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諾。攝影師：高遠
選擇挑戰1620，留“龍鬚”劉海，學業、運動、時尚三開花，這是谷愛凌打破女性界限的方式。
在剛剛結束的冬奧會上，她取得了2金1銀的成績，成為了第一位三項比賽都登上領獎臺的極限運動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多次表示，鼓勵更多的女孩打破自己的界限、享受熱愛是她的目標，也是她心中最大的金牌。
谷愛凌之外，還有四屆冬奧會終奪冠的徐夢桃，一人征戰的馬耳他“豆包”女孩珍妮斯·斯皮泰裡，以及此前時隔16年重新奪冠的女足等，這些運動員曾經都面臨過性別的限制。但她們的閃耀，讓女性力量有了新的註解。
什麼是女性力量？女性該如何打破界限？力量從哪來？女性如何面對職場和生育壓力？對此，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專訪了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一土學校聯合創始人李一諾。
“三孩媽媽”也是李一諾的一個標籤，她在麥肯錫擔任專案經理，最忙碌的時候生下第一個孩子，在升任合夥人後又生了兩個孩子，“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是她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對此，李一諾表示，“平衡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取捨。”
但她不贊成把她作為一個標杆，她認為女性生育意願下降生育率低是我們能看到的冰山上的問題，其實冰山下面有很多隱性的結構性問題沒被看到。
在女性職場環境上，李一諾認為，目前整體形勢仍然很嚴峻，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不敢去爭取、升職路上面對很多非議等，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依賴女性，結構性限制需要更多男性、整個社會的參與。
談谷愛凌及女性運動員崛起：
她們活出了自己的職業和生命價值
新京報：近幾年，女性力量頻頻被提起，隨著中國女足成為亞冠，谷愛凌在2022北京冬奧會大跳臺專案上拿到了第一枚金牌，更多女性運動員被看到，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你理解的女性力量是什麼？
李一諾：現在女性運動員被看見，不管是女足也好，還是其他的女性專案也好，其實都是因為她們活出了自己職業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所有的女性和男性都能有同樣的權利和可能性去參與的領域，運動就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覺得從運動員身上展現出來的最大的價值，是他們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活出自己生命的價值。
新京報：關於谷愛凌，你在她拿到冬奧會第一枚金牌後寫了一篇文章，現實中絕大多數女孩沒有機會成為谷愛凌。你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麼？
李一諾：我寫文章的初衷，是討論（谷愛凌）跟普通人的關係。絕大多數人家裡是不可能培養出世界冠軍的，但培養不出世界冠軍來不意味著你的家庭教育就是失敗的。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意識到，孩子成長最重要的是家庭接納和支援的環境，這種環境其實每個家庭都可以為自己的孩子創造，而我們的社會對孩子的成長也應該是一種接納和支援，而不是這種高淘汰、高選擇、成王敗寇的思想。
因為如果是成王敗寇的思想，那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會是受害者，也都會是失敗者，這樣的一種社會其實是不健康不包容的。所以看到谷愛凌這樣的天才和這種特定的環境可以培養出來的人，我們喝彩就好了，不能說因為看到這些就覺得剩下的人都是失敗者。
新京報：你也是一個像谷愛凌媽媽那樣的學霸精英母親，也有中、美兩國“各取所需”教育資源的便利，你是否也會讓自己的孩子各取中美相對優勢的教育資源？你會在寒暑假帶孩子上補習班嗎？
李一諾：我不會帶他們（孩子們）去上補習班，我覺得大家需要避免的陷阱就是把一些東西標籤化。比如說補習班到底是好還是壞，我覺得他可能是中性的，他對有些孩子就像谷愛凌在美國生長，就補個一兩天我覺得可以。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在上補習班，每個人都在課外加量做這種劇場效應，那它就是有害的。
