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女性學者，你會想起誰？
這份名單一定不長，這是因為——
女性，
從來不是學術界的主流。
無論是高校教席，還是學術成果發表，越往象牙塔的頂端走，女性的數量就越少。
事實上，當一個女性決定從事學術事業，她所面臨的限制無處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種人類……”
“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
“讀書有什麼用，女孩子總歸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階段，諸如此類的聲音試圖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門。而當她們進入高校系統，生育、家務勞動等“天職”，則將她們擠出更多的機會之外……
然而，即便不斷遭遇貶抑與打壓，我們依舊看到，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學術志業，匯流進學術共同體。對她們來說，學術研究不僅是事業、愛好，更是體認自身，尋找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於是，我們有了一個樸素的想法：讓更多女性學者被看見。
當女性決定投身學術事業，她們需要克服多少阻礙？是否存在屬於女性的學術傳統？在“重男輕女”的學術體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學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參照？她們的同行者又是誰？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邀請了來自社會學、歷史學、新聞傳播學、文學等不同領域、不同國別的女性學者，有些是大眾所熟知的，更多的則還在聚光燈之外。她們的經歷很相似，也很不同。她們代表了不同代際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知識懷有熱情，也曾經歷困惑與挫折。她們的故事講述了大部分現代女性的不滿與困惑，野心與夢想。
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必在「學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這是“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的第二篇。受訪者是性社會學家黃盈盈。
/
女性學者系列訪談
No.2
/
黃盈盈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性與身體社會學、艾滋病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
■著有《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2018）、《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2018，合著）、《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2013，合著）、《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昇華》（2011，合著）、《身體、性、性感：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2008）。自2007年起負責組織兩年一次的“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與“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班”。
採寫 | 徐悅東
/
不可否認，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女性意識的覺醒。從林奕含事件、韋恩斯坦事件、“n號房間”、伊藤詩織勝訴、伍迪·艾倫性侵事件到近日持續發酵的都美竹與吳亦凡事件，近年來女性議題屢屢衝上社交媒體的“熱搜榜”，成為全民熱議的議題，曾位於邊緣位置的性議題在輿論空間中慢慢凸顯，反性侵的聲浪此起彼伏。性侵與性騷擾敘事經常佔領著輿論場。如何保護女性、防範性侵、勇敢站出來檢舉性侵者，成為了當下輿論場性敘事的某種主流。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黃盈盈或許在其中扮演著一個“不合時宜”的反思者角色。她反對身份政治對性議題的綁架和窄化，關注多樣而豐富的性實踐和更為生活化的性議題，呼籲大家保持更為豐富的性想象。對於近年來流行的性侵敘事，黃盈盈的態度比較警惕。為此，黃盈盈笑言，自己沒少因此捱罵。在網路討論日益口號化和標籤化的今天，她希望我們對日常生活複雜性的認知能保持開放。
黃盈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從1999年開始，黃盈盈第一次踏入“紅燈區”進行調研。這些年來，黃盈盈已經接過其導師潘綏銘的衣缽，成為了性研究領域的領軍學者。在黃盈盈流傳甚廣的研究日誌“‘你要自甘墮落’：記小姐研究中的朋友們”中，黃盈盈感慨道，“我很幸運選擇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運這一路上碰到的這些沒學歷卻高智慧，沒學科專業知識卻極具生活常識的朋友們。”“你要自甘墮落”這句話似乎也成為了一句激勵黃盈盈的箴言——要放下身段、更接地氣、尊重民間智慧。這也成為了黃盈盈做性研究的底色——時刻保持反思性、對現實經驗和日常生活保持開放性。在主流社會里，性是一個高度道德化也極容易挑動人們神經的議題，在輿論場上進行反思並不容易。
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裡，黃盈盈或許無法歸類——她直言自己無法代表女性學者發聲，但她又非常符合我們這個系列對採訪物件的要求——極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她贊同該訪談系列的理念，但是她希望“女性學者”不要成為一個標籤，“性別”／“男權”也不要成為分析一切的概念，“走向‘惟性別主義’就沒意思了”。她還提醒我們，女權主義內部不是鐵板一塊，我們要落到實地上談性與性別問題。她的反思，為我們如何看待和把握當下，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座標系。
///
專訪黃盈盈
一位研究“性”的社會學家
///
PART 1.
學思歷程、理論
與方法
1.1
“我太尋常了，
好像不足以成為一個性研究者。”
新京報 ：從你的治學經歷聊起吧，您上學時為何會選擇性社會學這個專業？潘綏銘老師對您的影響有多大？
黃盈盈 ：我的研究經歷不長，也不太跟人講我為什麼做性研究，因為沒什麼特別的。但性研究者的標籤可能會讓很多人好奇。
