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薛慶國
在國際中東研究界，一向有阿富汗乃至整個中東是“帝國墳場”的說法。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又有學者套用此語，認為“中東是預言家的墳場”，意謂中東情勢錯綜複雜，其走向難以預測；而“阿拉伯之春”引發的劇變來勢之猛，能量之大，波及範圍之廣，幾乎超出所有人想象，也令各國政經學者、國際問題專家之前的種種預言大跌眼鏡。
阿拉伯的局勢固然難以預測，然而，如果我們透過阿拉伯文學這一視角審視當代、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的阿拉伯世界，我們就會發現：包括“阿拉伯之春”在內的許多重大事件其實又早有預兆。縱覽當代阿拉伯文學，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危機四伏、岌岌可危的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文學家筆下，我們分明可以“於無聲處聽驚雷”，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種種先兆。
2011年初，因突尼西亞青年布阿齊齊自焚引發的街頭運動席捲阿拉伯多國，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國隨之一片叫好，輿論界很快冠以“春天”、“革命”的美名。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和各種端倪的出現，一些阿拉伯文學大師開始發出了質疑“阿拉伯革命”的聲音。針對阿拉伯“革命”發出的最清晰、最全面的反思與質疑之聲，乃是來自享有世界聲譽的旅法敘利亞大詩人阿多尼斯。和所有阿拉伯知識分子一樣，阿多尼斯極為關注阿拉伯事態的發展。對待“阿拉伯之春”，他的態度是從讚美、謳歌逐漸轉化為質疑和反思的。在阿多尼斯看來，阿拉伯的現實必須予以改變，“只有在各個層面上拒絕這一現實，阿拉伯人的生活才能獲得人道的意義，因為這一現實在所有方面都深陷於腐敗之中，正在讓生命淪為活動的墳墓”。阿拉伯世界發生的事件，是阿拉伯現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運動，是一場獨特而偉大的運動，它為阿拉伯世界實現真正的變革創造了條件，值得人們謳歌之、聲援之。但與此同時，阿多尼斯又認為，這場運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只是一場規模空前的“造反”，因為它沒有成熟的綱領，沒有對未來的設想。當今一切阿拉伯政權，都是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的產物，僅僅改變政權，而不致力於改變這環境，是無濟於事的。“這種改變可能會帶來較少腐敗、較多智巧的統治者，但它不能解決造成腐敗和落後的根本問題。因此，變革不應止於改變統治者，而應致力於改變社會，即改變社會的經濟、文化基礎。”他還表示，革命，應該意味著同過去的徹底決裂，“否則，‘革命’只是打著‘革命’的旗號延續過去，也許會比爭奪權力的古老把戲造成的各種黑暗更加黑暗。”因此，他發出呼籲：“在政治變革的同時，還需要發起另一場革命：首先必須全面地、根本性地審視15個世紀以來形成人與人之間關係、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的一切基礎……”
阿多尼斯更強調文化與社會的變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為獨裁政權開脫。在2011年6月14日發表的《致巴沙爾·阿薩德總統的公開信》中，阿多尼斯嚴詞抨擊了敘利亞執政的阿拉伯社會復興黨。在他看來，復興黨雖然打著“統一”、“自由”、“社會主義”的旗號，但在本質上與原教旨主義無異，“復興黨不是憑藉思想、理念的力量獲得合法性，而是靠鐵腕鎮壓得以維持。而歷史表明，鐵腕統治終究只能維持一時，監獄能囚禁一部分人，但不可能容納整個民族。”他在信中寫道：“巴沙爾總統面臨的挑戰是：應該把自己視為國家和人民的領導者，而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領導人；首要問題不是挽救政權，而是拯救人民和國家。”阿多尼斯還在信中作出警示性的預言：敘利亞的政權必須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否則，“它終將導致徹底崩潰，把敘利亞推入長期的、可能比伊拉克更為嚴重的內戰之中，撕裂這塊叫做敘利亞的美麗而獨特的大地，迫使這個曾創造了人類第一套字母的民族，在世界各地流離失所。”
