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上旬
在智標塔地宮塔基尋找過程中
意外發現地宮
4月25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鄭嘉勵等
多位考古專家來到海寧
對東山智標塔地宮進行搶救性發掘
今天一起來聽聽發掘背後的故事
注:本文原載於【海寧文博】總第七十一期(2018年12月編)「海寧市博物館建館60週年專欄」
智標塔地宮發掘記
文/鄭嘉勵
2003年4月24日下午,我接到單位辦公室電話,說,明天早上前去海寧參加一座佛塔地宮的清理。電話語焉不詳,我甚至都沒能聽清佛塔的名字。
翌日,我們遵囑來到海寧市硤石鎮的東山腳下。東山不甚高,但在杭嘉湖水鄉平原,殊為難得。海寧地勢平坦,惟於硤石附近有些石山,東有東山,西有西山,中有市河,使這座江南古鎮別有一番風采。我們要發掘的佛塔地宮,就位於東山之巔。
我們來到東山,時間還不到早上8點鐘。曹錦炎所長、黎毓馨、馬祝山等人已等候多時,他們前一天就到了,踏勘過現場,以為事出緊急,工作量大,地宮裡可能存在的文物又不能在山頭過夜,才決定臨時叫上胡繼根老師和我前去幫忙。寒暄過後,我終於知道這次的工作物件,名叫智標塔。
智標塔原貌
智標塔,千百年來,是硤石鎮的歷史地標性建築,可惜在1969年12月26日遭炸燬,僅以基存。後來,塔基又為海寧市電視差轉檯管理用房長期覆蓋。2003年4月上旬,海寧當地建設東山森林公園,拆除管理用房。黎毓馨前去勘探,在房址下發現了湮沒已久的塔基地宮,並及時報告文物部門。為確保文物安全,浙江省文物局同意對地宮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
我來到現場,塔基和地宮已展現在眼前,形制與2001年發掘的杭州雷峰塔遺址類似,也是平面呈正八邊形的塔基。所不同者,雷峰塔是雙套筒的佛塔,體量更大,而單套筒結構的智標塔偏小。乍看上去,像極了雷峰塔的弟弟,地宮構造也類似,地宮口鋪蓋著石板,石板上壓著一塊重量逾噸的壓頂石。黎毓馨是當年雷峰塔遺址發掘的考古領隊,工作出色,有口皆碑,所以在工地現場,曹錦炎所長宣佈黎毓馨為本次智標塔地宮發掘的考古領隊,也算眾望所歸。
我們都參加過雷峰塔地宮發掘,見過大場面,他鄉再遇故人,內心充滿底氣。
按照雷峰塔的成功經驗,發掘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用轆轤起吊地宮蓋板上的壓頂石。時間是上午8點半。
頂石搬開後,封砌地宮口的石蓋板,暴露在我們眼前。蓋板共有兩層,各由10塊長方形的石板拼接而成,縫隙之間以石灰彌縫,其上疊壓以香糕磚(條磚)。香糕磚,是宋元時期江南地區常見的建築材料。
在揭取蓋板之前,我們先對蓋板逐一編號,以備日後復原之需。每個工作步驟完成後,均繪圖、攝影。總之,一切嚴格按照考古發掘規程操作。寫文章的人,無論多麼細緻耐心,於材料終不免有所取捨,這是必須予以說明的。
蓋板揭去以後,地宮重見天光,一覽無餘:地宮平面呈“回”字形,以紅砂岩條石砌築;地宮主體的石函,居於正中間,是個邊長約70釐米的正方形石砌函室;函室與地宮內壁之間,形成一個類似“迴廊”的空間。這種石砌的“迴廊式地宮”,結構獨特,此前似乎從未見過報道。雷峰塔是“正方形豎穴式”的地宮,但其外表與智標塔類同,而地下情形,竟然完全不同,考古發掘物件之不可預見,多有溢位人們經驗之外者。
紹興南宋六陵的地下墓室(皇堂),採用“石藏子”的形式,棺柩置於石槨(石砌大匣子)內。元代蘇州張士誠之母曹氏墓,還有與智標塔共屬一邑的海寧袁花元代賈椿墓也都採用“石藏子”結構——在封閉的石壙內,正中擺放方形槨室,外壙與槨室之間灌滿三合土灰漿。如果將智標塔地宮的石函視為槨室,那麼,其結構與張士誠母曹氏墓、賈椿墓十分接近。地宮瘞埋制度,向來有效仿世俗墓葬的傳統,也許這種“迴廊式地宮”受到過本土墓葬的影響,亦未可知。——當然,這是我後來的想法,在發掘工作現場是不可能考慮這些問題的。
石函室,深約一米許,內設四級臺階。在各級臺階上,擺放各種造像和供養品。最高的第一級臺階,供奉有“一佛二弟子”,正中是釋迦牟尼佛,阿難、迦葉兩大弟子恭立左右。阿難、迦葉是佛祖最親近的弟子,作為佛祖的左右協侍,是一固定的組合。兩大弟子外側,各置一銅淨瓶。銅像神情安詳,保持著供奉之初的原狀。這說明智標塔地宮從未經過盜擾,儘管塔身歷經人禍滄桑,早已蕩然無存。
對工作中的考古人員來說,面對文物的出土,最初的感嘆可能是文物的豐富和精美,然而緊隨而來的疑問,則是文物和地宮的年代。斷代,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我甚至認為,考古工作者只要對其發掘物件作出準確的年代判斷,他的田野工作便已成功了大半。
在現場,海寧的文物工作者綜合地方誌史料,早已整理出一份智標塔歷史沿革的資料。民國《海寧州志稿》卷八“名跡”載:“智標塔,在硤石鎮東山觀海峰絕頂。聞人倬記雲,始於東晉,初名八福,宋僧智標重建,改今名。下有塔院,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塔與院俱為倭寇所毀。萬曆壬子(1612)蜀僧圓海重葺之。”