我做性研究直接受潘老師的影響。我高中是學理科的，是在溫一中，高考第一志願報了人大社會學。那時候我們班就兩個人是第一志願報社會學的，其他都是調劑，1995年，我連社會學是什麼都不知道。本科的時候，我也沒有去想未來要做什麼，比較簡單。1996年，人大社會學系開展了一個全國範圍的社會生活調查，我們那組正好是潘老師帶隊。記得當時在火車上，有位師兄很神秘地跟我們說，你們知道潘老師是研究什麼的嗎？潘老師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特別好玩，我們那組就很開心。不過，當時也沒有想到我在研究生階段會跟著讀性社會學方向。
碩士的時候，潘老師成了我的導師。其實，我那個時候還想過報考鄭也夫老師，我也非常喜歡他。我那時候喜歡看雜文。如果選擇了另一位導師，現在可能在做別的研究了。我並沒對性議題特別感興趣，但是也不排斥，就覺得是諸多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讀完碩士，我又跟著潘老師讀博。讀博之後，研究方向也開始明確。
在我讀碩士的時候，潘老師正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的白威廉教授（Willian B. Parish）合作，開展第一次中國人的性行為、性關係和性觀念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我們幾個學生從研一就跟著跑調查，我當時沒少逃課。研一寒假，我又被紫藤的嚴月蓮老師借過去，在深圳開始了第一次“紅燈區”調查。也沒想到，這兩項調查研究都前後持續了十多年。定量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加上定性的田野調查，讓我有機會直接接觸性社會學領域。學生時代，我的專業知識，包括對方法的認識，基本都是從實地學來的。
博士畢業後，當時有政策不能直接留校，我就出去晃盪了兩年——基本上是出國訪學、做國際艾滋病專案的專家諮詢工作、給潘老師、李楯老師還有葛延風老師做過助手，然後留校任教。但凡我換到了其他學校，都不見得會繼續做性研究，不是所有學校都支援做性研究、開性社會學課程的。潘老師在80年代就在人大開設了性方面的課程，開始是在歷史系，後來轉到社會學。90年代初設立了性社會學研究所。可以說，打下了一個小基業。畢業後能否留在人大對我後面的研究路徑影響非常大。
新京報 ：聽你的講述，我感覺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對一個人的人生選擇有挺大影響的。
黃盈盈 ：是這樣。現在好多學生會焦慮，我以後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我適不適合做研究？或者我適不適合做這類研究？我很理解大家為什麼關心這些問題。不過，有時你的選擇會受到很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你碰到了什麼樣的老師、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工作單位裡的氛圍是什麼樣的——這些都會影響你的人生走向。
新京報 ：這讓我想起了你在書裡說，很多人很好奇地問那些小姐，她們為什麼要當小姐，很多人都在期待著某個明確答案，比如窮困、被人誘拐之類的，但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我發現你的回答跟她們的回答有一定的相似性？
黃盈盈：生活和研究在很多時候是相通的。雖然，不可排除一些結構性原因的制約，但其實，我們作為個體的人生方向會由於一些不可期的因素而改變，包括某個人生階段所認識的人和所到的地方。所以，我會傾向於從找工作的過程和生活境遇的角度去了解一個女孩子怎麼進入到性產業，而不會直接把“你為什麼做小姐”這麼懸而虛且暗含歧視性設定的問題拋給對方，並試圖做出靜態的結構式分析。
當然，不排除有些人很清楚自己以後想做什麼，一步步去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我不是這樣子的，我有時是被人推著走的。只是說，我挺幸運的，一路上碰到的很多老師對我都特別好。
黃盈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新京報 ：媒體提出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期待著某些故事，比如，一個人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人生選擇，是因為TA以前有過什麼樣的經歷，或因為TA擁有什麼樣的身份？
黃盈盈 ：就我而言，大家首先可能會想，“你是不是拉拉？”在社會上，異性戀是主流，但在性研究領域，異性戀是非主流。如果你在性方面平平無奇，你在性研究領域是非主流的。在國外開會時，最明顯了。大家通常會覺得，假如你是拉拉，你的切身經歷會讓你對這類議題更感興趣。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是，他們就很奇怪，“那你為什麼要研究性”？不奇怪，性被特殊化，性研究和性研究者也必然會被特殊化。
我做小姐研究比較多，大家通常不太會猜“你是不是小姐“，更不會問“你是不是會去嫖”。但是，如果我是男的，有人馬上會想，“你會不會嫖了”。其實，國外的性研究者中是有自己做小姐的，但是在國內大家通常不會這麼想。這裡涉及一定的社會文化之中，我們對於性、性別、階層的想象。
我走上性研究這條路存在偶然因素。如果大家想聽我小時候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性經歷，或者我自身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性偏好，可能會失望。這類精神分析式或者歸因類故事套路對我不管用，我也不會入這些套。我太尋常了，好像不足以成為一個性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性研究者。
1.2
“我最得意的是，
幫忙倒開水的阿姨說我講得好。”
新京報 ：你上學那時候的性研究領域跟現在相比，主要發生了什麼變化？
黃盈盈 ：我是從研究生開始涉足性研究的。當時，在中國大陸，大家說起性社會學就會想到潘綏銘、李銀河和劉達臨，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非常大。
那時，社會學在性議題上的介入是非常明顯的。我當時看的書大部分是這三位老師寫的。李銀河老師曾在國外讀博，她除了寫女性的情感與性，還有《他們的世界》等書，對國外性研究的介紹也比較多，比如2000年編譯過Gayle Rubin（葛爾·羅賓或譯為蓋爾·魯賓）的《酷兒理論》。潘老師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摘譯過《金西報告》和《美國人的性生活》，做了很多社會調查和本土的原創性研究。劉達臨老師做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較多，還辦有性文化博物館。他們各有各的特色，著作等身，且都是“出圈”的。那個時候好像也沒什麼圈不圈的。
《美國人的性生活》，[美] 羅伯特·邁克爾著，潘綏銘/李放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
