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場上，公務接待一直都是個敏感話題，其中充斥著古代官僚體系裡的潛規則。古代官員不搞實業，不搞投資，衙門公賬上也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那麼，這筆“招待費”該從哪出呢？
說白了，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雜稅，“取之於民”。
萬曆年間，有個姓吳的進士被安排到吳縣擔任縣令。吳縣令走馬上任沒多久，便開始叫苦不迭。無處訴苦的吳縣令只能給袁宏道寫信發牢騷：現在我算知道當官有多苦了，做縣令更苦，做吳縣的縣令簡直苦得無以復加，連牛馬都不如。
為什麼吳縣令會這麼認為呢？
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每個造訪吳縣的達官顯貴，吳縣令都得請客招待。
根據《萍州可談》記載，北宋監司的辦事處設在杭州。監司們換了一批又一批，這個去了那個又來，為了安頓這些中央特派員，杭州地方政府專門安排一名副職負責接待這些監司。蘇東坡在杭州當通判時，就負責過接待工作。不過，蘇東坡的酒量有點糟糕，為了讓上級領導開心，蘇東坡往往會喝得酩酊大醉。長久之下，蘇東坡身心俱疲，發牢騷說這個差事真是“酒食地獄”。
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每天陪吃陪喝可不是什麼美差，反倒是一種痛苦的折磨。
為了減輕這種折磨，官員們只能想辦法周旋，讓自己逃離酒局。蘇東坡比較聰明，在後來的公務接待中，他每次都會安排一批“小姐”，讓赴宴的高官們將注意力放在女妓身上，自己趁機休息一下。
官場的權力分配，要遵守一種基本原則，那就是：上級對下屬的考核和監察。
不是每個下屬都辦事得當，因此許多屈居人下的官員想到了另一種辦法，那就是討好乃至逢迎上級。久而久之，溜鬚拍馬、阿諛奉承成了下級官員的“分內之事”。由此，能否做好公務接待，成了官員能力的重要指標。
在清人所著的《學治續說》中，作者反覆強調了接待工作的重要性。此外，《學治續說》的作者還總結了一些接待技巧與禁忌，例如上級身邊的隨從一定要安排妥當。
為了更加直觀地闡述這一觀點，作者給出了事例：
浙江有個政績不錯的縣官，省級的領導對縣官的印象不錯，準備拉他一把。某次，省級領導外出視察，途經這個縣。縣官比較懂事，早就將供給準備齊全。不過，縣官忽略了省領導身邊的小吏，沒將小吏安排妥當。領導蒞臨縣城之前，小吏從中作梗，暗中撤掉了縣官准備好的供給。縣領導來到縣城後，覺得縣官有意怠慢，大為光火，後來便找個理由參了縣官一本，撤了他的職務。
歷朝歷代，這種現象不勝列舉。從封建王朝官僚體系成型開始，公務接待中的不正之風便愈演愈烈。明朝時期，巡撫出巡期間，沿途地區的州官縣官，必須恭恭敬敬地跪在官道上迎接上司，風雨無阻。如果時運不濟，趕上下雨下雪，這些州官縣官難免“陷膝汙泥”，狼狽不堪。
到了清朝，公務接待更加離譜，為了接待朝廷下派的欽差大臣，地方官“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無不竭力趨蹌”，一個比一個誇張，爭先恐後地為欽差大人留下好印象。清朝兵部主事管志道回憶道，早年他在家鄉讀書時，曾親眼看見縣官為了迎接巡撫，馬屁拍到了馬桶上，連廁所都佈置得像皇宮一樣，尿壺都是用貂皮包裹的。
與下級們諂諛獻媚的態度相對應，上級官員及其身邊的隨從作威作福，更是司空見慣。
明憲宗時期，通政司葉參議陪著大理寺的高官卿熊概去東南巡視。一行人來到嘉興後，地方官將他們安排在公館中。卿熊概見公館破破爛爛，覺得自己受到怠慢，命令手下將負責接待的小吏痛打了一頓，打完之後還罵罵咧咧不肯善罷甘休。葉參議心下不忍，背地裡對那些捱揍的小吏說：“你們就當是長教訓了吧，早年我也像你們一樣，受了許多打罵，這才混到今天的地步。”
