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大失误，加速了明朝灭亡！根源在于崇祯的自负与多疑！
公元1627年10月2日，17岁的朱由检成为明朝第16位皇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崇祯帝！刚一继位，崇祯就着手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先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削减阉党的力量，随后逮捕魏忠贤，逼其自尽，让士大夫们咬牙切齿的宦官乱政，就这样结束了。一时间举国振奋，人们感叹，咱们大明朝有多少年没出过这样的有为之君了。历数崇祯的前任，就没几个像话的。崇祯的高祖父嘉靖皇帝，在位45年，前半截不错，后半截忙着修道成仙，无心理政。
崇祯的爷爷万历皇帝当了48年皇帝，其中有30年为了接班人问题跟大臣怄气，不上朝、不批阅奏章，官员病死或退休也不任命新人。崇祯的亲哥哥天启皇帝更是奇葩，此君最大的爱好是做木匠活，可以不管不顾的从早干到晚，朝政就交给魏忠贤去祸害。专制时代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对国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皇帝胡来，对国家的伤害不可估量。到天启末年，明朝已然是内忧外患，对内民生凋敝，老百姓只能铤而走险，对外清兴起于辽东，明军连战连败，只剩下宁远、山海关几座孤城。大明这艘船眼看要沉了，值此紧要关头，崇祯这位少年天子登上了舞台，一出场就搬到了魏忠贤。随后崇祯表现得十分勤政，与他那些荒唐的前任形成鲜明对比。
大明王朝出现了新气象，臣民们奔走相告，大明有希望了。谁也没想到，17年后的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于绝望中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从此崇祯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符号，一个想要力挽狂澜却最终国破人亡的苦命皇帝，数遍历代亡国之君，反差如此强烈的，实属罕见。这就难怪大明都已经灭亡了370多年，崇祯朝那些事儿还经常引起热议。人们都想知道在崇祯统治期间，究竟是哪些举措导致了国家和他个人的悲剧？在明末这场大变局中，崇祯本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今天李夫子将围绕三个重点内容来揭示崇祯与大明王国之间的纠结关系。
崇祯政局党争激烈第一，先要了解一下大明崇祯朝的政局基本盘！崇祯在处理党争问题上的失误，导致朝政混乱，加重了明朝的内伤。崇祯朝的政局基本盘，简单概括就是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之间的内斗，这其实是老问题了。万历年间，一部分朝中官员和在野士大夫议论朝政、批评时事，逐渐形成了“东林党”。与此同时，另一些对东林党不感冒的官员，也组成了若干小党派，统称“非东林党”，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即至天启年间，非东林党集体投靠太监魏忠贤形成阉党，同东林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阉党一度占据上风，大肆迫害东林党人。
崇祯继位之后，铲除阉党，为东林党平反，一时间人人称快。不过崇祯很快又对东林党产生了警觉，初登大宝，崇祯着手重建内阁，命朝臣推举人选，在报上来的11名候选人中，东林党人占了大头，这让崇祯感到东林党的扩张势头过猛，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推举名单上的人，崇祯一个都没用。他另辟蹊径，任命周延儒为首辅，温体仁为次辅。周延儒本身不是东林党人，但跟东林党关系密切，而次辅温体仁同东林党，结过梁子，关系很僵。崇祯的这一人事安排，既能使东林党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约束，达到了政治平衡。到这一步，崇祯的表现是合格的。问题出在周延儒和温体仁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党争。简单来说就是温体仁想取代周延儒自己当首辅，而感受到威胁的周延儒就想赶跑温体仁。