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雖然研究者屈指可數，但是做性研究的熱情與自由度都挺大的，只是研究資助什麼比較少。2000年-2010年之間這十來年，感覺研究資助和自由度都還比較大，跟國際學界的接觸也開始多起來，性研究與艾滋病防治的交叉也比較明顯。
現在，那一代老師基本都退休了。以性為主要方向的社會學研究依然非常少。除了我，華東師範大學的魏偉主要做同性戀和酷兒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的郭曉飛長期關注性的法社會學議題。性研究也零星地出現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包括人類學、歷史學、文化研究、文學研究、傳媒研究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網際網路和其他文化現象及文本里的性議題。
還有一個特點是年輕化，學生做這塊論文的比以前多，在國外唸書的中國學生關注中國社會的性議題的也越來越多。在年輕一輩學者裡，關注同性、酷兒議題的研究者比原來多。而且，你可能也能感覺到，最近幾年，性議題不光跟多元性別、酷兒議題有更緊密地結合，在社會層面，也跟女性議題結合得更緊。我們也能從每一屆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的報名者和參會者的名單中看到這些變化。
新京報 ：所以，可否簡單總結為，新一代年輕的性研究者對西方理論的瞭解比老一輩更多，他們的關注領域更集中在酷兒研究上？
黃盈盈：是有這個特點。代際做個簡單比較的話，我們這輩和更年輕的學者在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認識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師那一輩學者，尤其是“社會洞察力”。因為時代的原因，老一輩學者的學科訓練沒那麼系統，但是他們比年輕學者更瞭解中國社會和歷史文化。我自己的早期訓練基本上是靠調查實踐，還有飯桌上聽京派老師們的閒聊，後來透過閱讀又補了一些文獻課，也努力透過訪學、參加和舉辦國際研討會的機會盡量多地擴充套件自己的視野與格局，但是整體上理論功底比較薄弱。當然，未來也可能出現在理論和對歷史社會的瞭解、對世界時局的把握方面都很強的年輕學者。但到目前為止，不同代際的學者的長處和短板還是很明顯的。
新京報 ：你提到老一輩學者的社會洞察力高，讓我想起您在研究中所提到的“日常邏輯”、“生活之道”。你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視角是不是就是受到潘老師那一輩學者的影響？
黃盈盈 ：對。潘老師那一代學者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接地氣。他們能用非常日常的語言把一個現象說清楚，一點都不深奧。年輕學者可能會更多地借用一些非常玄的學術詞彙進行表達，拽來拽去，你可能都聽不懂他們到底想說什麼。我有時候也有這問題。潘老師就能用非常日常的例子給你講深刻的道理，邏輯清楚且有人情味兒，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對“日常生活”和“生活邏輯”的關注，以及對“生活知識”的重視，受潘老師那代學者的影響非常之大。我自己最得意的是，有次做完講座之後，幫忙倒開水的阿姨跟我說，你講得挺好的。
新京報 ：在你的這種“日常邏輯”的研究裡，相對於觀察、訪談，你好像更強調感受和體驗。但感受和體驗聽起來又好像比較個人的、比較主觀的、難以歸納的。
黃盈盈 ：這涉及到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是一種綜合和講究整體性的研究方法，強調多種資料收集方法的並用。我之所以強調體驗和感受，不是說觀察和訪談不重要，而是前者經常被社會學研究所忽視。有人覺得過於主觀。但是這種主觀感受，不是你坐在房間裡想象，而是一種現場感、切身感。跑在現場跟當地的人打上交道，你才能產生這種感受，包括你對情境和對人際關係的體驗和認識。
我會強調身體在場和現場感的重要性。雖然我的感受不能完全取代別人的感受，但只有我在那個地方待上一段時間，才能更好地體會當地人的日常。這種東西我覺得不是透過書本就能得到的。當然，感受和體驗還要和觀察、聊天和文獻類的資料結合起來才能做更為多維與整體的分析。也需要理論的積澱以做出更為提煉與普遍性的認識。我只是覺得需要把感受和體驗作為一種方法來正式地講。這也與接地氣有關。如果你不到現場去，連感受力都沒有，又怎麼可能做得到接地氣呢？
《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潘綏銘/黃盈盈著，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當然，人跟人之間是有差異的。我們沒法完全理解對方的生活，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研究者要儘可能站在對方位置上了解他們的生活境遇。研究者一定要認識到研究者與研究物件間的距離。只有認識到這個距離，才有可能反思自身，以及更為積極地去想自己要怎麼做得更好。
新京報 ：我很好奇，你跟一些小姐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作為朋友，您可能會對她們有一些獨特的感受，但是你又不會忘記自己的研究者身份。朋友和研究者之間會不會存在某種張力？你是怎麼處理這兩種身份的？
黃盈盈 ：我不敢說我跟小姐成為了很好的朋友，1999年那陣我連BB機都沒有，聯絡也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後來，我可能跟個別小姐的關係會緊密一點。我的研究不算特別深入，只是關注的時間長，瞭解得多一點。
你問的這個問題其實是任何研究者都會碰到的問題。因為研究者擁有多重身份。這還是會涉及到如何處理距離的問題。研究者需要進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中，但是，也要有適時跳出來的能力。做研究需要綜合很多資訊進行整體的分析，也需要獨立思考。所以，做研究者的需要知道怎樣跟人拉近距離，但又能跳出來。這恰恰是需要訓練的能力。這類議題，人類學討論得非常多。
1.3
“我們有什麼理由去歧視別人？”
新京報 ：我想起你在《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裡面那個讓訪談者抓狂的變性人文姐，因為她在受訪的時候不按套路出牌。媒體特別喜歡把人為什麼會成為這個樣子而進行歸因，然後讓敘事看起來順理成章，符合大家的想象，比如女性的受害者身份，性工作者的悲慘遭遇。但你是很注重“另類敘事”的。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注重另類敘事的？為何會重視另類敘事？
