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现在步步惊心地穿越到了康熙的宫廷，看到了一个个传教士，他们从人体构造讲到地球宇宙。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些人象征着现代的科学知识，我们应该努力向他们学习，然后中国就会走上科学强国的道路。这时，如果我们继续穿越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象自己的改革计划会受到阻挠。比如，深受儒家传统训练的士大夫不愿意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于是我们的剧就可以拍下去了……这种穿越想象，看似吸收了一些史实，背后其实有很多误区。
这回答比较长，§1-4 是第一部分，讨论视角和取径的问题，主要都是现下学者的看法。§5 开始是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些清代地图，体会一下之前讲的内容，附送一些题外话。§8 是一个小结，也强调一下这些文字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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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已经深受现代西方科学的福泽了。想象一下，譬如在飞机上突然感到不舒服，然后走过来一个大叔，说自己是医生，顿时我们就觉得自己有救了——虽然这可能也不是可以看好的病。但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青霉素的现代发现是 1928 年，1930 年临床试验的时候还会经常失败，要到二战期间他的实际效果才进入普通人的世界。在这之前，现代西方医学的进步虽然日新月异，但在面对非常多的疾病的时候还是非常脆弱的。1910 年到 1911 年满洲大瘟疫，这时候已经是清末了，俄国与日本都积极通过卫生、医疗等手段介入东北，伍连德等人也积极运用现代防疫举措，控制疫情扩散。然而，在这样的一次国际合作中，强势登场的西医治好了几个病人呢?一个也没有，就是没有(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41.)。
19 世纪的时候就更加如此了。我们觉得大英帝国，科技发达，政治开明。大清帝国，闭关锁国，愚昧落后。就算是这样。但在面对一些自然灾害或者疾病面前，二者的知识与技术其实都是非常无力的。克里米亚战争有时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战争，但英军在伤员救治、药品补给等方面就是一团糟。这迫使英军进行全面改革，升级之后的英国海军军医很快就在大沽口得到检验。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军死亡 81 人，受伤 345 人，损失舰艇 6 艘。当时海军医生 Dr. Walter Dickson 的日记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他告诉我们当时英国的战地医疗其实也非常“原始”，他们对于疾病的理解其实和明清的一些中医理论差不多：吃草药可以排除体内毒素，出汗可以帮我们排除过多的热气，有了脓包以后先用凉水然后用根管子把脓抽了……换而言之，如果有一场人体知识竞赛的话，19 世纪中期的英国医生可能比同时的中国医生知道多得多;但实际面临各种疾病的时候，大家能做的其实都很有限。可能都和现在的男朋友水平差不多，“亲爱的，多喝点热水……”
所以 Ruth Rogaski 在梳理完其中的有关文献以后得出结论是这样的：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后大英帝国呈现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面貌，主要也是在人员管理、物资补给等组织层面，而不是在医疗技术层面。(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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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在 18、17 世纪的时候，许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行医。很多人自己就没有受过完整的西方医学训练，为了在普通群众中传教，必须要点亮给人看病的技能，只能半路出家。或者，因为耶稣会带来了一些医书，临时恶补;或者，索性学习一些中国的本草知识，反正可以帮助传教就好(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但事实上，即使他们接受了完整的西方医学训练，也无济于事。Keith Thomas 有一本名作叫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这是讲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一个人生病了也未必会相信受过正经训练的医生。他们的学问固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盖仑，又兼哈维的新发现，但实际效果其实没有比巫术好多少。其实，下图可以比较生动形象地反应他们的知识世界：
(转引自 Bridging Traditions: Alchemy, Chemistry, and Paracelsian Practic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Early Modern Studies, Volume 15)，第 22 页)
这是一本 1683 年的书的封面。乍一看这些欧洲人在研究科学——又观察天文，又钻研化学的。他们有先进的观察手段：地球仪、烧瓶、望远镜。要之，这真是现代科学的先驱啊!要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在探索医学。他们觉得观测天上的星星，可以预测疾病，治疗疾病。这在当时是一种很严肃的知识探索。
进入清廷的传教士就是来自这样的知识世界的。他们的解剖学知识、地理学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更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一部分(见 Hasuran Li 老师的回答)。相比中国的医师而言，他们面对疾病同样是脆弱的——不然董鄂妃母子也不会死，也没康熙什么事了。不过最重要的是，对于清廷的人来说，他们的解剖知识首先是又一种新奇的观点。
而这里的关键词是又。