为此，两人在朝中拉帮结派，培植各自的势力，以扳倒对方，最终是温体仁得手了。崇祯六年初，温体仁指使一名宦官，弹劾周延儒结党营私。为什么让宦官打头阵呢？因为他算计好了，宦官攻击首辅，会引起东林党不满，他们必定会站出来替周延儒辩护。如此一来，周延儒结党营私的罪名，不就坐实了吗？果然朝臣们齐心维护周延儒，反而加深了崇祯的怀疑。周延儒最终丢官，温体仁晋升首辅。这件事对崇祯一朝的政局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崇祯对东林党彻底失望，他觉得别看这帮人以清流自居，喜欢引用圣贤书教训人，但背地里照样党同伐异，做皇帝的必须多长几个心眼，严加防范。从此崇祯对党争异常敏感，一有苗头立即掐断，那么党争消失了吗？不仅没有，还愈演愈烈，成为了晚明政治的毒瘤。正是因为既然崇祯表露出厌恶东林党的态度，那就一定有人靠着排挤东林党上位，温体仁就是典型。可实际上温体仁在结党营私方面，比周延儒还厉害，只不过手段更加隐蔽。例如，温体仁想提拔谁，通常先让党羽举荐，等崇祯来询问内阁意见才表示附和。从表面上看，他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运用这种方式，温体仁在朝堂上培植大量亲信，形成所谓“温党”。
当然以崇祯对党争的敏锐程度，温体仁终究露出了马脚。崇祯十年，他丢掉了首辅的宝座，温体仁的败露使崇祯对朝臣进一步失望，对党争更加敏感。之后的7年时间，崇祯撤换下了不下10名首辅，其他的内阁成员换得更频繁。崇祯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内阁结党，此举副作用极大。你想内阁整天扳着指头，数顶上的乌纱帽还能待几天，哪还有心思处理政务？即便定下一项政策，也是刚起个头，就因为负责官员倒台，半途而废，这就非常糟糕了。崇祯年纪轻轻当上了皇帝，政治经验匮乏，明朝又面临着内忧外患，这时候他迫切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稳定的内阁班子，来出谋划策、落实执行。然而，崇祯的作为却使晚明朝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无法应对危机。这在战略决策上暴露的尤为明显。这也是第2个重点内容。
第二，崇祯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崇祯在战略决策上首鼠两端，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方说崇祯也是够倒霉的，刚登上帝位，就面临两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来自东北方向，后金也就是满清的进犯。第二个危机是西北的农民起义。先说满清，万历后期他崛起于辽东，曾在萨尔浒之战重创明军，天启年间，满清的扩张势不可挡，明军步步后退，在整个辽东只剩下锦州、宁远、山海关等几座孤城。崇祯二年，清军千里奔袭突然出现在北京城下，猛攻广渠门、德胜门。要不是后来清军主动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最让崇祯震惊的是清军一路奔袭，明军一路溃败，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崇祯意识到满清已经对大明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必须全力以赴。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东北清军隔三差五的进犯，西北边又爆发了农民起义。
从天启后期开始，由于连年大旱，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地方颗粒无收，但朝廷的赋税不仅没有减免，反而变本加厉。州县官员经常接到上级公文，要求征收粮米骡马等物资，支援辽东战场。为了完成指标，地方官吏加紧催兵，老百姓仅剩的口粮都被夺走了，真是雪上加霜。崇祯元年，灾情达到极点，有官员向崇祯报告，地方上老百姓的粮食都被征收了，饿极了就去采集一种名叫蓬草的植物，勉强糊口。后来蓬草吃完了，只好剥树皮，很多人活活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吃人者在城外架起锅，用人骨头当柴，煮人肉吃。
自古以来，老百姓被逼得没活路了，就只有揭竿而起。崇祯刚继位，灾情最严重的陕北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军围攻县城抢夺粮仓，那段时间崇祯正忙着铲除魏忠贤，又要对付清军，没有余力管农民军，而且他认为这不过就是几个流寇闹事，翻不了天。掉以轻心的结果是农民起义蓬勃发展，从陕北蔓延到山西、甘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其中就有李自成的农民军。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因生活所迫，跑到甘肃当兵，逐渐成为了一名基层军官。他一个体制内的人士，怎么会造反呢？这件事情跟崇祯二年清军侵犯京城有关。那一次崇祯慌了神，命各地勤王，李自成所在的部队也响应了号召，但走到半路上，因为将领克扣军饷，士兵哗变，由李自成带头，杀了将领，率军起义。李自成把队伍拉回了老家陕西，发展迅速，加上张献忠等人率领的农民军，声势十分浩大。这已经使陕西的地方部队无法镇压的了。