黃盈盈 ：這是我最近的興趣點之一。我開始意識到“套路”這個問題可能是2004年或者2005年。我們早期做小姐研究，一般都是到一個地方混上一段時間，認識的都是從來沒接觸過研究者的小姐。後來04-05年，正好是艾滋病專案盛行的時代。當地疾控中心因為要在小姐人群中開展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多少會有一些經常去宣傳、做干預的髮廊。有時上面會有督導或者專家過來評估。每次上面或外面來人的時候，當地的疾控就會帶著他們去看一些專案點，帶他們去跟髮廊的人聊。所以，有些小姐就被專家們聊過無數次了。這些人我稱之為“專業的被訪者”。這是當時艾滋病專案興起時的凸顯現象。這個時候，如果你的提問還是按套路出牌——最近生意怎麼樣、關於預防艾滋病的知識瞭解怎麼樣，你大概只能聽到應付你的話。因為被問過多次，她已經形成了一套很順溜的說法。這種情況就特別容易形成敘事套路。
從研究的角度來說，我是不想聽到這類套路的。事後做文字性的敘事分析、解讀套路不是沒意義，也會觸碰到某一些重要的社會現實，但對我來說很多時候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從那時就開始警惕訪談中的套路，以及單個訪談本身的侷限性。我記得2004年去香港大學參加過一個口述史方法的研討會，當時的發言就是“田野調查基礎上的訪談”，強調訪談與其他方法的結合與互補。
其他研究議題也有套路問題。很多人都知道社會期待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們剛才說“你為什麼做性研究”，其實大家對此也有所期待。我確實不符合大家的期待，而且，我對“提問”警惕性很高，也沒打算迎合這種期待。
在性議題上，敘事套路會更加凸顯，因為性議題被建構成一種隱私性的話題，這也是我們要非常小心的地方——這個人為什麼要在性還不那麼被公開談論的時代願意跟你講他的性故事？這些講述受到哪些社會角色與因素的型塑？英國社會學家普拉莫（Ken Plummer）在1995年就寫過《講述性故事》，透過對四類英美社會常見的性敘事型別的分析，揭示故事講述背後的政治與文化，及其時代性。
我在書裡面對故事套路有過分析，後來，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講訪談中的常見套路——比如歸因敘事、悲慘敘事，以及日益興起的運動倡導類敘事，分析套路的特點及其問題所在，以及在方法上如何應對這種套路。這就涉及你剛才提的“另類敘事”。我特別看重“另類敘事”，因為“另類敘事”恰恰能讓你看清主流敘事或常態敘事的套路及其問題所在。
《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黃盈盈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你怎麼知道受訪者說的話是套路？這需要積澱，也需要開放的思維。只有故事聽多了，瞭解的面向更加多維了，你才有可能知道他們說的是套路。當你聽到不一樣的聲音，你才會覺得之前一直聽到的聲音可能是有問題的。這也是我特別關注邊緣和另類的原因之一。“眼睛裡看得到角落，心裡才會有全域性”。
細摳起來，另類和邊緣還不太一樣。很多學科，比如歷史學也談中心和邊緣，王明珂老師就有很多論述。邊緣在地理意義上往往是很直觀的。另類涉及對常態的一種挑戰。當然，邊緣和另類是相關的，雖然它們針對的東西不太一樣。我會再細緻地想一想這個問題，另做論述。
新京報 ：對，你以前說，“邊緣人的日常生活、大眾人群的邊緣議題”是您比較感興趣的議題。這好像有一種挑戰主流的意味在裡面？
黃盈盈 ：邊緣和主流的關係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在寫《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的時候，在想要用一條什麼線索把這些不同人的故事串聯起來。後來越來越明晰，這些涉及身體、性、性別的議題，其實都跟社會規範有關，也跟主流與邊緣、正常與異常有關。一般來說，老年人、白領女性和大學生被認為是主流人群，但她們的性卻是邊緣議題。小姐、女性艾滋病感染者、變性人被標定為邊緣人群，但大家經常忽略她們的日常生活——比如她們作為母親、女兒和妻子的生活。我會關注人們忽略的東西，不管它是發生在主流人群還是邊緣人群身上。也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雖然我這幾年關注的人群和具體議題有變化，但是主線並沒有變。這個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
其實，這背後蘊含了一個價值立場——我們有什麼理由去歧視別人？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都多多少少存在著一些邊緣性，如果我們想想自己身上的邊緣性和別人身上的日常性，我們有什麼資格去歧視別人身上的邊緣性呢？我希望打破或挑戰性與性別的議題背後的社會歧視，這是我關注邊緣與另類背後的思考和期待。
1.4
“MSN時代那會兒，
我把自己的網名改成：你以為你是誰？”
新京報 ：你對社會歧視和感同身受有很強的反思力，你經常會提到，有些知識分子在面對小姐這個群體時經常帶有一種道德優越感，或會以拯救者姿態出現，您對此挺反感的？
黃盈盈 ：是反感，我都直接寫到文章裡面了。以前更狂妄，開會都直接說，所以也容易得罪人。我倒不是說這些人有多壞，我相信很多人是好心。只是，那個姿態和做法我不認同。這點，除了自己的調查經歷，嚴月蓮和潘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們都是在社會上成長起來的，多少會受到教育、社會規範的制約。如果你對從小培養起來的思維方式沒有反思的話，就很容易不自覺地帶上那種道德優越感，甚至偏見和歧視。不奇怪。但是，在我看來，不具有反思性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研究者是不合格的。因此，我特別強調反思性。我不想去指責別人沒反思性，我首先會反思我自己——我怎麼會這麼看問題？我是不是什麼地方有問題？如果研究者只會分析別人的問題，都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所在，這是失敗的。有的研究者特別反感“反思”“批判”這些詞，這有什麼可反感的？在我這裡，這些詞都是積極的、正面的。
新京報 ：你挺反對啟蒙者的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黃盈盈 ：非常反感，尤其在性議題上。因為性議題本身具有很強的道德性。曾經有一度，還是MSN時代，我把自己的網名改成：你以為你是誰。
新京報 ：在你的書裡也有提到斯皮瓦克的提問，“下屬群體能發聲嗎”（編者注：此處指被研究者的能動性），對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黃盈盈 ：發聲大致有兩種情況：底層或邊緣群體自己的發聲；研究者或社會運動家替他們發聲，當然這些人群間可能有交叉和聯絡。我在研究中會傾向於強調類似於“下屬群體”的人們的能動性。這也是我做不同女性群體研究，做邊緣人群研究的一個基本立場。但是能動性，並不是絕對的，它相對應的是結構制約。換句話說，在認識到一定歷史與社會情境中，某些結構性不平等的情況下，我會更加傾向去發現、激發身處邊緣的人們的能動性——如何應對這些不平等，如何生存與生活。我覺得草根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小群體關係、鄰里關係等具體小環境的改善不比倡導國家法律、政策的改變要來得微小。我自己很看重這些。不僅是說研究，也是說生活。我很慶幸自己有幾個小共同體意義上的朋友群，有性研究的，有女博士讀書八卦群，等等。很重要。
