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有志文學的青年一樣，我在北京的工作一直是媒體。聽到過八百萬種拖稿的理由，寫過大量用心或走神的工作文章，被出刊週期折磨時總會想：如果可以不工作，全職寫作那是什麼感覺。我在2007年做過實驗，但真正實現是2010年。
第一次到紹興玩，住在沈園旁邊的一家旅社，舊舊的房子，靠窗放一張書桌，一把藤椅，氣場沉靜，看到的第一眼就想：是個寫作的好所在。因為這一念，2010年我搬到紹興。
過了梅雨季節就是夏天。南方的夏天，水潑在青石路上會冒煙，最大的享受是買兩瓶冰鎮啤酒，喝下去的一瞬間，感覺食道也在刺啦刺啦冒煙，繼而是通體舒泰。那種感覺，不是熱瘋的人享受不到。這是我辭去工作的第一年，再沒有截稿期沒有拖稿的作者沒有編輯部滋滋啦啦的傳真機的尖嘶，我有花不完的時間。上一次辭職是因為要寫長篇，像孕婦休假保胎，而2010年我不知道要寫什麼。《北京小獸》已經寫完，一個長篇會像一次過度的豐收，削弱地力、掏幹蓄水。我已經一兩年寫不出東西，在接下來的兩年也將持續乾旱。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傍晚，踩著著火的青石板路，去橋頭小店買兩瓶冰鎮啤酒。
我三十多歲了，如果按照六十歲壽命，人生已經過半，應該是站在山巔，感受山頂清風吹拂之時，卻感覺一直在灌木叢中披荊斬棘，茫無頭緒地前行。對於一個寫作者，有了夢寐以求的自由，卻“寫不出來”，這是莫大的恥辱。它等於說，你根本沒有才華，不適合幹這行。“寫不出來”，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如今在這個恐懼和我之間，不再有工作作為藉口。人是很虛弱的動物，有時候必須有一個意義作為生存支點，找不到，就痛苦。被終極恐懼碾壓，我甚至打算起了退路：也許我該結婚?作為別人的女朋友或妻子，不是女人很容易進入的一個職業嗎?
我試著寫短篇小說，寫出來的東西可怕之極。第二年搬到蕺山下，“書聖故里”小巷裡一棟二層小木樓。樓上朝北的房間是房東女兒的，靠窗放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個小小的書架。那時我已熟悉紹興的名人故居，不論名氣大小，他們的書房都是如此樸素、寧靜。春夏之時，看書倦了，窗外是無盡的雨，打在黑色的瓦上濺起白色圓點。
這是異鄉。人們的口音難以辨認，跟著唱歌一樣的叫賣聲跑一路，到底不知道腳踏車後面竹籃裡賣的是什麼;這也像故鄉，走在巷子裡，對面腳踏車上搖晃而來的中年男子，分明長了一張魯迅的臉，車後夾著一把蔥或一捆菠菜。初中時無書可讀，魯迅的書被再三咀嚼，走在他寫過的文學地圖中，總像他仍栩栩如生地活著，走出門就能撞到。
冬天來了。南方的冬天，血液凍成冰碴，相互撞擊。關上小臥室的門，五六平方米的小屋猶如洞穴，洞穴一般安靜，洞穴一般孤獨。我在這小小的洞穴寫出了《硬蛹》和《少女哪吒》，一片沉寂中下雪的聲音變的清晰，雪轉為凍雨，錚錚敲著屋瓦。我發現，我寫的全是寶城。
寶城是虛構的一個地方，它的藍本是我的故鄉，一個指甲蓋那麼大的縣城。華德福教育創始人斯泰納說，人在少年時因為尊敬和相信而接受過的教育，在他三十多歲之後，其他領域的成熟會帶來這一部分記憶的甦醒，那時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力量。我的少年，並未遇到可尊敬相信的權威，老師要麼在辦公室打麻將，對學生不管不顧;要麼粗暴專制，那種粗暴在少年稚嫩的靈魂上留下永遠的烙印。三十多歲時，回顧這些平庸與匱乏，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的童年?即使我寫出了一個兒童眼中的社會主義的學校和家庭，對平庸匱乏的反抗也不過是匱乏平庸。
一點一滴，少年時另一些東西逐漸浮起：河堤、果園，春天時的梨花和蘋果樹，少年時的玩伴。我們曾經發誓永不分離，永不忘記。
永不忘記。在錚錚的凍雨聲中，懷著寫遺書的心情，我寫下這些真假摻半的故事，為尚在荊棘中穿行的人生後半程尋找續航的力量。剛開始的寫作是可怕的，像從洞穴裡爬出來的動物。寫完《硬蛹》，我夢到自殺的那個同學，這麼多年過去，她仍然被困在我們的中學，鐵鏈纏身，身後是去往烈火地獄的洞口。她想告訴我什麼?我寫出了她的故事，她會感謝我還是痛恨我?
