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蜀地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和開明五個朝代，在杜宇和開明王朝時期，是蜀地農業文明最為繁榮的時期，此時的蜀地是我國古代農業文明最為繁榮的區域之一。這個"天府之國"以物產富饒著稱於世。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先秦時的蜀人）
蜀地農業歷史非常悠久，早期農業十分繁榮。早在魚鳧氏時期，蜀地便是中國重要的農業富庶區。杜宇王朝以降，蜀地由於稻作農業的普遍推廣和水利活動的大規模展開，農業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到了開明王朝時期，蜀地繁榮的農業文明，為秦漢帝國的統一大業作出了突出貢獻。故《華陽國志》上說：:"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
稻作農業的推廣
先秦時期蜀 地農業在發展初始階段經歷了三個高峰： 第一個高峰是蠶叢、柏灌、魚鳧三代蜀王時期，蜀地農業從高地進入平原； 第二個高峰是杜宇"教民務農"， 蜀地農業進入稻作農業階段；第三個高峰是開明氏成功治水，為蜀地農業發展提供保障。
在杜宇之前的蠶叢、柏灌、魚鳧三代蜀王時期，蜀地農業正經歷著從高地經岷山河谷進入岷江沖積平原的鋤耕階段。杜宇是來自雲南昭通地區的濮越，昭通地區是亞洲栽培稻起源中心之一。正是在杜宇主蜀期間，雲南地區栽培水稻技術傳入蜀地，給蜀地帶來了新的生產技術和理念，促進了稻作農業在巴蜀地區的普遍推廣，蜀地農業經濟取得突破性發展，故有杜宇"教民務農"之說。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四川茂縣營盤山和沙烏都遺址以及其它古蜀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斧、錛、鑿、矛、杵以及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鋤等石質農業生產工具，這些農業生產工具與《華陽國志》所載岷山河谷"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惟種麥"相互印證，為蠶叢氏從岷山高原下至岷江河谷經營旱地農業提供了實物證據。
杜宇"教民務農"，將適合在平原地帶大規模種植的水稻種植技術在蜀地推廣開來。水稻在成都平原的遍植，契合了蜀民從岷江峽谷高地進入成都平原發展低地農業的需求。杜宇時期，蜀地形成了以稻作農業為主，以粟和黍的多種農作物種植為輔的農業生態。
（耕作中的古蜀人）
杜宇的妻子朱利，來自世居的岷江上游地區的禹羌部族。禹羌部族是典型的農耕文化聚落，擅長於早期農業和水利。有著悠久農耕傳統的朱利族群與杜宇的聯姻，共同推動了杜宇王朝蜀地經濟文化的繁榮。《蜀王本紀》稱朱 利"從江源井中出"，說明這一部族掌握了古代的鑿井技術，能夠離開江河湖泊到更廣闊的地方去發展農業，是"原始農業"邁向"灌溉農業" 的關鍵一步。
杜宇時期的古蜀國"其地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嵋"，能夠對這一廣闊地區進行長期有效的統治，說明這一地區農業經濟必然高度發達。杜宇王朝根據蜀地的自然地理環境，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江、潛、綿、洛為池澤"，因地制宜作出最早的農業生產區劃，將乾冷的川西高原劃為牧區，將南中區域劃分為兼營種植業與狩獵採集業的多種生產模式，將岷江、沱江、 嘉陵江流域平原劃分為水稻生產區，對古代四川農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古蜀國人）
古蜀國的水利活動
從自然地理環境上看，杜宇、開明王朝活動中心的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等幾條大河沖積而成的沖積平原，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域內地勢平坦，氣候溫和溼潤、雨量適中，是發展農業的理想之地。