對於形形式式的阿拉伯反對派，阿多尼斯也警覺地保持著距離。在他看來， “在敘利亞這樣多宗教、多教派、多種族、多文化的複雜社會里，只追求推翻政權的反對派，不過是這種政權的一種變體，因為這樣的反對派和政權是由同一種材料製成。這個意義上的‘反抗運動’，不過是爭奪利益的政治紛爭。”對於某些反對派挾洋人自重、動輒希望西方“干涉”、“保護”的做法，他極為反感，認為這意味著他們是西方人的附庸、工具與馬前卒。
阿多尼斯認為，當代阿拉伯政治實踐還揭示了一個赤裸裸的現象：西方列強為了謀取自己的利益，一直扶持阿拉伯的獨裁政權。而當西方發現阿拉伯政權的寶座搖搖欲墜時，他們又迅速棄若敝屣，甚至不惜以軍事幹涉將其推翻。“對於西方而言，重要的是參與阿拉伯的權力遊戲，其目的只有一個：確保他們在阿拉伯的霸權。”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號稱自己的行徑是捍衛穆斯林的人權；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竟有不少阿拉伯人、穆斯林相信這種說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西方自以色列建國以來，卻從未停止過鼓勵以色列侵犯、蹂躪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權。”
令人遺憾的是，“阿拉伯之春”發展的走勢，最終朝著阿多尼斯不願看到的方向演變。幾年來阿多尼斯對於這場運動的預言性的擔憂，不幸地一一成為現實。阿多尼斯用幾近絕望的筆觸表達了自己的憤懣：“為什麼，在當代‘阿拉伯革命’的詞典裡，可以毫不費勁地把筆變成劍，把血變成墨盒，讓屠夫變成解放的領袖，讓豬變成迷人的羚羊？”
其實，阿多尼斯對於阿拉伯現實的種種預言，不僅僅是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作出的。作為一位畢生致力於阿拉伯民族進步事業的大詩人、大思想家，阿多尼斯在追求詩歌的審美、藝術的價值同時，其視野從未離開過苦難深重的阿拉伯大地。數十年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後，他創作了大量針砭阿拉伯世界現實的政論文，其中許多論述，體現了他對阿拉伯政治與社會的深刻預言性，今日讀來令人依然不勝唏噓。如：
“我感到：發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和阿拉伯人有關的一切，已經構成在二十一世紀實現巨大變革的基本條件，即便不是首要條件。”（2002）
“我認為，分裂已成為阿拉伯局勢的最主要特徵。這種分裂幾乎是縱深的，超越了多樣和多元的限度，變成國家和身份的分裂。如果說巴勒斯坦的現狀就是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先兆或預兆，我也不會感覺意外。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對阿拉伯歷史、特別是對其宗教基礎的看法，如果不改變和歷史的關係，建立新社會，創造新歷史，那麼，正如‘諸侯割據、教派林立’曾與阿拉伯的歷史相生相伴，它也必將成為阿拉伯歷史的歸宿。”（2007）
“一個令人困惑而苦澀，難以求解，同時極具怪異性、諷刺性和悲劇性的問題是：在阿拉伯土地上發生的戰爭，耗費了阿拉伯的錢財，打著解放阿拉伯人的幌子，卻幾乎完全看不到屬於阿拉伯人的秩序！” （2005）
“恐怖：這個詞語，這個女王，盤踞在世界的王座上。”（2007）
那麼，作為一位富有浪漫情懷的詩人，阿多尼斯為什麼總能對阿拉伯的現實作出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自嘆不如的準確預言？在筆者看來，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一．阿多尼斯能夠穿過現象的迷霧，看穿阿拉伯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本質，並以現代性觀照、省視之，對其作出根本性的質疑。就此，阿多尼斯曾指出：“我們是否想擁有推測事態、預知未來的能力？倘若有心如此，我們就應該放眼遠看，不要停留在表面活動上，不能只關注形形色色的事實和事件、解釋和分析、新聞和告示、口號和宣傳、獻給領袖及其機構與‘輝煌成就’的讚美和頌歌。為了準確地把握事實，我們應該具備洞察表象之外的能力。”恰恰是詩人、思想家的身份，使他避免了像一般學者一樣，將主要精力集中於狹窄學科領域的細枝末節，而能從宏觀的高度、開放的視野審視現實。他曾表示：“如果說我有屬於自己的詩歌‘軌道’，那麼我的‘軌道’並非封閉的自我圈子，而是整個阿拉伯歷史，是阿拉伯文化的共同遺產。這是為了透徹認識阿拉伯文化，而後自如地從中走出，步入一個新的文化天際；在阿拉伯歷史之內，利用阿拉伯歷史自身的素材，重塑新的歷史。我以不同於他人的眼光審視歷史，以便看清被歷史的多重厚幕遮蔽的現實。”