康熙绝不是闭关锁国、没见过世面的土皇帝，他知道各种不同的东西。据 Susan Naquin 的统计，满清皇家资助的寺庙就有 317 座，远远超过明代皇家资助的 196 座(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31.)。新增的不少是藏传佛教的寺庙。这些喇嘛本身就有非常系统、发达的知识体系。就医学而言，八世纪就有了博大精深的《四部医典》。而且，非常有可能，通过当时在吐蕃王庭的波斯医生，西藏的学者吸收了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诸多希腊医学知识(Christopher Beck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Medicine into Tibet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 Centuries.”)。有趣的是，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早先读书的时候，就应该学习过伊本西拿的《医典》(al-Qānūn fī ṭ-Ṭibb; Canon medicinae)——这书在当时欧洲医学院有着广泛的影响。而这书也是基于希腊医学而展开的。所以近来就有学者认为，至少一些部分的天主教医学知识，和西藏的《四部医典》是可以联系起来的(Ronit Yoeli-Tlalim, “On urine analysis and Tibetan medicine's connections with the West”)。无论这种猜想是否成立，各种不同的对人体的认识，康熙没少听说过。天主教带来的知识，也不会自动被加上主角光环。
顺带就来说一下西藏人掌握的知识。往后一些，18 世纪的吉美灵巴 འཇིགས་མེད་གླིང་པ། (’Jigs-med-gling-pa)有一部关于印度的作品，其中描述的世界是这样的：
(Michael Aris, ’Jigs-med-gling-pa's Discourse on India to the South(1789):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Buddhist Studies, 1995), 65 note 10)
吉美灵巴这个时候早就知道在广州的红毛和在加尔各答(ཀལིཀཏར་，ka-li-ka-tar)造船的奇怪人，其实属于同一个邦国，都叫ཕེ་ རེང་བ་(phe-reng-ba)——这词来自波斯语的法朗机(Ferengi)，泛指欧洲人。这书完成的时候(1789 年)，乾隆还没有搞清楚这件事，他还觉得在广州的商人和在西藏背后出现的小邦没什么关系……(这是下书的主要观点之一：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另外，吉美灵巴还很靠谱地指出，这些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唯利是图，精神世界很贫困，比起我们的魏源林则徐其实还早了半个世纪。
当然，并没有证据表明在北京的喇嘛有机会向康熙讲述类似的世界认识，这只是说明，不同体系的地理知识就在清廷周围，佛教的世界结构，耶稣会的世界地图，他们都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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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在我们很多人的穿越想象中，我们显然低估了藏人拥有的知识;当然，回回人从宋开始就开始承担天文历算的技术官僚。由此，接受了西方科学统治地位的我们，就很难理解满族统治者面对传教士的心态。
我们应当意识到：当耶稣会的传教士向满清的皇帝介绍另一种关于世界的图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绝对不会觉得这说法有多新颖。满清的统治者要处理各种蒙古部落、各种伊斯兰势力、各种西藏的教派，还有各种佛教体系，然后还有各种儒家、道家的学说。他们的知识世界是空前多元的。耶稣会是会造大炮，会算天文，会画地图，但人家喇嘛也掌握各种技能的，可以为亡灵超度，整个十八世纪许多藏传的高僧早年还学习过召唤雷电把别人的庄园毁了——后来内心羞愧于是皈依佛门了。总之，不同的脉络下都有不同的知识、信念与技术。你和他们说任何一种新鲜的知识，就像一滴水滴到了一缸水里一样，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冲击。
这种情况，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称为前范式的，就是说大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来辨别新的命题的真伪，听说了一件事情呢就记下来(转引自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39.)。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听过鬼故事。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欧美的，等等。这个时候突然给我们讲一些北极的鬼故事，固然有一些新鲜的鬼登场了，但对于我们的鬼故事世界，也没什么影响。我们就把这些不同的鬼故事放在我们记忆中的不同地方——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现在，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教科书中的两种说法。一是关于清朝皇帝给英王的信。乾隆给乔治的文书，说自己抚有四海，这说明乾隆很骄傲——后来以讹传讹还变成富有四海了(王炼利：乾隆给英王乔治的信(文白对照))。这固然很符合我们今天对于清王朝的刻板印象，但这种解读恐怕脱离了文本本来的语境。就像两将单挑之前，互相吹嘘一下自己，骂一下对方(junk talk)，本来是常事，根本不说明一方骄傲的。这种外交辞令本身就要放在大清安抚、威压内亚诸势力的脉络下，我们不能根据现在的判准，望文生义地觉得这就说明他们自满了(Henrietta Harrison 最近有报告，讲座︱牛津教授沈艾娣：欧美人为何认为乾隆帝骄傲自大)
教科书中还常有对康熙和彼得大帝的比较，说虽然他们都热衷于自己学习西方科学，只有后者要求宫廷的各种官僚也一起学习，所以最后俄国富强了，满清落后了。这种说法也给西方科学带上了当时所没有的光环。清廷的统治思路，某种意义上，固然是希望满族，也仅仅满族统治者，可以总汇不同脉络下的知识。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不同的知识系统，本身并没有特别的高下，对于巩固帝国统治来说，都很值得重视。即使如果他们希望让汉族知识分子来一起学习，那也不会是只学习耶稣会的知识，藏、回、蒙的知识也不可偏废。这并非全然不可能。但真正的问题是：即使康熙积极向汉族知识分子推广不同的知识，汉族知识分子也乐此不疲地加以学习，也不一定会有我们预期的冲击。这就像我们又听了新一种鬼故事，而我们从不缺乏博物学的传统。我们在做考证研究的时候，原先是罗列一下各种不同的文献，对其源流、演变、异同加以推敲。虽然清人对知识的态度日新月异，“每转益精”(钱穆)，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把各种源头的知识在同一个范畴下加以整合(Cf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很有可能，大家就把域外文献一并罗列，藏、回、蒙、满、天主，他们对人体的看法各自是这样的。这和我们想要的现代生理学还是很不同的。
