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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立波
雍正十三年，（1735）清世宗猝然离世，作为其亲密大臣的张廷玉记录了当天的惊骇：“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召甚急”。当张廷玉赶到圆明园时，才知道“上疾大渐”，数小时后，“龙驭上宾”。《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另一位宠臣鄂尔泰得知急报后，骑着骡子进宫“鄂急切中跨煤骡而奔，‘髀血涔涔下’，公竟不知也。”就是在慌忙中受伤出血，鄂尔泰竟浑然不觉，可知收到信息时的仓促的震惊。
张廷玉画像
按照张廷玉的说法，雍正身体虽然一直不太好，但是也能坚持处理政务。白天虽然不舒服依旧召见张廷玉，“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到了晚上被急招进宫后，方知雍正已经濒临弥留状态，张廷玉对雍正如此急剧的变化，感到“惊骇欲绝”。关于雍正的猝死有“吕四娘刺死”、和“过劳死”，等等不一而足。后是围绕雍正之四如同迷雾，扑朔迷离。
登基的五年前，雍正身体一直很好，自己也觉得满意。在给鄂尔泰的请安折上，他告诉这位鄂尔泰说：“朕躬甚好，自去冬以来，外缘顺序，身体更觉好。”《朱批谕旨》同年二月，在给高其倬的折子上也写下了类似批语：“朕躬甚安，自入春以来，颇觉诸凡顺适，总皆仰赖上苍，圣祖之佑庇耳。”
三年后，雍正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病症，甚至到了一度以为不起的地步。他对这次生病曾作过一次说明：“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调治，自今年二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始此者两月有余矣。”这是雍正自己说的，他的儿子乾隆曾回忆这段颇为紧张的病重情形：“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乾隆）及庄亲王、果亲王、和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圣德神功碑》可知当时已经到了病危的情况，雍正不得不对身后事做出安排，最后是虚惊一场。
工部尚书李永升在杭州对李卫说：“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已经好了。”《李卫奏折》雍正九年的时候，他再次得病，护军统领永福于三月二十五日奏报他祈祷雍正康复的事情说：“先闻圣躬欠安，奴才哭泣祈祷于天，将圣主患此疟疾，我愿己身加二倍病之，亦祈祷圣躬万安。”不难看出雍正被其话语感动，却故意嗔怪说：“永福胡奏之语，不成体统。胡说之极，果应其言，亦奇事也。”可见雍正的健康问题引起了臣僚的广泛关注，此后雍正开始走上注重养生，并向地方督抚下发谕旨让他们在民间寻找好大夫：“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为了打消他们疑虑，雍正向他们保证说：“不必预存疑难之怀，就算荐举的人不怎么样，朕也不会怪罪。”《朱批谕旨》
除了寻找医生，雍正个人也较为注意保养，对于外界指责他贪酒好色，雍正还特意解释说：“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间有此浮言，为之一笑。”山东巡抚曾给雍正送来荔枝酒，雍正在朱批上写到：“不可多献，从来不善饮酒，原为赐人玩的。”《雍正档》对于外传的纵欲好色，雍正驳斥说：“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者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
雍正八年（1733）他开始更为迫切寻找炼丹的奇能异士，屡次下发谕旨，命令地方官广泛寻访修炼之士，并对如何安排作出规定：“问有此龚伦者，可访问之。得此人时，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虽然迫切，却也尽量采取低调隐瞒手段，可见他心中还是有着很大的顾虑。
然而雍正当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先是非常欣喜，在给李卫的密折上，雍正满怀开心地对他说：“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不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儒之力所致。朕嘉卿之忠爱之怀，笔难批谕，特谕卿喜焉。”然而不料仅仅两个月，这个道士就被雍正斩杀。罪名颇为笼统，说他“妖妄之技”、“语言妄诞”，因为这个贾道士竟然敢说：“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的大逆不道的话语。此后雍正为了快速恢复健康，进一步迷恋丹药，最终导致化学物中毒导致猝然死亡。
有经验表明，长期服服食所谓的“金丹”被致病、致死的帝王政治家大有人在。如北魏的道武帝、秦朝的秦始皇、汉朝的汉武帝、唐的唐太宗、唐宪宗等，都曾因妄想长生服用这种早期的化学产物。根据相关研究，丹丸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化合物，其中硫的含量为13.0%，汞的含量为60.9%，另有约26.1%的成分目前尚不清楚为何物。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熜逐步中毒，原本固执、暴躁的性格愈加古怪起来。综合历代服食丹药的病患特征来看，大多都表现严重躁郁症，敏感、多疑，直至精神系统彻底崩溃，或喘息不定、或行步快慢无节、或言语失措，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
不光自己吃，还送给臣下吃。雍正赐给云南巡抚鄂尔泰丹药既济丹。雍正告诉他，服用一个月后会大有功效，并同时给另一个宠臣田文镜一份，说这个药自己正在服用，从未间断。他为开导田文镜别太忧虑疾病，说既济丹“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雍正七年的春天，给黑龙江将军那苏图赏赐锭子药，并说：“此药，尔稔知之矣，甚好是实”。雍正十年的夏天，又送给蒙古王公最新的“升级版”药物，他还说此药是：“很好的东西，朕亲服甚多。有益无损之药也”，“好药，朕多试用，毫无担忧之处”。
作为研究雍正的重要材料《活计档》在此八年起忽然大量记载出圆明园大量使用煤炭、柴薪等燃料，这其中还包括矿砂、黑铅、硫磺等项目。炼丹最主要的是燃料，这年的夏天，雍正多次从圆明园传旨，命呈进煤炭，具体为：“一、红炉炭先后五次，共九百斤。二、红炉炭饼一次，五百个。三、白炭三次，一千斤。四、渣煤一次，一千斤。”此后逐渐增加，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去世，单炸子煤就耗费四十六万五千斤、白炭八万三千九百斤。直到雍正猝死，这些材料才停止进入。
至此，雍正的死亡大概可以归结为由于长期理政，超负荷运转，健康一度出现问题，并且均非贪酒好色。其次，为了迅速恢复健康，摒弃了传统中医治疗，最终走向了服食“丹药”化合物的不归之路，直接造成了猝死。“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清帝外纪世宗崩》雍正去世的第三天，乾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驱逐宫中的炼丹道士，并解释说，其父何曾服食这些东西？不过看着玩玩而已。《清高宗实录》此地无银三百两，知父莫若子，乾隆的这一举动，彻底解释了雍正的猝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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