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10月11日文章，原題：我們能信任中國的新冠科研嗎？ 一開始時情況很糟，但隨後中國政府抓住了機會，不僅控制住國內的新冠疫情，還開始向全世界輸出其迅速積累的對該疾病的科學知識。在西方，中國科學過去常被邊緣化，甚至不被信任。這場新冠疫情會改變它在世界的地位嗎？
美國布朗大學人類學家凱特·梅森說：“中國從學生變成了老師。”她是《傳染變革》一書的作者，該書講述了2002年到2003年“非典”疫情如何改變了中國的公共衛生管理方式。她說，“非典”疫情發生後，西方專家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建立了一個以國際研究為基礎的衛生體系。這個體系延續至今，最明顯的標誌是位於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而這一次反了過來，是中國專家到國外進行指導。
長期以來，中國抱著要在科學領域世界領先的目標。此次疫情前，中國在實現這個目標方面已取得很大進展。5年前，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200）的中國高校數量排不到世界前10；今年，中國上升到第6位。中國在理工領域的出版物產出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歐盟，領先於美國。中國研究的影響力——以高引用率文章比例來衡量——在2000年至2016年期間翻了一番，增長速度高於美國（10%）和歐盟（30%）。
20年前，中國的重點轉移到提高全球知名度上，在這個新階段制定的舉措中，有從國外招聘人才的方案，也有在國內鼓勵科學家發表文章的機制。這些做法取得了成果，如上述排名所反映的那樣，但也產生了負面的後果，發表論文的壓力導致了學術欺詐現象的增加。同時，人才引進計劃還被美國、加拿大等國批評是從事間諜活動和智慧財產權盜竊的手段。
這些緊張關係反映了其他國家對中國成為科學超級大國的深深矛盾心理。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沒有中國的研究，人們對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的瞭解會少得多。另一方面，人們又擔心與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接觸。國家利益和貿易戰使本已複雜的局面更加撲朔迷離。
許多中國人對他們的政府處理此次疫情的方式感到自豪，特別是將其與所謂先進國家政府的反應進行比較時。清華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的經濟學家關大博（音）說：“我的許多教授朋友都說，我們做得很好，我們樹立了榜樣——西方國家為什麼不願學？是傲慢嗎？”中國知名生物醫學科學家也對西方持續的敵意失望和惱火。“他們從我們看待中國的方式和我們自己做的事情中看到了雙重標準”，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的政治學家阿勒爾斯說。（作者勞拉·斯平尼，喬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