但是這種地理環境極易遭受洪水的危害。杜宇王朝時，蜀地頻繁遭受洪水之害，而杜宇卻不能治。直到蜀地五朝中的最後一代開明王朝時期，國力較杜宇時期大大增強，推動了四川盆地農業、水利的巨大發展，成為秦兼併六國、一統天下的"王業之基"。
(鱉靈雕像）
杜宇王朝晚期曾遭遇過一場"若堯之洪水"的特大洪水。面對這場洪災，杜宇任命擅於水利的鱉靈治水。鱉靈受命後，採取決山洩洪的方法，最終成功地平息了水患，使"蜀得陸處，民得安居"。鱉靈也因治水有功，受到杜宇的"禪讓"，建立了開明王朝。
在《蜀王本記》中，鱉靈治水更帶有傳奇色彩。楚國有一個叫鱉靈的人，在長江溺水而死，屍體逆水而上，到了蜀國居然活了過來，於是與杜宇相見，杜宇得知他能治水，封他為相。鱉靈掘開玉壘山，治理好了洪水，老百姓得以安居。因鱉靈治水有功，杜宇就像堯帝禪讓舜帝一樣，把王位禪讓給了鱉靈，杜宇便化為杜鵑飛到西山去了。鱉靈即位後，號"開明帝"，開啟了開明王朝的統治。
鱉靈治水的方法是"決玉壘山"，即從岷江開鑿一條人工河道入沱江水系。鱉靈決玉壘山之後，還疏通了金堂峽。雖然鱉靈治水的具體情況已不可考，但從成都市指揮街遺址出土的一排呈東西走向的 6 根木樁和竹木編攔沙框等遺蹟遺物，以及成都方池街遺址發現的砌築卵石建築來看，鱉靈治水的方法可能是用竹籠盛裝卵石砌成一道"倒人字形"的滾水埂，使其具有護堤、分水、支水和滾水的功能，達到治水的目的。這是蜀地水利技術的重要創舉，為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築提供了先例和經驗。
鱉靈治水消弭了蜀地水害，使得"蜀得陸處"、"民得安居"，透過治水為農業發展提供了保障，順應了蜀地農業發展的要求，將蜀地農業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蜀地農業發展的表現
開明王朝統治的古蜀國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態地區、多種生產性經濟的基礎上，農業非常發達，家畜飼養業也發展很快，中國傳統的六畜在這時已經馴化成功。
成都市十二橋遺址中，出土過古蜀國大量的飼養動物骨骼，包括豬、狗、馬、牛、羊等家畜應有盡有。遺址中發現的家養動物遺骸表明，開明王朝時蜀地已經畜養了豬、狗、羊、雞等家畜、家禽，併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穩定的肉食來源。
當時的家畜動物不僅用來食肉，而且還具有某種宗教禮儀功能，蜀地先民就有用完整的公雞埋入填土中用來舉行祭祀活動的傳統。四川新都戰國木槨墓，出土的銅鼎內也盛有雞、羊、豬骨骸。我們知道家豬的飼養需要大量的糧食作飼料，只有農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糧食生產獲得充足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大規模的飼養。 因此, 家豬的飼養是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相一致的。蜀地家畜飼養業的發展，證明了古蜀國農業的高度發展和進步。
經過鱉靈治水後，古蜀國水稻和粟等糧食作物的種植規模與產量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稻作與粟作兼營，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多種經營的農作物種植體系。成都三官堂遺址發掘出的農作物種子有稻穀和粟兩個品種，其中稻穀 11 粒，粟 6 粒，這說明稻穀已代替了粟米，成為當時主要的糧食作物。
據成書於先秦時期的《山海經·海內經》載: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 后稷葬焉 ,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這裡的"都廣"說的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該書記載的農業情況，反映當時成都平原的糧食作物是很豐富的，水稻栽種一直是成都平原的主要糧食作物。
