在，依舊避免不了修復過程中出現大量的分歧。
1965年，勒·杜克在一個世紀前修復過的圖盧茲聖塞南教堂需要再度修復。負責第一期修復的建築師珀帕就提出，要把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復之前的式樣，這基本算是對勒·杜克曾經創造性修復的抨擊。但當地民眾其實是反對的，他們更希望保留住勒·杜克曾經新增的新羅馬風元素，那些不已經算是歷史的一部分了嗎。這個“解修復”提案最終還是被批准了，儘管爭議聲滔天。
最典型的現代修復觀念大PK，曾出現在有多國參與的吳哥古蹟修復中。
1993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援下，先後有三十多個國家參與到了對吳哥古蹟的保護中。各國的指導思路皆有不同：有些國家用新材料對本體進行補充，有些國家則認為這樣會破壞遺產的真實性；有些國家選擇對遺址進行加固，有些國家則選擇解體再重建的“解體式修復”……
印度修復的第一個專案便是吳哥窟，但其修復方式是這樣的，據《紐約時報雜誌》描述：“在印度人的指揮下，成百名沒有古蹟修復經驗的柬埔寨勞力，用硬刷子和一桶桶氨水，使勁擦洗那些精美的石雕，彷彿在擦洗廚房的髒地板。” 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嚴厲批評。
除卻這個反例，各國也確實都有著自己的修復風格，不管是用料還是操作方法，相互之間總免不了分歧。不過這些都終究成為了吳哥古蹟所見證的歷史的一部分，人類的殘酷廝殺也好、通力協作也好。
巴黎聖母院也一定會被修復。憑藉安德魯·塔隆教授留下的鐳射掃描資料，乃至《刺客信條·大革命》出品方育碧提供的資料等等，修復資料方面並不會是大問題。資金也絕不會是最大的阻撓。倒是修復理念之爭，或許會再度出現，成為最以難協調的矛盾。
和年齡相仿的吳哥古蹟一樣，這些所有，終會成為巴黎聖母院所見證的歷史。
主要參考：
何曉昕、羅雋《時光之魅：歐洲四國的建築與城鎮保護》
劉愛河《歐洲三大建築修復流派思想評述》
穀雨計劃 崔瑩《修復吳哥，一場跨越26年的30國搶救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