我覺得其實不應該總把補習班放在個人家庭和選擇的層面來講，那些去黃莊上補習班的家庭可能也並不願意，但是他受到了體系性的壓力，比方班裡所有的人都在上，這是他的選擇但是他迫於壓力來做的選擇。
其實最終為什麼會導致大量的補習，說到底還是因為你在評價體系裡。我開玩笑說如果哪天清華要考開拖拉機，那大家都去學拖拉機了。其實最終大家都是在評價體系的指揮棒下面做自己家庭的選擇和行為。
談生育與教育：
平衡工作與生活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取捨
新京報：你在做專案經理的時候有了第一個孩子，後來成為董事合夥人其實工作的強度也翻倍了，你是怎麼樣做到又接著有了第二個第三個孩子呢？
李一諾：當時我結婚8年都沒有要孩子，我那時候確實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孩子。有了老大之後，因為我是獨生子女，但小時候也有表姐妹兄弟，是我特別美好的記憶，所以決定多要幾個孩子，也希望他們的年齡比較相仿，有玩伴。
想清楚之後我覺得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既然一定要做的話不如趁早。工作的事情那時候覺得肯定是可以安排的，但生孩子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時間視窗的。一開始的想法是我事情很多，孩子又多一個我很難平衡，但後來很快意識到，平衡是不可能的，所謂的平衡實際上是一種假象或者是幻象，所以更重要的是關於取捨。
因為時間和精力有限，我在生活裡，有些事情不會做，在工作裡面也是很多事情我就會不接。人不可能什麼都要，但是反過來講，這也逼著我們在各個領域成為一個更深入的思考者，因為我們在工作裡面或者是在生活裡面，其實都有很多時候是在浪費時間，做無用功，所以其實反而是逼著你去真正想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到底哪些事情是值得投入時間的。
新京報：你怎麼看國內尤其是一二線城市這樣的一些女性的較低的生育率？
李一諾：這是個很宏大的問題，我也不是人口專家，但是有幾個想法。
首先，整體來講，隨著女性的教育水平的增高，生育的意願下降，在全球都是這樣的，因為其實生育對女性來講，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限制性要多於幸福感，所以，整體的趨勢肯定是這樣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
第二，我覺得就算是在這種趨勢下，還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支援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願。像前面講到的，女性問題，不是一個玫瑰色娛樂問題，是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現在對女性還是有大量的結構性的限制。這些限制不破除， 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進步。
生育是“顯性”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孩子出生或者沒孩子出生，但實際上對女性的結構性的不平等往往是隱性的，像剛才講的那些無報酬的工作，你在家裡你擦地你老公不擦地，但如果沒有人去調查誰知道，似乎也沒有什麼社會後果。
這些隱性的結構性問題，如果用冰山做比喻，其實大部分的問題是冰山下面的，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上面的問題，像有多少孩子出生。但真正的問題是冰山下的問題，如果冰山下的問題不去解決，只說你一定要生孩子，不就把人當成了生育機器了，這是很野蠻的行為，是不文明的思考方式。所以如果由顯性的新生兒下降，能夠讓大家去看到下面隱性的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也算一個進步吧。
談女性力量與困境：
女性問題不是玫瑰色的問題，而是公平
新京報：你的新書《力量從哪裡來？面對每一個不敢》提到女性在環境中仍然受到很多結構性限制，這些結構性限制體現在哪些方面，他們是如何影響女性的進步的？你認為現在的環境有在變好嗎？
李一諾：女性的結構性限制其實有非常多，講到底是因為社會有強烈的把人工具化的傾向，特別是對女性。其實，男性也是工具化思維的受害者。
我在書裡提到了一些淺顯的指標的標準，比方說聯合國婦女署有一個指標叫作無報酬工作，就是在家裡面做的這些工作，照顧孩子，照顧家人，家務活。沒有報酬並不是沒有意義，但因為沒有報酬， 在商業的語言裡面它是沒有“價值”的，這個無報酬工作， 世界範圍裡女性是男性的2-3倍， 而且多年來沒有實質意義的進步， 這就是結構性限制的一個典型例子。