正因為站得更高，視野更為開放，阿多尼斯對阿拉伯問題的認識較之他的同代人更為深刻。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阿拉伯現實中諸多問題的根源，都可以歸結到仍然盛行於阿拉伯世界的中世紀式的宗教文化觀念；因而，他從根本上對這些文化觀念發出質疑。早在他青年時期創作的詩作中，對傳統的根本性質疑，已經清晰地呈現於筆下：他要“戴上葬禮的手套”，為諸神“把脈”，要去“釋放大地，禁錮天空”。在現當代阿拉伯詩歌中，這麼清晰而響亮地詰問傳統、反思宗教的聲音，還從未在別人的詩中響起。這種深刻而強烈的質疑和反思意識，也一直伴隨著他畢生的創作實踐。他坦言：“我這一代的大部分詩人和思想家在生活、思考和寫作中，都不曾針對上述觀念、針對其根源，發出根本性的質疑。我和他們之間的深刻區別即在於此。我和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接受既成的架構，對它作改良和修飾，而我則重新審視它，並在新的基礎上、在新的天地重建它。對我而言，問題不是改良——修正和美化，而是破而後立。”
正因為阿多尼斯意識到，阿拉伯世界的落後現實在根本上是由落後文化決定的，所以在他眼裡，文化的變革——而非政治的改朝換代——才具有決定性的進步意義。基於此，他評價阿拉伯變革運動的最重要標準，便是這一運動是否撼動了傳統文化的根基，是否有助於建立新的文化。拿這個標準去審視“阿拉伯之春”運動，阿多尼斯無疑是失望的，因為這場以改善民生、實現民主、推翻政權為主要訴求的政治運動，自始至終並未觸及存在於阿拉伯社會的根本性文化與思想之弊，並未引起思想、文化層面相應的裂變，也遠未形成一種全民參與的文化反思氛圍；五年之後，這場運動體現的教派紛爭、宗派主義和外部干涉的色彩愈加明顯，“阿拉伯之春”已經異化為不折不扣的“阿拉伯寒冬”。
二．阿多尼斯衡量社會的進步的另一個標準，是審視其是否以人為中心，是否促進了人的尊嚴與自由，是否有助於實現人、尤其是婦女的解放與進步。總之，他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確立以人為本——而非以神靈、政治、金錢或者機械為本——的社會和文化。
阿多尼斯的這一見解，對於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革新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在屬於東方傳統文化範疇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神靈、君王、國家、部落、集體乃至父親，都高懸在作為個體的“人”的上方；但是，在阿多尼斯的所有作品中，人，總是以高度藝術的方式得到大寫。他認同阿拉伯文化史上蘇非大師對人神關係的理解，宣稱：“被造的人，將比造物主更為重要。我們還可宣言：如果人生無非是天堂或地獄，那麼它就只是一場賭博。這是一場配不上人的既愚蠢又可笑的賭博。”此外，阿多尼斯雖然嚮往西方的現代性，意識到西方現代性對於現代性匱乏的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意義，但他也對人在現當代西方的異化充滿警覺，並對阿拉伯人盲目步西方後塵的做法表示質疑，認為：“這一質疑在原則上、在文化和文明意義上有其正當性。而且，我們還應該從中發現它體現的人性最絢麗、最深刻的一面：讓人繼續成為存在的中心、樞軸和目的。”
在以政治解放為指歸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後，人的解放和人的地位，依然是阿多尼斯最關注的焦點之一。在《致反對派的公開信》中，他以毋庸置疑的語氣指出：“那種認為人是為了宗教而被創造的中世紀文化應該結束了。是的，這種文化應該結束。宗教，是為了人而創造的。”他還尖銳地對部分街頭“反對派”表示質疑：“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認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為許可、禁忌、責難，只用疑慮、排斥、迴避、棄絕的眼光看待與自己見解不同的他者？這樣的阿拉伯人能被稱為‘革命者’嗎？他們真的是在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爭嗎？”
在這場運動爆發將近5年時候，阿多尼斯撰文寫到：“自從‘阿拉伯之春革命’開始，我們沒有從這些‘革命’那裡讀到婦女作為人的權利，讀到自由、公正與平等。這些‘革命’除了爭奪權力以外，沒有提出一種新的思想。我們讀到的，只有被砍的頭顱，只有屍體，只有掠奪，只有破壞和毀滅。”顯然，以“人”的價值和解放作為標準來衡量，迄今為止的“阿拉伯之春”運動是失敗的。
