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雄《江淮八記》： “言有物”與“言有序”

《江淮八記》

斯雄 著

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方苞提倡古文“義法”，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江淮八記》作者工作在安徽，走遍江淮山水，耳濡目染厚重江淮文化，潛移默化於桐城古文影響，在《江淮八記》中體現出“言有物”與“言有序”的特色。

《江淮八記》的“言有物”即“經世致用”。其《中都城記》，狀寫鳳陽城廢棄的明中都，挖掘朱元璋在故鄉建都又廢都的背後成因。從不疑處有疑，發前人所未發，結合朱元璋的現實處境和鳳陽城的地理位置，提出自己的探究和思考，知人論世，令人眼前一亮。其《構樹扶貧記》和《安茶續香記》，兩者皆為江淮大地脫貧致富的創舉而歡呼雀躍。後者寫祁門縣安茶製作者為已經消失的安茶續上生命，進而續寫鄉村振興的新傳奇；前者寫霍邱縣農民在科技人員幫助下變廢為寶，把千百年來“不材”的構樹變成“生財”的搖錢樹。《宣紙記》記載涇縣宣紙傳統工藝，浸染著書卷氣和滄桑感。《量子糾纏記》描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團隊攀登量子通訊高峰，則展示出江淮大地上蓬勃的青春活力。

“言有序”，強調的是謀篇佈局的條理性，即如何組織和運用材料，如何剪裁和架構文章。語言文字的有序性，來源於思維感知的有序性，而思維感知的有序性，又來源於世界本身的有序性。《江淮八記》的“言有序”，體現在既能信手拈來、大開大合，卻又收放自如、遊刃有餘，時刻凸顯出寬廣而深厚的張力和定力。如《杏花村記》，從山西杏花村汾酒起筆，引出池州杏花村的來歷，上溯到清人郎遂所編的《杏花村志》和權威工具書《辭海》，轉而討論全國杏花村地名之多，又論及《清明》一詩收入杜牧著作的時間及其著作權的歸屬。其行文翻轉搖曳，如行走山間道上，令人目不暇接。這種“言有序”最終服務於“言有物”：“杏花村”更可能是文人墨客的“文學意象”，但這些傳說至少反映了此地人們的詩意懷抱和文化底蘊，在此基礎上展開文化建設甚至發展文化經濟，這才是通脫之論。

世界上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有文化底色和歷史縱深的山水人文，在江淮大地可謂俯拾即是。《桃花潭記》以桃花潭水始，以桃花潭水終，寫桃花潭而不限於桃花潭，其實是以李白為主腦，串起涇縣桃花潭、當塗天門山、宣城敬亭山，把皖南山水人文民風民俗一網打盡，立體化彰顯文化在自然山水中的不朽價值。在《“安大簡”記》中，作者力避枯燥無味的說明文字，多角度多層次點出“安大簡”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意義，並以人們熟知的其他文物加以對照，使讀者對“安大簡”產生切近的體驗和清晰的認知。

安徽自古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作者所著《徽州八記》側重於安徽的“物”，《江淮八記》所寫宣紙、安茶、構樹、量子、中都城、杏花村、桃花潭和“安大簡”，看似仍在寫物，但物背後的“人”每每藉助於“物”而熠熠生輝，正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