新京報：我們談到獨立女性，但是，很多女性仍面臨一些現實的困境，如何解決這些困境？
李一諾：首先要有更多人意識到外在的現實的宏觀困境，併發聲和推動。因為這些工作如果不推動，一味去強調女性自立自強，其實是一種變相對女性的不平等。
下一步， 就是支援每個女性根據自己的微觀條件來做和自己生活相關的決定。不要說你看人家這麼忙都生了三個孩子，所以，你們也可以。每個人的困境都不同，但如果面對，加以支援和方法， 每一個困境都有可能緩解。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支援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做適合自己的決定。
談女性職場與領導力：
結構性限制的解決不能僅靠女性，需要更多男性、整個社會的參與
新京報：在書中提到女性在職場中總是等待皇冠、對於爭取有羞恥感，你是怎麼邁過“羞恥感”這個坎的？
李一諾：這個問題非常普遍，我覺得可能很多女性都有這個問題，總覺得是金子總會發光的。但實際上其實我覺得這是我們教育的誤區，我們會認為就等著就行了，而且認為你如果去爭取，那是為人所不齒的。
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兩個，第一個是很多企業的選拔的過程是公開透明的，這個過程不是說有幾個人坐在那欽點，我看誰不錯，不是這樣的，很多企業都有一個專業的程式。第二個就算是你按照這個程式，也需要讓別人完整地看到你的工作。後來我自己也做領導，會知道領導並不是“上帝”，知曉一切發生。”
所以，其實你知道這兩點之後，首先按照這個公司的流程去做，第二就是要知道，並不是我只要做了，別人就看得到，我還是要主動對我的工作做一個呈現。如果做了100就實事求是說成100，這是爭取的專業的態度。
新京報：目前女性領導力在崛起，有沒有觀察到中國的女性跟你讀書的時候相比有進步？
李一諾：我覺得其實整體形勢還是很嚴峻的，就像我剛才講的，多年來其實對女性的這些結構性的限制等等並沒有真正整體意義上的好轉。
但是，在整體嚴峻的情勢下，的確是有很多讓人興奮的地方，像有各種各樣的女性論壇，包括媒體的發聲、專欄、專題，然後也有很多跟女性相關的故事，我覺得都挺好的。它其實說到底是一個要不斷推進的過程，因為女性問題說到底，不是一個玫瑰色的問題， 更不僅僅是一個都市女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這種問題的解決需要社會公義，法治進步，政策安排，輿論關注，其實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有更多的發聲和關注，肯定是有推動作用的。
我經常被邀請參加一些女性領導力的論壇，我觀察到這些論壇基本上都是女性組織，女性參加，當然這是有意義的，但是我覺得也有問題，因為隱含的假設，是女性領導力是女性的問題。其實不是的，如果我們在職場裡面沒有一個整體的或者共同的認知，沒有足夠的男性認為女性領導力對他們很重要和對公司很重要，這就會永遠被界定為一個“部分人”的小眾問題。
所以，我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男性參與女性議題的討論，因為最終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是需要整個社會來參與，不可能由女性自己來解決。好像兒童問題是不能由兒童來解決的是一樣的，都是需要整體社會的參與，我覺得這方面還是比較有欠缺的。
新京報：你現在還有什麼不敢的事情嗎？
李一諾：很多啊，人的歷程在你回看的時候肯定是有很多新的東西，我寫這本書的過程，或者是我們現在做這個問答，其實都是面對自己的過程，其實好多事情它不一定是什麼大事情，不一定說今天我要準備登月了，不是的。
我們每個人去仔細觀察自己內心的時候，都有對很多自己的限制，比方說我是個女生，所以我怎麼樣，我已經40歲了，所以我怎麼樣，我是個媽媽，所以我怎麼樣，其實我覺得這些限制很多都是虛假的，是無所謂的，你在任何一個所謂的外在身份下，都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我自己遠遠沒有活出一個無知無畏的狀態，只能是說比我20歲的時候要好很多。
所以我在書裡說過一段話：“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接觸自己真實的生命，並不能馬上帶來成功。相反，生活的常態是“失敗”，是走夜路。但人生的另一個真相是，你走著走著，就會走出最黑暗的那一段路。這時候再回頭看，你就會想去擁抱一下黑暗中的自己，感謝一下她：謝謝你，再害怕，再孤獨，也沒有放棄！前路未必多平坦，但只要一直走，便不會是死路。”其實我們每個人的歷程都是這樣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宋美璐 實習生 熊珂 編輯 徐超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