至此，崇祯必须两线作战，东边要击败清军，即攘外，西边要剿灭农民军及安内。以明朝的国力和军力，要在攘外的同时安内根本不可能。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先同满清议和，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农民军。那么满清是不是愿意议和呢？他是愿意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当时皇太极刚刚继位，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处理内部矛盾。第二、山海关是清军难以攻克的关隘，而要绕过山海关，就得征服蒙古各部落，这需要时间。在这之前，皇太极有意同明朝和平共处，这种和平注定是短暂的，但明朝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先平息农民起义，解除后顾之忧，再回过头来全力对抗满清。
问题在于崇祯一心收复辽东，并且对自身实力有着迷之自信。他觉得农民军成不了气候，对清作战才最要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崇祯拒绝议和，结果每当明军对农民军取得优势，辽东方面就会告急。明军主力不得不前往支援，农民军获得喘息之机，没多久即死灰复燃，实力比之前更壮大，而调往辽东的明军主力，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统统被清军消灭了。例如崇祯4年，朝廷从各地调集援军，加上关宁铁骑，总兵力超过了6万。在大凌河一带，与清军决战，试图一举翻盘。可结局是清军大胜，明军团灭，两线作战的结果，明军精锐全部断送在辽东战场，农民军则趁机茁壮成长。
崇祯六年冬，农民军纷纷渡过黄河进入中原，并蔓延到山西、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崇祯八年，张献忠攻入凤阳，把朱元璋的祖坟都一把火烧了，朝野震动。不久，京冀重地也出现了农民军，局势异常严峻。崇祯十年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办法是把有农民军活动的区域划分为四个大战区和六个小战区，组成一张大网，明军主力进入网中，对农民军穷追猛打。地方部队则扎紧篱笆，不让农民军逃脱，这相当于关门捉兔子。比起明军跟在农民军屁股后头跑要强得多。不过这个战略要奏效，得满足两个条件，足够的兵力和足够的时间。所以杨嗣昌建议同满清议和，然后腾出手来根除农民军。
崇祯批准了十面张网的战略，并且调动20万明军，供杨嗣昌调遣，但仍然没有同意对清议和。崇祯十年八月，十面张网战略正式启动，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年里，各地农民军遭到重创，张献忠接受招安，李自成带着千余残兵躲进了陕西与湖北交界的大山深处，明军眼看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了。偏偏这时候，东北边境又出状况了。崇祯11年9月，清军大举进犯，京城再度戒严。崇祯急调明军主力回师，却被清军打得满地找牙，这又给了农民军翻盘的机会。不久，张献忠反叛，李自成也走出了大山，重新壮大了起来。而明军再也无力扑灭这遍地烽火了。崇祯12年，杨嗣昌亲往湖广坐镇也未能挽回败局，以至于忧患成疾。崇祯14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张献忠攻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消息传来杨嗣昌惊吓而死。崇祯15年，最后一支明军主力在松井之战中全军覆没。至此，无论是对内镇压农民军，还是对外抵抗清军，明军都已经无能为力了。而在军事力量耗尽的同时，财政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明末财政的崩溃，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朝后期几乎年年打仗，军费居高不下。据崇祯初年统计，就算把财政收入全部用作军费，每年也还差40余万两。而且朝廷还有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宗室人口要养活。这里先说后者，明穆宗时有20多万人，光井藩王就有几十个，他们生活奢靡，每年消耗数百万两白银，比如山西一年的财税收入，还不够养活一个晋王朱审烜，钱不够花，怎么办？只有加税，最早加的是所谓辽饷，万历后期，为了加派军队与满清作战，朝廷加征辽饷。这项政策延续到了崇祯时期，崇祯十年，为了支持杨嗣昌彻底剿灭农民军，又加收剿饷。
崇祯12年，为了训练新军，崇祯又决定加收练饷，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总计征收白银约1600万两，比正规赋税还高，可想而知，这对百姓造成了何等沉重的负担。很多人被逼得倾家荡产。三饷加派进一步恶化了民生，迫使更多的人加入农民军，反抗朝廷，竭泽而渔，收上来的税费，都用到前线了吗？怎么可能？明末贪腐已经深入到官僚系统的毛细血管，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一线将士手中的所剩无几。明军基层官兵长期处于吃不饱饭的状态。