回到“下屬群體能發聲嗎”這個問題。且不論斯皮瓦克說這句話的理論與對話背景，這個發問本身就有著質疑與挑戰的力道。如果移植到我自己的研究，做一簡要回答，那絕對的自主發聲我覺得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下屬”或者“底層”所受到的結構制約與社會條件的限制不能被忽視。在這個意義上，答案是否定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研究者或者運動家就能夠代替來發聲。而且，也絕不是說，消極地認為“下屬群體的發聲”沒有意義。如何發聲，而不把發聲簡單化且與身份相捆綁，這是我更加關心的。實踐不同群體間如何更好地合作與相互補充、支援，可能是更為積極的發聲路徑。
1.5
“你都下結論了，
還做什麼研究？”
新京報 ：你在《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裡面還提到一個學生訪談文姐，他一開始預設了理論框架，然後套進去之後發現這個框架其實並不能做出有效解釋。其實，有些研究者或文化媒體人，都很喜歡先預設一個理論框架，然後再去找現實素材對某個現象做出解釋。您似乎挺反對這種理論先入為主解釋事物的方法的。你為何會不喜歡這種理論先行的宏觀敘事？您是怎麼看待理論的呢？
黃盈盈 ：有一些人會批評經驗研究者不重視理論。其實不然。問題不是理論重要不重要，而是如何對待理論與經驗的關係。你不能在具體經驗研究還沒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設定好解釋路徑和結論了，這是經驗研究最忌諱的做法。
我做定性研究比較多，定性研究要求我們開放地去了解研究物件的生活世界。你都下結論了，還做什麼研究？你所做的只是拿材料為理論做論證，這會大大削弱經驗世界本身的豐富性。
理論當然會影響你。我關注日常生活還是關注制度結構，已經包含了我的理論認識。假如我受日常生活理論的影響比較大，更加關注人們的日常實踐。假如我受福柯的影響比較大，我可能會更關注常態和異態、話語與知識權力等。你選擇研究什麼問題，背後的問題意識一定包含了理論基礎。你可以從理論的視角出發來看問題，但是理論傾向不能直接導向你的結論。你的結論一定要開放給經驗世界。所以，要問的不是理論會不會影響經驗，而是理論要在哪個層面上發揮什麼影響。
預設和立場跟理論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們看待問題時，多少都會帶有自己的立場，只是對此要有比較自覺的認識與適時的懸置。預設則顯得更為強烈，而且導向結論，要非常小心。比如，在做小姐研究之前，你就覺得“這些小姐都是被迫的”，這種預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結論了。假如你帶著這種預設做研究，你大機率只能看到她們被迫的情況，這會加強你對“她們是被迫的”認識。這是個死迴圈。如果你能懸置甚至放棄你的預設，你至少能看見那些不是被迫的，或者沒那麼強制性的案例，看到更加複雜的現實。當然，如果你一定要說沒有絕對的自願，都是某種程度的被迫，那我覺得就沒什麼意思了，誰不是這樣，為什麼單單挑出小姐群體來說？預設會影響你能看到什麼，不能看到什麼，以及做出怎樣的論斷與解釋。
新京報 ：你剛剛說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讓我想到你曾在書裡寫到的“性實踐家”陽春，她是一個身體先行的先鋒派。你在書裡說，“如果陽春都能成為女性解放、進步運動的先鋒，那我們這些熟知女權主義理論的人怎麼辦”？這裡面似乎蘊藏著知與行，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你是怎麼看待知與行、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的？一個女性解放的倡導者和性研究者，是不是意味著自己也要身體力行？
黃盈盈 ：這句話改編自何春蕤老師一篇文章的一個註腳，是一句對研究者的調侃——女權理論的知識好像比實踐的知識更有價值似的。一個如此強調實踐，甚至是來源於運動實踐的理論如果還反過來鄙視實踐知識，這是很嘲諷的。
在有些社會，研究者和實踐者的連結性更強——有些研究者同時也是實踐家。但是，在中國大陸，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張力還是挺明顯的。有的研究者會覺得實踐者上不了檯面，有的實踐者會覺得研究者不接地氣。
研究者的知識體系往往被認為優於實踐者的知識體系，我們有種對“專家”的迷思。在一個社會里面，你不能否認知識體系是分等級的，哪怕我說的東西不如小姐說的，但因為我是人大的老師，大家可能會更願意聽我講（當然，也有相反的情況）。這裡有個話語權的問題。但是，生活中的知識與學識型的知識之間出現這麼大的差距或者張力是有問題的，一方面，生活中的實踐知識被一些研究者低估，另一方面，有些實踐者看不起智識層面上的東西，覺得要產生即時的社會效應的做法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也會經常被人略帶質疑地問：你們做了這麼多年的小姐研究，促進了哪些社會變化？換句話說，有什麼用？
至於知行合一，或者說身體力行這個問題，某種角度上講我覺得是需要的，但是不一定做得到，或者說做得好，而且要看具體說什麼事兒。我自己也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較好，但是某些方面不行，我就沒少被陽春這樣的實踐家笑話，但是還不至於影響到我做研究。
/
PART 2.
性別身份、性
與社會議題
2.1
“作為一名女性，
我做性研究還是有點優勢的。”
新京報 ：作為一名女性，你的女性身份對做性研究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黃盈盈 ：性別是我的特質之一，但它不是我的全部，甚至還構不成一個非常凸顯的或決定性的特質。就我的情況來說，我首先會想到我作為一個性研究者在高校裡教學、做研究、發文章時的境遇。性研究很受媒體歡迎，而且我個人其實是受益匪淺的，包括比同輩人可能有更多的國際學習與交流的機會。但是整體來說，性研究在學界是邊緣的，在灰色地帶遊走，近年國內發表都有些困難。目前看，“性研究者”這個身份比“女性”這個身份對我的研究的影響更大，換句話說，社會對待“性”的態度比對待“性別”的態度對我個人的影響更大。
《身體·性·性感：對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黃盈盈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3月。
某種角度看，作為一個女性，我做性研究其實還是有點優勢的。就像我剛才說的，一個男性去紅燈區做調研，別人會對你去做出道德的評判，“老色鬼”可能都會罵出來。對於一個女性來說，這種道德評判會少很多，我受到的道德評判就比潘老師所受到的要小得多。