乾隆年間，廣西學政梅立本奉命前往鬱林州為科舉監考，當地知縣楊某接待了梅立本。自梅大人四月來到鬱林，到五月一日離開，在一個月的時間裡梅立本僅給楊某二十六兩銀子的“蔬菜費”。反觀楊知縣，不僅要自掏腰包負責梅立本及其手下的吃穿用度，還得準備幾份禮物，幾乎掏空了腰包。饒是如此，梅立本及其隨從仍覺得接待水平不夠，屢次刁難楊知縣，還打了楊知縣安排的供梅立本差遣的小吏。
聽說自己派出的小吏捱了頓揍，楊知縣跑到公館求梅立本高抬貴手，梅立本當即恐嚇道：“雖說你我同年登科，但你的事辦的欠妥，別怪我不顧同年之誼，我必須要參究你。”聽完這句話，楊知縣嚇得面如死灰，跪在地上連連磕頭，對梅立本說道：“卑職剛剛就任，許多情況不瞭解，還望大人高抬貴手，多多指教。”梅立本不屑一顧地說：“既然不懂，那就回家問家人吧。”語畢，梅立本轉身就走，不再理會跪在地上的楊知縣。
後來，楊知縣提高了接待標準，力求盡善盡美。然而，梅立本仍不斷找茬，稱楊知縣準備的轎子規格不夠，命令楊知縣重新準備。由於次日梅立本便要啟程，楊知縣一時間不知去哪裡找更高規格的轎子，無奈之下只能將自己的轎子送給梅立本。第二天，楊知縣一大早便跑到公館，請求送梅大人一程，然而梅立本根本不接見楊知縣，把他晾在公館外接之不理。無奈之下，楊知縣只能跑到城門口的大江橋上，等梅立本路過。
當時大雨傾盆，梅立本卻磨磨蹭蹭，遲遲不肯出發，故意讓楊知縣和縣裡的小吏們在城外挨澆。說起來，楊知縣與梅立本同年登科，不過兩人的境遇不同，楊知縣官運不濟，梅立本平步青雲，兩人的地位懸殊。楊知縣飽讀詩書，骨子裡有讀書人的傲氣，見梅立本一再羞辱自己，羞憤難忍的楊知縣竟拔刀自刎。這件事上達天聽，引起了乾隆的重視。經過一番調查，乾隆發現了梅立本自擾地方、作威作福的行為。最終，乾隆下令處死梅立本，算是給楊知縣一個交待。
古代官員送起禮來有多誇張？
且看明嘉靖年間的兵部尚書翟鑾。翟大人奉命前往邊塞，犒勞戍邊的將士。邊關的地方官聽說翟鑾到來，早早守在官道上，唯恐怠慢了翟鑾。為了讓翟鑾不虛此行，每個邊區的官員都準備了豐厚的禮物。等到翟鑾返京時，邊區官員送的禮物竟裝滿了一千張大車。
總而言之，吃喝、送禮，基本就是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的常態。早在永樂一朝，就有人抨擊這種現象：“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在所有中央下派的特派員中，屬“欽差”的地位最高。地方官一聽說欽差大人即將到來，無不望風迎接，生怕比其他同僚慢一步。至於公款吃喝、公款送禮，早就是約定俗成的規矩，是公務接待中必不可少的一環。
除了被接待的高官外，高官的隨從也很體面，他們亦會收到地方官奉上的“辛苦費”。根據官職的尊卑不同，隨從人員能領到的“辛苦費”不等，普通的小廝能拿到幾十兩，陪同的官員能拿到數百兩。比較有意思的是，由於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曾出臺過禁止上級官員收禮的政策，所以朝廷特派的大員很少會收現金，至少不會在大庭廣眾下收錢。通常來說，欽差、欽使在返京後，地方官才會將“心意”透過錢莊郵到欽差的家中。
提起公務接待，總是離不開飲宴娛樂，道光朝的大臣張集馨記述：每次接待上級，都要準備‘戲宴’兩班，將上級領導安排在上席的五桌，將領導的隨從安排在中席的十四桌。上席準備的菜餚相當高階，必有燕窩燒烤；中席稍次之，但也有魚翅海參。不論寒暑，這種“戲宴”都會持續到後半夜，在宴席結束後，請客的地方官會將貴賓逐一送出，將他們扶上馬車，“逐次揖送”。這還不算完，等領導們回到下榻的公館，地方官還要安排手下小吏按照名帖，前往公館“道乏”。
什麼是“道乏”呢？
說白了就是讓小廝跟領導道晚安：領導今天的安排還滿意否？領導明天的行程是怎樣安排的？領導早些休息云云。每次“戲宴”，從請戲班、打賞下人到準備菜餚、美酒，大概要花上二三百金。
正所謂“凡有陋規之處，必多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諺所謂‘以公濟公，非實宦橐’，歷久相沿，已成常例”，官員們迎來送往，最後苦的還是老百姓。
參考資料：
【《萍州可談》、《學治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