我們不能輕易否定歷史文獻的記載,智標塔的前身或許真有可能早至東晉,但對那些沒有直接證據的事物,我們的態度是“敬而遠之”。然而,有人據此推測智標塔地宮始建於東晉,則是不可能的。我國成熟的佛塔地宮瘞埋舍利制度,出現於隋唐以後,結構縝密的石砌地宮如智標塔者,更無可能早至東晉。
發掘之初,我們傾向於地宮為北宋遺物,因為塔基、地宮的外觀與雷峰塔類同,而雷峰塔正是吳越國末期(北宋初)浙江的典型佛塔。跟有絕對紀年的典型文物比對,是斷代的基本方法。
然而,地宮內出土的兩件銅淨瓶,推翻了我們的猜想。淨瓶形制,仿自秦漢蒜頭瓶。仿造商周秦漢古器,是北宋神宗朝以後的風氣,至徽宗朝復古之風大盛,始有大量仿古器物出現。浙江地區的現存文物,只要是仿造三代秦漢器物樣式的,均為南宋以後之物。所以,地宮的瘞埋年代,肯定晚於北宋。
工作繼續進行中。函室的第二級臺階,供奉有“西方三聖”,中間是一尊泥塑的阿彌陀佛像,可惜已坍塌,左右為兩尊觀音像。此外,又依次有水晶獅子鎮紙、筆山、玉缽、硯臺等。尤其是一對水晶獅子鎮紙,晶瑩剔透,造型活潑,甫一出土,便引來現場的交口稱讚。在臺階的底部,出土了一枚“嘉定通寶”銅錢。這是南宋寧宗朝的年號錢,終於確信地宮的埋藏年代早不過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年)。我們由銅淨瓶引發的疑問,至此釋懷。
第三級臺階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座金塗塔,形制與雷峰塔地宮出土的阿育王塔類似,其中儲存較好的一件底部附有彩繪磚座,與塔身連成一體,陶座內藏有銀盒(據後來的室內清理,銀盒內藏有舍利子及供養舍利的“七寶”);另一件金塗塔,塔剎殘缺,裡頭依稀可辨“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塔乙卯歲”銘文,“乙卯歲”即後周顯德二年(955),知為吳越國遺物,在世間流傳三百多年後,為善男信女作為最重要的供養品之一,舍入地宮,以祈求佛祖庇佑來生的福報。
第四級臺階,也就是石函的底部,出有精美的玉器。這種在明代被稱為“爐頂”的玉器,才剛剛露頭,黎毓馨當時就意識到這件文物的年代可能會更晚,因為多層立體鏤雕的玉器是典型的元代風格。大概在兩年後,我偶爾讀到揚之水先生的文章,她認為“爐頂”實為元人帽子上的“帽頂”裝飾。元朝覆亡後,服飾改遷,明朝人將這種工藝繁複的“帽頂”玉器改裝為香爐蓋上的蓋鈕。因為有智標塔地宮發掘的工作經歷,我對這篇文章的印象格外深刻,本著“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原則,我第一時間將揚之水先生文章告知黎毓馨。當然,這也是後話。
果然,在清理的最後階段,地宮底部出土了一枚“至正通寶”大錢,至正(1341—1368年)是元朝最後一個年號。發掘至此,我們才知道地宮的建造年代至少已晚至元末。
地宮清理從4月25日早上8點半開始,到最後一件文物出土,時間是下午5點多。
4月26日早上,我們依然來到發掘現場,僅僅只是完成野外繪圖、打掃戰場而已。
從現場遺蹟判斷,地宮系整體落成,未見後世的重建跡象。“至正通寶”代表的地宮封閉年代,大概也就是地宮的始建年代。《海寧州志稿》載“智標塔,宋僧智標重建,改今名”云云,恐怕不可盡信。如果主持重建工作的智標和尚,是入元的南宋遺民,後世文獻稱“宋僧”固然可通,然而地宮竣工於元末,智標估計已屆百歲高齡,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這是我當時在遺址現場的疑問——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之間,出入如此之大,終不可解。
這疑問,困擾了我好多日子。後來,我又輾轉奔波於別的考古工地,一時忙碌,也就漸漸淡忘了。
附記:
本文根據我當年的工作筆記整理,地宮出土文物的次序和定名,如有出入,當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社編著《海寧智標塔》(科學出版社,2005年)為準。
又,據海寧徐超先生告知,南宋《鹹淳臨安志》:“(鹽官縣)審山,在縣東北六十五里,高五十三丈,週迴七里三步,漢審食其墓其間,故名。有僧崇惠庵,墓土皆五色。有僧智標塔,秦始皇磨劍石。有靈池,水旱不盈涸”。《鹹淳臨安志》成書於南宋鹹淳四年(1268),則智標塔為宋塔可無疑問。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並不吻合,合理的解釋是,元明之交,智標塔可能有過一次重建,連地宮部分也是新建的。據常理,後世重建佛塔,一般不會觸及舊地宮。也許另有一種可能,在重建時,往舊地宮內補入一些新的供養品,亦未可知。又或許是,宋代智標塔原是本無地宮的小型實心塔,元明重建者,建築形式完全不同,所謂智標塔,只是承襲舊名而已。
作者簡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轉載自海寧市博物館n海寧市文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