三．阿多尼斯一直具有非常清醒的歷史意識，善於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尋找有益於現在和未來的啟迪。自上世紀60年代起，他就著手從事阿拉伯文化史、詩歌史的撰寫，其成果之一便是阿拉伯文化史的經典著作——四卷本鉅著《穩定與變化》。阿多尼斯撰寫此作的初衷，即是以現代的眼光解讀傳統，探尋傳統、現實與未來之間的關係。90年代末開始，他又陸續出版了三大卷詩集《書：昨天，空間，現在》，這是阿多尼斯自視為“迄今為止詩歌生涯的巔峰之作”，也是他重新審視阿拉伯政治史、文化史這一文化工程的重要里程碑。在阿多尼斯眼裡，這還是一部“詩歌的山魯佐德。它是關於過去的故事，由現時講述，旨在拯救未來。”
在專注研究阿拉伯文化史的同時，阿多尼斯也十分重視從阿拉伯的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中吸取教訓。“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不久，阿多尼斯便以思想家特有的銳利筆觸寫道：“我們應該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為建立自由、民主的阿拉伯社會而獻出生命的人們，同時更應該反思：為什麼在那以後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建立的政權，實際上卻只產出了奴役和專制？產出了對權力和特權的狂熱？而擁護這些政權、甚至為之獻出生命的人們，只不過成了階梯和工具？”從阿拉伯現當代的歷史遭遇中，他不但找到分析、評判阿拉伯政權和反對派種種行為的參照物，而且找到了如何看待插手阿拉伯事務的西方列強的線索：“半個多世紀阿拉伯的政治實踐揭示了一個赤裸裸的現象：西方列強為了謀取自己的利益，一直在支援阿拉伯的獨裁政權，儘管他們深知那些統治者的腐敗和專制。而當西方發現阿拉伯政權的寶座搖搖欲墜時，他們便迅速棄若敝屣，甚至不惜以軍事幹涉推翻之。對於西方而言，重要的是參與阿拉伯的權力遊戲，其目的只有一個：確保他們在阿拉伯的霸權。在西方眼裡，伊斯蘭教也只是一個工具，重要的不是作為一個宗教、文化、文明的伊斯蘭，而是如何利用這一伊斯蘭的“龐大武器”，實現其戰略企圖。”
令人遺憾的，阿拉伯民族雖然言必稱歷史和過去，卻往往對歷史的教訓視若無睹，因此，歷史的錯誤得以不斷重演。阿多尼斯先知般的質疑猶如空谷足音，在阿拉伯社會顯得尤為珍貴。
四．阿多尼斯在紛繁喧嚷的歷史關頭能保持獨立清醒的思考，拒絕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展示出一位大思想家的可貴本色。2009年11月，阿多尼斯在北京領受“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致辭時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假如創作是對真理的探尋，那麼真理何在？真理的價值，到底在於和大眾契合、媾和？還是恰恰相反，在於歧異與疏離？”對於他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無疑是現成的：“藝術，尤其是詩歌的獨特價值，恰恰在於其‘被逐’；創新者的價值，恰恰在於對流亡地的堅守。因為知識正是在這樣的流亡地萌發，知識只有以流亡及對流亡的自覺為起點，才會趨向完善，並獲得人道的、普世的價值。”
正如前文所言，“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之後，阿多尼斯也曾對這場運動寄予希望，期待它能為陷入僵滯的阿拉伯民族帶去變革和進步。但隨著事態的發展，阿多尼斯很快開始對這場運動作質疑、反思乃至批判。作為萬眾矚目的阿拉伯文化名人，他對“阿拉伯之春”所持的頗為消極的立場引起了許多人的不解、誤會和指責。有些朋友與他斷交，有些對手則叱罵他為“獨裁者的走狗”，一些極端分子甚至發出了暗殺他的威脅。但是，阿多尼斯卻並未退縮，他就此寫道：“司湯達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想要成為一個集體中出類拔萃的成員，他就應該為這個集體的公共意志作出重大犧牲，哪怕這是錯誤的意志；否則，這個人便毫無價值，也必將一事無成，他只能被稱為‘迷失的兒子’。對我而言，我寧願做一個‘迷失的兒子’，也不願支援錯誤的集體意志。”
由上述可見，中東這片歷史深厚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也造就了阿多尼斯這樣偉大的預言家。然而，與其說這是阿多尼斯的榮耀，不如說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阿多尼斯的預言，或許還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啟示：從文學、文化的視角審視阿拉伯民族的今天和未來，也是有其獨特意義的。
講稿｜阿多尼斯：如何理解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為何沒有帶來穩定、繁榮、非暴政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