後來看到唐諾提到小說家的“幸福題材”：每個作者都有一次配額，可不問意義拋開世界回頭寫一次自己的幸福題材，一次貼近生命現場，距離我們的感受只有一步之遙的故事。我才知道，儘管有沉甸甸的痛苦，這些故事卻都是我的“幸福題材”，今生或許只能書寫一次，我的源頭。
旱災持續了四年，有一些短篇被寫出來，被我判處死刑擱置。我模糊覺得，那不是技巧的問題，似乎有什麼東西我還看不清楚。山巔的清風仍未吹上胸膛，我還在荊棘叢中。
現在是2015年，我住在北京，離紹興或寶城都很遙遠。北京是一個無色無味的城市，不像紹興，到了秋天，滿城都是桂花和香樟樹的氣息。我住的四環外沒有老居民，一切都是新的，嶄新的破破爛爛。心神漸漸向內收斂，彷彿關閉了耳鼻口，生活簡化到極致，我試過一星期不出門。
我擁有全部的自己，自己全部的時間。據說，“一個人生活處，智慧增長時”，但我也體會到獨居生活的重力，虛無的重力。它像一個黑洞。我和虛無辯論，和手機依賴症搏鬥。環顧身邊，全職寫作的朋友，有好幾個得了抑鬱症。
我感受到生活的惡意。但誰又承諾過生活就該是幸福的呢?佛教書籍談到六道輪迴中最幸福的“天人”，擁有神通、長壽、美貌，身不出汗衣不沾垢，披花環飲甘露到處遊玩。天界的極大歡樂，使天人耗去眾多福德，卻無法像人類一樣修行，福德耗盡即墜入惡趣。最幸福的天人反而不如人類。因為天人極少痛苦，便無法因他人之苦生起悲心。
寶城也好，我這一世的人生也好，都是不那麼完美的存在，正因為殘酷和無常，我學會體察別人的隱痛，比如我的父母。重新回顧寶城，從三十多歲的成年人，倒著一步步走回少年，來來回回，感受到人間的苦海與眷戀。回頭撿拾前幾年的這幾個短篇，燒火，煉字，趁著高溫把文字補上去，它們因此有著不同時期的不同紋理，那是我珍視的歲月的痕跡。它們曾是黑暗的產物，反過來卻又照亮我的生活。我又想到自殺的那個女生，寫作即看見，活人的凝視將她從受困的自殺地獄中解脫，那個夢是否也可如此解?這至少是對我的解脫。她留給世界的不再是一個神經質的自殺者的形象，而是一個練習輕功，觸及生命之遼闊的詩意的青春。文學否定了平庸及匱乏、對人的物化，青春轉瞬即逝，青春永恆不朽。
從2003年第一個短篇小說《我們的主題曲》算起，到如今已經十二年，勉強可以算度過寫作的學徒期，成為一名獨立手藝人。如今，寫作對我意味著更多，它督促我放下手機，六號線換十號線到圖書館日日靜坐，養成上班一樣的紀律與習慣。我學會不依賴靈感，依靠每日的慣性，寫作的紀律去寫，這很重要，穩定的工作狀態帶來習慣，習慣成為定力;它督促我放下電腦，放下小說，返身回到生活，去體會生活能給予的震盪不安與清明不惑。道場不在電腦裡，而在生活中。
“雖然枝條很多，根卻只有一條;
穿過我青春所有說謊的日子。
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
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