李自成就是因为将领克扣军饷，愤而造反的，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呢？文臣武将的贪腐，崇祯自然是知道的，也动过让他们出点血的念头。他曾经同内阁首辅薛国观商量，薛国观表示，您得拿皇亲国戚开刀，他们要是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抵制了。崇祯觉得有道理，决定先树立一个榜样，他选中了武清侯李国瑞。李国瑞是崇祯的远房亲戚，在京城算是大户。崇祯就跟他说，你家那么有钱，先借给朝廷40万两银子，当国库充足了，再还你。李国瑞不敢拒绝，又不想交钱，极度焦虑之下竟然死了。他这一死满朝文武意识到，下一个该轮到自己了。于是各派放下党争联合起来，一边给李国瑞鸣冤，一边给自己哭穷，恰巧崇祯最疼爱的皇五子此时夭折，年仅5岁。外面就传扬说，崇祯要是还逼着大家交钱，老天爷会让他的儿子通通死掉。崇祯害怕了，他对李国瑞进行抚恤，绝口不提借钱的事，崇祯拿达官显贵没辙，只能继续薅老百姓的羊毛。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农民军，农民军的地盘越来越大，朝廷能收上来的税急剧缩水，各项开支却是水涨船高，入不敷出极其严重。明朝财政已经在事实上破产了。崇祯17年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随即兵分两路，从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一路上大顺军只打了一两次硬仗，多数地方明军都是望风而逃。事到临头，崇祯再次向朝廷提出，借钱用于军饷，以挽回败局。朝臣们百般推脱，崇祯也清楚，人心已经散了，事情不了了之。3月16日，大顺军兵临城下，18日晚攻入城内，崇祯知道大势已去，带着太监王承恩在煤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自缢身亡。大明王朝随之画上了句号。
纵观崇祯朝灭亡的结局，跟崇祯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首先应该肯定崇祯非常勤政，他当政17年，每天开朝会，从不间断，批阅奏章也是极为认真，一发现问题就驳回，让内阁提出新方案。这在明朝中期以后的皇帝中绝对属于工作狂。以崇祯的勤勉作为一个守成之主本是可以的。只可惜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面对危机，这种性格缺陷就坏了事。崇祯的性格有两个鲜明的特点，极端自负和极其多疑。极端自负，是因为崇祯长于深宫，一直被奴婢伺候着，而且他14岁封为信王，地位尊贵。所以在青少年时期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也没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久而久之，崇祯变得非常自负，觉得自己的主张都是对的，掌握了绝对权力后，这种我不会犯错的迷之自信就更加的强烈。
多疑的性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跟残酷的宫廷斗争有关。天启6年，魏忠贤只是轻信告发皇后张氏的父亲攻击朝政，还阴谋杀害天启，拥立崇祯，这可是谋逆大罪。如果成立，即便贵为藩王，崇祯也会有性命之忧。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所幸，天启气还算清醒，不相信这档子事，风波这才平息下来。事后，魏忠贤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还经常派人给崇祯送些花草、瓜果，表示尊重，而暗地里阉党一直在监视着崇祯。信王府的太监会把崇祯的一举一动都汇报上去，这让崇祯体会到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一个表面上唯唯诺诺的人很可能心怀鬼胎，随时咬你一口，这就塑造了崇祯及其多疑的性格。
掌握绝对权力后，这种性格缺陷就被无限放大。纵观崇祯当政的17年，极端的自负和多疑，使得晚明朝廷的各项决策和举动每每陷入一个怪圈。凡是崇祯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办。办砸了，他从不反思自己，更不愿意承认错误，而是指责是大臣们不尽心尽力，甚至怀疑他们有不良企图。总之，错都是臣子的，罪责自然也要由臣子来承担。所以在崇祯手下做官，简直是在刀尖上行走，稍有闪失，就有可能被皇帝丢出去背锅，弄不好还会人头落地，袁崇焕之死，就很能体现这一点。袁崇焕是唯一一个两次击败清军的明军将领。
崇祯的性格缺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所以崇祯对他原本是非常信任的。崇祯元年4月，袁崇焕被任命为蓟辽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负责辽东战事。他掌握的军队相当于天下总兵马的一半。谁料一年半之后，崇祯的态度彻底翻转。崇祯二年10月，清军进逼北京。崇祯命袁崇焕回援。袁崇焕率领关宁铁骑日夜奔驰，于10月20日在广渠门外同清军激战，获得小胜，暂缓了敌人的攻势。23日，崇祯召见袁崇焕及其部下，对他们的连日苦战进行慰劳。然而没几天，12月1日，崇祯招袁崇焕进宫，他人刚到就被崇祯劈头盖脸的责问弄蒙了。皇帝问他，为什么不马上同清军决战，还京师以安宁？还不等袁崇焕答复，一旁的锦衣卫将他捆绑起来，关进大牢。
