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這是李約瑟在研究中國科技歷史的時候提出的一個反思，他逆向推論了中國在擁有相當不錯的科技歷史中，為何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反而讓原本科技並不具有優勢的歐洲反超。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在17世紀之前，中國的科技發明和成果佔據了54%以上，但17世紀以後中國迅速並歐洲趕超，到19世紀時這個資料斷崖式下降到0.4%，換言之在近代的科技發明裡中國忽然之間就缺席了。
實際上對這個現象感到困惑的不僅是李約瑟，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早在1915年著名學者，中國近代科學奠基人任鴻雋就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這位學者後來擔任過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東南大學副校長、國立四川大學校長 ，他在文章裡面說：
是故吾國之無科學，第一非天之降才爾殊，第二非社會限制獨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學之方法而已——
簡單來說，任鴻雋認為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沒有誕生科學，是因為沒有找到系統的方法，也沒有這個意識。他認為中國古人察其物也，取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擇術也，騖於空虛而引避乎實際，此其不能有科學不待言矣。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中國人思考問題和觀察事物沒有追根刨底的思維方法和好奇心，沒有“科學化”的邏輯思維，還有社會限制獨酷的原因。
任鴻雋提出這個問題以後，很快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討論，馮友蘭也加入到探討之中，他在國外發表了一篇英文版的文章《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從哲學的角度解釋了中國沒有產生科學的原因。
而在西方，對這個現象提出問題的則是美國學者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他寫了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作者在文章中的探討引起了西方學者的興趣，隨後李約瑟加入到了探討中，後來包括愛因斯坦後來也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他對此給出自己的答案說：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績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中），以及透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全都做出來了。
在愛因斯坦看來中國古代缺少形式邏輯以及相關的實驗，因此中國沒有誕生科學是不值得奇怪的，真正讓愛因斯坦感到奇怪的是這個看起來本來應該和科學沒有任何關係的民族先賢們，反而憑藉他們的智慧發明了出了許多領先歐洲的科技和數學。後來，李約瑟在自己的作品《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探討了這個問題，他在書中寫道中國古代雖有發達的技術，但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科學（現代科學），這是中國古代學術的重大缺陷，因此在1976年的時候它被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歸納為李約瑟難題。
關於這個“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科學”問題在百年以來引發了大量學者的討論，如今在學術界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其主要原因無非可以歸納為中國思想和文化哲學的原因，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缺乏形式邏輯，在文化思想上限制和輕視了科學的發展和誕生，實際上在技術發明被視為“奇巧淫技”的時代，科學並沒有誕生的溫床，這就是任鴻雋的社會限制獨酷，古代中國並不重視。
其次小農經濟的農耕思想也進一步限制了科學思想的萌芽，由於古代過於依賴和看重土地，使得人們的思想也被束縛在土地中，重農抑商，重農輕技都限制了科學思想，根深蒂固的農耕思想也是一大原因。寫到這裡不得不提一個古人的預言，他就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官員兼科學家徐光啟，此人和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當時他說了一句話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為習之晚也，儘管百年以後並沒有人人習之，但近三百年後人們終於是人人習之了，也確實感到學習的太晚。
另一方面，清朝時期的文化思想限制也一定程度上導致彼時的中國沒有從歐洲文明中學習到先進的東西，總體而言，既有文化思想上的短板，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多種多樣的因素糾結在一起最終造就了科學並沒有在古代中國誕生，也沒有在近代取得傲人的發展。簡言之是既沒有意識到科學的重要性，也是由於對此刻意選擇了忽視的結果，這些固然都是時代的侷限性和歷史發展的一些必然結果。
因為這個問題還可以反向提問——在17世紀以前歐洲技術發明遠遠落後於中國，但為什麼卻是歐洲率先發展起來科學，並在科技領域領先於中國？實際上去觀察思考西方的歷史，並不難獲得答案，而這些答案便恰恰就是對李約瑟難題的最佳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