古蜀國的農業生產工具以石質工具為主，石質工具分為磨製和打製兩類, 以磨製為主。 磨製的器形有:斧、錛、鑿、鏟、刀、杵等, 打製有:砍砸器、刮削器、盤狀器、有柄石鋤和斧形器等器形。
開明王朝時期，經濟林木的栽培和種植也已上了一個新臺階。成都百花潭十號墓出土地 1 件銅壺，上面鑲嵌的圖象反映的內容涉及古蜀國社會生活若干方面，包括習射、弋射、宴樂、農桑、狩獵、捕魚、水陸攻佔等，其中一組為古蜀國的女子採桑圖: 一群身穿長裙，梳著長辮的婦女在桑園中採摘桑葉，有的攀爬在樹上採桑、有的樹下 頭頂竹籃或手挽籃筐運桑，還有一人在一旁歌舞助興，場面異常熱烈。蠶桑業一直是古代蜀國傳統的農副業，蜀之先祖蠶叢氏因"教民養蠶"而遂以"蠶叢"為名號，到開明王朝時期，蠶桑業又有了巨大發展。
古蜀國的社會活動
在古蜀國的杜宇、開明兩個王朝，成都地區已有相當發達的農業經濟和畜牧養殖業，金、銅、玉、石器加工製造技術也有明顯的改進。房屋建築除了沿襲傳統的挖 基槽木骨泥牆建築外， 十二橋遺址還發現了幹欄式木構建築群，建築方法為打密集木樁，樁上綁紮圓木呈網狀，其上鋪木板作為居住面， 使居住面相對抬高，避免了潮溼。這種因地制宜， 就近取材的指導方針，反映了當時的蜀人就已經能夠正確地認識環境、適應環境和改造環境。 正因為如此，古蜀先民才一步一步地深入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開闢耕地， 種植農業，建造自己美好的家園，創造了古蜀文明的繁榮。
(古蜀國人活動區域)
從正在發掘的成都金沙遺址可以看出，在杜宇、開明王朝時期，成都是國家級的都邑所在地。成都金沙遺址的宮殿區是由面積在 430 平方米以上的 5 間建築組成大型排房建築群，生活區的陶器數以萬計，祭祀區出土的金、銅 、玉、石器達 2000 餘件，還有大量的象牙、卜甲等，全國罕見。
更為重要的是，在此遺址還發現了與三星堆遺址酷似的雙手反縛跪坐的石雕人像和象徵國王身份的金冠帶。 以上這一切皆表明了金沙遺址是古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並由此可見古蜀文明在杜宇、開明王朝所在的先秦時期，就已進入繁榮發展時期，成為長江上游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發祥地。
古蜀先民還在長期的生產實踐活動中，透過觀察農作物的播種、耕耘和收穫與日月星辰的移動間的聯絡，產生了古蜀最早的天文曆法。 人們憑藉太陽光照在兩座南北對峙的山上所產生的投影位置來確定時令節氣的變更，以此來指導農業生產，這就是古蜀的" 觀象臺" ，功用主要在於觀察天象，測定季節，指導農作，適時耕種。
(古蜀文明)
開明王朝對外開疆拓土、對內進行各項改革，促進了農業文明的繁榮；農業文明的繁榮又為開明王朝開疆拓土提供了持久的能力和物力支援。杜宇時期漢中平原就一度被納入蜀國版圖，開明王朝又與秦展開了長達百年的對漢中地區激烈的爭奪。這都是開明王朝在擁有強大的農業基礎和綜合國力後，效仿中原禮制，建立宗廟禮樂制度，進行國內改革取得的成果。
開明王朝時期的蜀國，作為社會物質基礎的農業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蜀國成為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國。因此司馬錯與張儀就伐蜀還是伐韓在秦惠王面前爭論時，司馬錯強調伐蜀最大的好處就是"取其地足以安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在秦王採納司馬錯的建議、據巴蜀後，古蜀國強大的經濟和發達的農業，為秦統一天下打下了"王業之基"。
雖然反映先秦時期成都平原農業發展直接資料不多，但透過考古遺蹟和文獻的點滴記載，都證明先秦時期四川地區已有相當發達的農業，孕育出了古蜀文明，使成都平原成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