等清军撤军后，崇祯以欺瞒君上、擅自与敌议和等罪名，判袁崇焕凌迟处死。崇祯为何要杀死袁崇焕？袁崇焕究竟有没有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历史研究者提出过各种看法，在这里李夫子着重从崇祯的性格角度做一些分析。史料记载，袁崇焕之死的直接原因是皇太极使用了反间计，皇太极故意放跑了一个太监，让他回去传播假消息，说袁崇焕已经同清军达成秘密协议，当事情办成，清军就撤兵。尽管这个消息很可疑，但是由于崇祯的疑心病很重，觉得还是先把袁崇焕抓起来比较保险。逮人的时候，内阁大学士也在场，他措手不及，连连磕头，为袁崇焕求饶。这说明崇祯是临时起意，没跟内阁商量过，这很可能是误信谣言后的应激反应。
不过袁崇焕之死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崇祯的多疑，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袁崇焕被抓是在崇祯二年12月，被杀沙是在次年8月，中间相隔8个多月，以崇祯的智商以及那么长时间的调查分析，要说没弄清真相，说不过去。合理的解释是刚开始崇祯确实中计了，不过在清军退去局势稳定下来以后，他已经明白过来，可袁崇焕仍然难逃一死，这就与崇祯极端自负的性格有关了。崇祯曾经问袁崇焕，要多久才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回答5年就够了。崇祯很高兴，许诺说，如果能收复辽东，朕就封你为侯。事后有大臣问袁崇焕，5年复辽是怎么算出来的？袁崇焕轻描淡写的说，我是看皇上焦虑，为了宽慰他才说只要5年的，万万没想到皇上当真了，把5年复辽当成了国策，弄得朝野皆知，谁知道打脸来得如此之快，仅仅一年后，敌人竟然已经打到了天子脚下，而且一路上所向披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残酷的现实将5年复辽大气球戳破了。你要皇帝的脸往哪搁？所以崇祯认为袁崇焕辜负了自己的信任，罪责难逃。此外，崇祯还要给京城百姓一个交代，京城有200年未曾经历战争了，清军的袭击着实让京城百姓受惊，而且达官显贵多在京郊制有产业，这一次遭遇了清军抢掠，损失惨重。所以上上下下都要求追责，责任当然不可能追究到皇帝头上。替罪羊只能袁崇焕来当。史料记载，京城百姓真的以为袁崇焕是汉奸，引来了清军，对他恨之入骨。人们争着吃他的肉，以解心头之恨。像这样的让手下人背黑锅的事情，崇祯干了不止一次，比如杨嗣昌提出十面张网的战略之后，崇祯其实知道，与满清议和是理性选择，可收复辽东的高调已经唱了好几年，现在忽然说要同敌人谈判，崇祯丢不起这个人，他希望由朝臣们主动提出，他顺从忠意，答应就是了。这样皇帝的面子保住了，议和也成功了，岂不两全其美。
可惜明朝上下弥漫着一股谁和谈谁就是汉奸的风气。尤其是东林党，认为满清是蛮夷，哪有同蛮夷妥协的道理。他们不仅不主张议和，反而痛骂杨嗣昌，逼迫崇祯打消议和的念头。杨嗣昌死后，崇祯又想同满清议和，怕舆论反弹，就只是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联络，可事情到底泄露了，朝野哗然，朝臣们纷纷弹劾陈新甲，事到临头，崇祯不承认自己是幕后推手，反而是反咬一口，指责陈新甲擅自议和，为平息众怒，陈新甲被处以极刑，沦为又一个替罪羊。这种让官员背锅的做派，使整个官僚集团与皇帝离心离德，朝臣但求自保，不肯干事，因为事情办砸了，皇帝就会把你抛出去顶缸。
崇祯的悲哀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想要迁都南京，他故伎重演，自己不说，希望朝臣主动提出，可朝臣怕担责任，无人出头，无奈之下，崇祯只得留守北京，但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朝臣们也做好了投降的准备，最后时刻，崇祯连个愿意护卫自己突围的大臣都找不到，在绝望中自杀。可以说崇祯的死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性格缺陷导致的。当然话说回来，在明朝灭亡这件事情上，崇祯的责任最多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种种问题，如君臣关系紧张、满清崛起、贪污腐败、民不聊生等，根也很早就埋下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算崇祯能力超强，性格也完美。面对晚明这个烂摊子，恐怕也是无力回天。所以崇祯真正的不幸在于生逢乱世，危机集中爆发，君主专制的特性又把他的缺点成倍放大，最终导致了他个人和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