说来，到了民国，这样的研究就真的可以看到了。有些优秀的学者，阅读了英、法、德、意、拉、中文各种文献中，然后把表示“诗可以怨”的条目一一罗列，多厉害。我有段时间逐一追索了他各种书中用的法德文献，发现好些恐怕是大学教材之类的书。就这样他还嘲笑一下别人，说人家把时间花在杨贵妃入宫是不是处女这样的琐碎问题上——人家有种族与文化的大关怀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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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小结一下。我并不是在说 17 世纪的西方科学其实和西藏科学差不多水平……这不是我的意思——其实十七十八世纪藏区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向欧洲学习。我也不是在否定耶稣会的知识与技艺——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都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或那个领域的测算要更加精湛。我强调的是，站在康熙的位置上，西方知识的引入并很难会是一种全面的冲击。很大意义上这只是在他已有的、非常多元的知识世界中，又引入一位新的成员。新成员有长处，就像所有的旧成员一样。
在我们的讨论中，就涉及了两种观点。其一和新清史有关，这是说满清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他们固然以汉人的方式统治汉地，但也以内亚的诸种方式统治有关的区域。与其说他们是在汉化，不如说他们把不同文明的知识纳入到他们的统治技艺当中。(关于新清史，请移步新清史运动为什么会在美国兴起? - 司马亮的回答)
其二与科学史或科学哲学有关，这其中又包含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至少清廷的统治者，以及汉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统一的知识体系。新的知识甲如果和旧的知识乙矛盾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决出一个谁对谁错。我们可以把他们都存着。由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人们面对不同的知识体系或范式的时候，并不必然会产生一种观念，说某一种绝对得优于另一种，由此要罢黜百家，独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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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对西方科学有某种好奇或兴趣是一回事;以她作为自己的首要甚至唯一的知识体系是全然另一回事。这就像看到一个美女或者帅哥，有兴趣搭讪这是一回事;要让她或他做自己的终生伴侣这是另一回事。
这样说还是比较抽象，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下图是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1718，现藏故宫博物馆，转引自《中国舆图志》，第 49 页)。中西测绘人员历时 10 年完成，最后由耶稣会的马国贤(Matteo Ripa)审定制成铜板，各种高洋上。她的特点是实测经纬，有确定的比例尺(1:140 万)。按照我们故宫的说法，这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最好的地图——其实也没什么好自夸的，准格尔政权也画出了当时最好的中亚地图。
这图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重新测量，又有增补和修正。于是我们就有了更高洋上的乾隆内府舆图(1761，现藏故宫博物馆，转引自《中国舆图志》，第 57 页)
有了这样的地图，按照我们的观念，那就颁行各省府就好，于统治一定大有便利。如果要布置驻军，那就以这图为准，依次标出各营位置;如果要治水，也是一样的。但清人并不是这样理解的。这图固然很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推广运用。以下是《河东被灾各州县情形图》(1815 年，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舆图志》，第 101 页)：
这图描述的是一次地震以后各地受灾的情况，是和奏折一起进呈给皇帝看的。最大的特点，首先是有颜色的，画得很好看;其次是并非依据任何实测的地图，也没有比例尺，而是根据实际交通所需要的时间，标记各县的相对位置。清人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都喜欢用这种地图。驻军、边防、治水、交通，因为不同的需要，绘制不同的“情形图”。
于是，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清人既然已经有了非常精准的实测地图，为什么实际布防、治水、做事的时候还喜欢用这样的情形图?他们难道不知道前面那个实测图是真实的、是对的么?他们就不能意识到这草图太落伍了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开始的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清廷有一种科学知识，可是就是没有用他来实现内政的现代化，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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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会觉得，清廷的想法是：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布防图至少在一些情况下也是国家的机密，同样是统治者内部参考。也许我们还会觉得，我们有某种自己画图的传统，不要西洋人的做法——这其实也是鬼扯。
我想，实际的情况，对比以下两张地图，就比较清楚了：
上方是上海市轨道交通的实际分布图，下方是一张“情形图”。如果我们要换乘的话，当然用后者啦。
就是很方便嘛。