最近幾年，我的女性身份還有一個優勢——在講到跟性和性別有關的議題時，假如我是男性，恐怕很容易會被扣上男權的帽子。我雖然也沒少捱罵，但因為我“身為女性”，受到的直接質疑還是要少很多。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更好說話。比如，在性侵議題上，我有時候會比較小心地說，法律的介入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問題，或者我們要先了解一下這個事情的複雜性。假如我是一個男性研究者說這話，你想想會是什麼後果。我並不是在炫耀我的性別身份，相反，這麼說的時候，有點悲哀。
還有，在我的研究裡，大部分研究物件都是女性。所以有人會說，是不是因為我是女的，所以我只能研究女性？或者我是不是隻看到女性議題？我不是不可以研究男性的性議題？首先，我覺得女性議題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義和價值，我們對於不同群體的女性的身體與性的瞭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次，我也研究過男性群體，比如男民工的性與階層問題，還有男嫖客。不是說不可以研究，但是研究男性的性議題時確實受到了一些方法上的挑戰。我去訪談男嫖客，相比潘老師，總覺得我和他們之間隔著一層東西。我們可以聊一些事實性的、事件性的問題，但是比較難聊到細節性的感受。當然，男性去訪談女性也有可能會面臨類似的侷限性。簡單說，我覺得性別對研究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絕對的，跟資歷甚至性格結合起來做具體分析會比較好。
我最近是自己感覺遇到了研究瓶頸，跟能力與知識結構有關。我在寫《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的時候覺得自信滿滿，感覺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深入瞭解。但在我寫完了之後，在挺長一段時間裡，我忽然意識到我遇到了瓶頸。比如，你現在問我最近在做什麼研究，我會打磕巴。我還沒想好。我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性議題很感興趣，也希望在歷史文字中，在小說、老百姓日常會說的土話中，去發現可以跟西方性知識體系進行更為平等對話的語言。我知道這些方向的研究很重要。但是，當我要把腳伸向這些領域時，毫無懸疑地發現我的知識短板很多，能力有限，也有點畏懼。當然，我也依然可以繼續關注改革開放四十年背景之下的性之變，當下也依然有很多的性議題值得深入研究。還沒想好下一步的具體研究方向。跟大形勢有關，也跟我自己的研究階段有關。
可能扯遠了，回到你的性別議題。我剛才談到的有一些問題跟性別有關，但是有些不完全是性別所帶來的問題。作為女性性研究者，性別對於我來說挺重要的，但並不是全部。所以，我不避諱但是也不會強調我是一個女性研究者。因為我在這個階段感受到的問題首要的還不是我的性別所帶來的問題，而是當下學界的整體氛圍，以及社會對性的態度和我自己知識結構的問題，有交叉關係，但不凸顯。
2.2
“近年來，
女性與兒童的性議題尤其凸顯。”
新京報 ：你剛剛說到預設，我們做的這個女性學者系列訪談的背後也有預設——女性學者的身份是有其特殊性的，以及在男性主導的學術界裡，女性可能處於一個比較邊緣的位置。你是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個預設？
黃盈盈 ：女性學者系列訪談我覺得挺有意義的，這也是我願意參與的原因，不是說多成功才能談，其實也就是一種“發聲”。但是誠實地講，你們剛開始給我發採訪想法的時候，我記得在你們訪談提綱的第二部分裡說，該訪談會談到作為一個女性研究者的遭遇。當時，我一看到這裡就停住了，我想要不要回復你一下，“遭遇”這個詞到底合不合適，要不要改一箇中性一點的詞彙。
但是，我後來沒有這樣回覆你。在某種程度上，你們用“遭遇”是因為從群體層面上來說，社會上的性別不平等一定會反映到研究者群體裡的，學術界確實是男性佔主導位置，用“遭遇”這個詞也不無道理。但是，“遭遇”這個問法的預設性非常強，換到個人身上不一定合適。我想了半天我的“遭遇”，如果勉強說近期有，好像主要也不是因為我的女性身份。
當然，我完全沒有代表性。我只是提醒自己談這類議題時，要落到我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上來談，而不是一個性/別研究者在泛泛地談一個性/別現象。研究者特別容易直接跳過去抽象地談“社會問題”，而忽略樸素的切身性。因為你問的是我個人的情況，而不是讓我談“女性的遭遇”。我知道很多女性研究者在家庭中所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跟其女性身份有直接關係。我基本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和負擔。家庭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在我身上的體現確實不大。而在工作中，我對制度和規則是有一些不滿和批判，制度與規則的制定者確實也是男性主導，但是被“遭遇”的不只有女性研究者，也有男學者。某種角度講，也可以說結構性不平等與個體境遇並不是完全吻合，也不是可以直接推演的，多樣性和積極的面向也總是有的。當然，說我對“男權”的認識不夠深刻，我也沒意見，只是希望這個詞不要成為一個標籤和分析一切的概念，走向“惟性別主義”就沒意思了。
新京報 ：這也跟我們媒體有關，近年來，女性議題是一個經常引爆流量議題。觀察這兩年我們報道的很多新聞的性敘事，一個是像伍迪·艾倫、福柯等人被揪出來戀童敘事；另外，就是像林奕含、韋恩斯坦、n號房間、伊藤詩織這樣的性侵性騷擾的敘事，每個話題都有很大影響。現在有很多媒體人會討論女性議題，但在十幾年前的輿論場裡，當時並沒有那麼多媒體人靠這個議題“吃飯”。我覺得，我們這些年的確經歷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你怎麼看待近年來女性和兒童作為性受害者的性敘事會成為輿論的熱點的現象？
黃盈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兒童和女性的性並不是今天才成為性領域關注的焦點。在性方面，兒童和婦女從來都是備受關注的，尤其是兒童。因為在性議題上，兒童和婦女往往會被構建為純潔的無辜者、需要被照顧的人，隱含的也是潛在的受害者。
我在讀西方性學百年曆史有關的文獻時，很明顯地發現，當我們說一個社會發生“性革命”，你要看的不是男性的變化，而是婦女和青少年群體的變化，這才是反映社會性變遷的重要指標。在這個方面，近現代以來中西方之間沒太大區別，除了有個時間差和具體事件不一樣。何春蕤老師和潘老師的文章對此也都有論述。
很多社會都會把婦女與兒童設定成需要保護和關愛的群體，尤其是兒童。性又是一個高度道德化也極容易挑動人們神經的議題，除了“魔鬼學化”的特點，我們有一個性的道德滑坡理論。兩者相加，很容易形成熱點議題，也容易造成道德恐慌。怕帶壞小孩或譴責婦女受害者往往是性審查時非常重要的兩套論述。近現代以來，大部分人都認為性會對兒童和婦女造成傷害。如果說婦女議題還有些不同聲音，那未成年人的性基本是一塊不容異議和討論的存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論述也有不少，但是我也沒想好怎麼在公共空間討論年齡與性政治的問題。可以說的是，我們對於未成年人（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的性/別世界的瞭解還太少。而未成年人一旦長成大人，尤其是家長，也往往會忘記自己曾經是怎樣過來的。
