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什么宁可哀求大臣和亲戚,最后自尽了也没有抄他们的家
正常发展的大一统王朝,比如西汉、李唐、明朝、满清等,帝国运转到最后直至灭亡,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没钱了!
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都给既得利益群体侵吞了。
就崇祯年间的明朝来说,既得利益群体就是皇室藩王、文官集团、地主缙绅等社会财富流动的终端势力,其中很多人就是崇祯的大臣和亲戚。
这些势力经过一两百年滚雪球般的壮大,往往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享受着权力、财富、税收各个方面的特权。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连皇帝老子也拿他们没办法。
崇祯撑到最后拿不出军饷,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明朝财政体系的崩溃,穷人无税可征,富人的税又征不上来。这种结果的产生,表明崇祯手里已经失去了制衡和动摇既得利益群体的手段。
崇祯17岁即位,初试身手就将魏忠贤阉党集团连根拔起,这难免会让崇祯高估起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产生了皇权强大的错觉,以为只要自己的一句话,下面的人就会推行朝廷的政策。
这就暴露出崇祯缺乏帝王权术教育的短板了。
早在他爷爷万历皇帝时期,万历和文官集团就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矛盾尖锐。万历偏爱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而文官集团却觉得应该遵守长子继位的传统礼法,由朱常洛当太子。
于是,就有了万历长达28年不上朝的消极怠工举动,同时对朱常洛的教育也给耽误了下来。老子都顾不上,就更别提老子的两个儿子朱由校和朱由检了,其导致的结果是父子三人在帝王权术方面的教育极为缺乏。
表现在崇祯身上,就是他在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后,几乎彻底摒弃了司礼监这一职能机构。
明朝进入中后期以来,高层权力结构形成了一套“内阁——皇帝——司礼监”三权制衡的运行体制。高明的皇帝,是利用内阁和司礼监互相牵制,让自己稳坐钓鱼台,不让其中任何一家出现独大的势头。
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急剧膨胀,已经到了“九千岁”的地步。崇祯若是出于平衡权力的初衷出手拿掉魏忠贤,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他将司礼监的地位打压到最低谷,这就给了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野蛮生长的机会。
或许崇祯在魏忠贤身上,刷出了皇权至上的优越感,觉得也能令行禁止地指挥文官系统。
但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所谓的皇帝臣子、上下尊卑,谁是真正的统御,谁又任人摆布,虽然有那么一套规则摆在那里,可实际上却是相互依赖、互相争夺得来的。要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王莽、秦桧那样的权臣了。
可以说,明朝运行多年的成熟权力制衡体系,是在崇祯手里被打破的,接下去皇帝必然要走向前台,直接与文官集团耍太极。
局势最为恶化的时候,崇祯放下皇帝的架子向文官们借钱当军饷。而官员和皇室亲贵们是怎么做的呢?
皇后的父亲、国丈周奎捐了13000两银子,其中有5000两是皇后为了鼓励他带个头,私底下偷偷给他的。其他官员借着国丈的大水打漂,也只捐了很少的银子。
而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用拷打的手段逼这帮人拿钱充军饷,从周奎家一口气就榨出了50多万两。所有官员交出的银子加起来,总数达到了7000万两的数目!
崇祯当时要是有这笔巨款,何至于在煤山上吊死?
这就是崇祯的悲哀。
他痛恨官员,在临死前写下的诏书里留下“百官任尔杀,勿伤百姓一人”的激烈言辞,然而他又不得不依靠他们运转帝国的事务。
这层依赖关系,导致崇祯不可能像李自成那样随心所欲地打压北京城里的官员,死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
崇祯后期,也逐渐领悟到了魏忠贤的作用,于是转而开始发挥起太监的作用,比如向军队派遣由太监充任的监军,甚至让太监曹化淳参与北京城的防务。但这些补救措施都已经为时已晚,时间不允许他重建类似“内阁——皇帝——司礼监”的平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