当然上方的实测图也会有用处。如果我们想知道上海轨交延伸到了多郊区的地方，那就要用上图了。清代的统治者大概也是这样用实测图的，看看我们的国家多么广阔。至于实际河道疏通之类的事情，大概就和换乘一样，用一种实际上方便的图就好了。耶稣会提供的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真，只是一种不同的技艺，可以满足另一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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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许可以说些题外话。
有这样一种观念，要刻画出世界真实的样子，然后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生活。听上去似乎是自明的道理。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近现代西方的想法。启蒙以来，哲学家科学家们有一种观念，我们的知识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自然世界呈现出来，这样的知识就可以照亮我们的实际行动。然而，这就会有问题。
我忍不住讲个具体的例子。有个哲学家叫弗雷格，他发明了一套系统叫 Begriffsschrift(概念文字)。弗雷格希望实现两个目的：第一，是呈现出我们的言说背后的逻辑法则，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第二，是帮助澄清我们的言说。对于他来说，这套概念文字同时可以做到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这概念文字就成了现代逻辑的开端——这也是我们对逻辑的理解，这既是语言要遵循的规则，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梳理不同的想法。但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两件事其实会分道扬镳的。这个人当然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一个内容就是对弗雷格的批评。简单说，逻辑法则完全呈现出来以后，就是真值表，就是一堆 0 和 1 的数字排在那里，大多数时候不能方便我们进行运算和澄清。所以我们今天教逻辑导论，就不讨论逻辑是什么之类缥缈的问题了;学逻辑就是学一些符号，和学世界语没什么区别，能把日常语言翻译成逻辑符号，然后能算出结果，就毕业了。要之，如果弗雷格的野望代表了启蒙的基本思路，因为维特根斯坦，我们今天的教材已经走出启蒙时代了。
这些事情中我有一些感受。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于真实的渴求其实是特定历史中的产物——当然，我知道读尼采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对于一些时代一些族群，人们就是相信对世界的真是表征，不仅是可能的，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所以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尽可能准确地画出地图，这就是一种管理国家的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就要严格按照最准确的地图来思考线路、边界。对于清，以及之前的许多王朝来说，准确测量自己的领土是一回事;领土的管理就是另一件事。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时，我也觉得虽然哲学书写中，我们经常在反思一些启蒙式的对真实的渴求，但在到了中国史的书写中，我们经常还是把这种渴求看做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标志。如果我们使用了等经纬的地图来标记位置，布置河防，那就是进步了，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如果依然没有，那说明地理知识的管理还是很落后，知识水平纵然有增长，其实也无发展(cf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然而，真的是这样么?按照这个逻辑，上海地铁公司的换乘图真是落后的典范了。
这背后是一个更加虚无缥缈的问题：近几十年，哲学中对启蒙以来的知识追求有了非常深入的反思。这些，对于我们历史书写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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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其实可以回到早先的讨论。
假设我们穿越到了康熙的宫廷，也真的可以设身处地的感受当时人的感受。我们会觉得传教士的知识固然很有趣，但只是很多有趣的知识中的一种，就像那些喇嘛的知识一样。甚至，即使我们发现，传教士的知识确实能更好地呈现世界的真实，这种真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特别的光环。不错，他们的知识可以真实地呈现帝国的疆域、人体的构造、星球的轨迹——然后呢，这些有什么用啊!好吧，在适当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用处，比如用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帝国有多大，人体有多复杂，等等。但也只是有些特定用处，别的知识体系可以方便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的。
当然，最后要强调下，这只是我基于一些近来学术成果的遐想。另一些学者也许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 Peter Purdue 来说，问题就不是这样的。清廷与准格尔展开全面战争的时候，自然需要地图大炮等技术，也需要改进国家组织，积极融入近代帝国间的竞争。后来，准格尔被干掉了，从西藏到中亚到蒙古世界的主要危机解除了。各种改革也就停了下来，耶稣会的各种技能也就不大有用了。所以他来开脑洞就不一样了：如果蒙古帝国在中亚长盛不衰，清廷就会持之以恒地探索耶稣会的知识和技术，或者与在印度的大英帝国积极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或者，大英帝国之后再来挑衅，就被大清暴打。也许，清帝国就真的走上科学强国的道路了。(Peter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10))
无论如何， 这本来就是一个异常宏阔的问题。我的体力智力武力魅力都不足以处理 17、18 世纪的问题……但现下，许多新的档案材料可以为更多的学者使用;许多学生也在接受清史、西方科学史等不同传统的训练，并有非常强大的语言能力。当他们开始从新书写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时候，应该是一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