說到時間差，為什麼是在近年來女性與兒童的性議題會特別凸顯出來？首先，跟網際網路的發展還是非常相關的。網際網路極大增強了可見性與臨近感，以及對於個案的放大效應。這些討論和資訊的視覺化呈現，會把這些議題以極度震撼和不可容忍的方式丟擲水面。一些人是出於公義之心，也不乏一些蹭流量的，甚至更為惡意地炒作的。其次，這也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有關。性別類進步議題會隨著社會發展與全球化的加劇冒出來，大家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會逐漸增長。女性的議題，性別的議題，不可能長期被忽略。還有，很直接的，這也與這些年來我們關注性別議題的年輕人的積極介入和推動有關。可以說，性/別議題的切身與道德化特點、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加強此類議題在全球範圍內的聯動性，也進一步推動了此類議題越發冒尖，也更加的政治化。
2.3
“目前性和性別議題的討論氛圍很不健康，
大家特別容易流於喊口號和貼標籤。”
新京報 ：你一直對政治正確跟性侵敘事有保留意見。在你以前的採訪中，你說新一代行動派一方面在反性騷擾這個問題上延續了麥金農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她們也主張性自主。你覺得這種性侵的危險跟性自由之間的度該怎麼把握？怎麼能夠在保證性自由的情況下又能抵制性侵這種危害？
黃盈盈 ：新一代行動派，通常我們稱“新女權”，其實內部也有許多不同觀點。而且，我覺得最近幾年也在發生變化，下結論還是有點早。以前有一段時間裡，大概2014年前後，“性權”與“女權”之爭是討論的一個熱點，尤其在性侵這個問題上。在《我在現場》（2017）和《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2018）出版之後，我接受過幾個訪談，他們都會問我怎麼看待性權與女權之爭。雖然我不在網上參與爭論，但據說大家通常把我歸到性權派。我在書裡稍微回應過這個問題。何春蕤老師也就女權主義的“結構-自主”問題做過專門的論述。
但是，這兩年沒有人問這個問題了。大家或許都能感受到，性權的聲音越來越小。因為“性權派”本來就沒幾個人，我認識的幾個朋友還都不愛在網路上爭論，基本上是自己小圈子討論討論。所以，性權派的聲音就基本上不見了。但是，隨著一些事件的發生，女權派內部也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聲音。所以，這個議題不能簡化為女權派如何看這個問題，因為女權也好，性權也好，內部是有差異的。哪怕同一個人，她的觀點也是會變化的。我對有些問題的觀點也在變化。
先說“性自由”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你怎麼理解這個詞，絕對的性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涉及人際關係時，你肯定得找一個平衡點。你想要的是不是人家想要的？性自由不能做絕對化的理解。如果說，它只意味著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我想要，我不管你想不想要，甚至以某種權力強制的方式來達到我想要的。這當然是有問題的，還用說嗎。但凡發生在人際關係之間的事情，總是要有度的問題，有互動和協商的問題。這難道不是為人處世的基本道理和能力？當然，不得不說，現在不少人確實缺乏這個能力，謎一般自信。
《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潘綏銘/黃盈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
我在性侵議題上的發言比較謹慎，搞得我好像立場很不堅定似的。我當然不是說反性侵不對。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存在性侵的情況下，兩個人的性是私密的。但這私密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變成了公共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它從私密事件發展成公共事件。性的私密性特點增加了在公共領域討論和應對這類事情的難度。因為你不是當事人，你對事件中的一些步驟是不清楚的，舉證以及對於證據的判斷都是不易的。我覺得外在力量，包括法律的介入是下策，是應對那些最糟糕的狀況。生存之道、人際交往的能力、對待自己的身體與性/別的能力是我們打小要培養的。不要把這個動不動就歸為“譴責受害者”，也不要僅僅是期待靠制度層面的改變來保護個體，我一直覺得個體與群體層面支援系統的建設很重要，尤其是在應對私密關係問題之時。
撇開那些很明確的、赤裸裸的強制或脅迫式的性侵問題，大家都知道，大多數性關係中的感情是很難講的。曖昧、調情，搞不好就成性騷擾了，外人有時是很難判斷的。所以，我有時候挺驚訝，為什麼大家都能那麼斬釘截鐵地做出判斷？我不是說這些事情都是對的，我通常會說，這事情我並不清楚，我只想先多瞭解一點。但是，但凡有所遲疑，我就會被人質疑是不是不支援反性侵。當你拿一個清晰的規定給這些事情去定性時，這可能會抹消掉生活中的曖昧性和複雜性，其實解決不了現實問題。
有些人並不是落到地面上談性與性別議題，而只是飄在口號的層面談。一個朋友說得挺對的，就是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不確定性甚至風險大家都能承認/承擔，為什麼一到性的問題上就搞特殊化？換個問法，性為什麼就那麼特殊？
新京報 ：所以有人說要在親密關係裡引入性同意權。
黃盈盈 ：這個問題，像郭曉飛、朱靜姝他們有過專門分析。同意權往往是一個比較明晰的東西，法律肯定是要明晰的。但日常生活中的關係本來就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若都變成確定的，那也挺沒勁的。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性騷擾的取證是很麻煩的。我理解很多人希望推動法律介入到性關係之中，並認為要以受害者的意願為主——如果我認為他是性騷擾，那就是性騷擾，因為取證太困難了。我並不認為這類事情不需要法律介入，我只是認為簡單地拿法律的尺子去度量性關係是有問題的。
你希望日常生活中的性關係被明確的法律條文來衡量嗎？這意味著我跟一個人交往時，我還要時刻思考，對方要怎麼同意才算是真的同意。有人提倡，男女，尤其是師生、上下級談話的時候，要把辦公室門開啟，比如美國就這樣做。好多人認為美國反性騷擾的法律制度健全，但這個解決問題嗎？美國的性騷擾少嗎？在建設制度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們想要的制度跟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問題不是很好談。在網上，沒有多少人會有耐心像你這樣聽我說半天，大概也沒有多少人能把這篇訪談看完。目前性和性別議題的討論氛圍很不健康，大家特別容易流於喊口號和貼標籤。這樣下去，即便讓你講，最後誰都不願意說話了，也會加劇有些人對女權的汙名化。口號跟生活之間的關聯到底在哪裡？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我們該怎麼考慮生活的複雜性？我覺得多想一想沒什麼壞處，營造一個更好的討論環境人人有責。
我寫了一篇《女權主義的性論述》（2018），基本上也是想透過回顧不遠的歷史來簡要回應這個問題。那篇文章裡沒有直接談中國，主要是梳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女權主義內部的爭論。並不是只有反女權的人才會發出質疑，女權主義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也不是像當年所說的只有性權和女權兩派對立，而是有著許多不同聲音的，而且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以及更為後來的女權主義在性議題的討論與介入也有一些變化。80年代女權主義的性爭論是很有理論含量和現實關懷的，可以說積極地推動了性與性別理論的發展。中國臺灣的丁乃非老師也專門分析過美國女權主義的內部分歧，包括對麥金農理論及其在全球走勢的分析，以及相關論述背後的冷戰思維。這些對於我們理解和把握當下在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性與性別議題的爭論是有幫助的，包括明晰爭論背後的思維與理論預設，政策可能產生的社會後果，以及去思考我們想要達到的一個性/別環境是怎樣的？在當下，又可以透過怎樣的途徑或策略去實踐。
2.4
“假如性教育的方向引導錯了，
可能還不如不教育。”
新京報 ：在性教育中，大家的關注點可能集中在反性騷擾，以及性醫學、性科學方面的內容。你覺得我們的青少年需要怎麼樣的性教育？
黃盈盈 ：性教育又是一塊重要的內容。“我們的青少年需要怎麼樣的性教育”，這個問題姿態有點高，或許換成“現階段，我們想要怎樣的性教育”更合適一點。這裡的“我們”是多主體的，也包括青少年。
我之前在寫文章的時候，在政策建議部分（如果有的話）也經常會落到積極開展性教育。但是現在覺得這麼說還是有問題，至少不能止於此。我在複雜化其他性/別議題的同時，又把“性教育”太想當然化了。這是惰性。這個詞也需要好好梳理和辨析一下。
我們如何理解“性教育”？我一直覺得性教育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只有兒童或者未成年才需要的教育——它是貫穿一生的，很多時候，成年人更需要。而且，我從來不覺得只有課堂上老師對學生的性教育才叫性教育，家裡有意無意間的觀念流露與言傳身教，網路上對於性現象與性事件的討論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大學裡，上與性有關的課程，開性/別有關的研討會等等，也都屬於性教育的一部分。小說、電影，包括帶色情味道的，都是人們接觸性議題的渠道，而且有些內容也不是你想禁就能禁得了的。無論是我們的定量調查還是定性調查的認識都很清晰地顯示涉性的政策與人們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鴻溝。更現實一點的問題是：如何面對？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性教育？我們兩個人都做性教育，但是我們兩個人對性的觀點可能非常不一樣——你要講什麼內容、你的導向是什麼樣的。你是希望未成年人在成年之前最好不要有性行為，還是希望未成年人要有能力對性行為說“yes”？這是很不同的導向。做性教育也不能流於喊口號。
現在的性教育大綱是怎樣的，內容有什麼，理念與導向是什麼？性教育是要參考歐洲（比如丹麥）的經驗、美國的經驗、聯合國彙總的（西方）經驗、中國古代的壓箱底的經驗來寫，還是可以有其他借鑑來源與依據？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細緻討論。不要把這些提問當做是簡單的、惡意的否定，從而直接產生排斥感。
就內容而言，生理、醫學、反性侵方面的教育是其一面，但顯然遠遠不夠，人文的、社會的、積極而快樂的身體與生活的一面一定不能被忽視。前者是偏防禦保護性的，後者是更有力量的。“危險”與“快樂”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面，積極的性教育恰恰是應對“危險”的重要舉措。而且，性的生理和肉身特點與其人文社會的一面都不可偏頗，觸及我們如何對待自身、關係與貌似不相干的他人。只是說，什麼階段如何講可以具體再討論和協商。
此外，我個人覺得將性教育寫進法律或許是有了制度的保障，但是遠遠不夠。無論是內容、理念層面的討論，還是對現狀的瞭解（包括不同群體的青少年的世界）都還遠遠不夠。假如性教育的方向引導錯了，可能還不如不教育，因為還要使勁拉回來。還是說，大家有信心和強大的內心認為可以試錯？說到這裡，你也能感覺到，再一次，思考/討論與做/實踐之間出現了某種張力。
新京報 ：那你期待的方向是什麼？
黃盈盈 ：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好。Gayle Rubin在一篇文章裡面說，“我覺得最能鼓舞人心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雌雄一體、無社會性別的（但不是無性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一個人的性生理構造同這個人是誰、是幹什麼的、與誰做愛，都毫不相干”。
這好像也不現實。我至少希望性/別議題還有複雜討論的空間，基於性/別的歧視可以減少，大家相互間多一點同理心，人際交往可以更為友善。這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處理不同權利主體之間的關係，涉及我們在生活中做出某種決定的能力，其中包括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的能力，也包括應對風險與處理複雜事物的能力。這都是需要在生活實踐中培養的，而且，我也一再強調，不是隻有兒童青少年才需要“教育”。
批評不易，建設更難。雖然我經常做批判性思考，但是我還是很佩服正在做事的這些人。她們在頂著壓力推動性教育的進展。只是說，作為一個性研究的學者，在更大的世界格局與政治社會背景之下，做複雜化一點的批判性思考是我的職責。我認為這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即便可能不受待見。此外，我的批判和顧慮也不是無緣無故的，的確是有了解到中國臺灣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性教育與性平制度出現的問題。有些社會後果在別處出現過，在中國大陸也有苗頭，並不是我在象牙塔裡空想出來的，也絕不是在玩智力遊戲。做研究的也好，做實踐的也好，爭論歸爭論，我們總是希望善意可以導向更好的社會效果，以及不同人的快樂生活。既然最後是談“期待”，就暫且烏托邦一下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徐悅東；編輯：青青子；呂婉婷；logo設計：郭鑫；校對：李世輝。題圖來自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