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进行连载,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离世时体重不到60斤。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本书资料翔实、内容真实、语言生动感人,作者顾保孜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采访、整理和写作完全成书。书中图片90%由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所提供。(陈苑)
书摘推荐:
洛阳之行是周恩来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从此他停止了视察大江南北的足迹。周恩来在龙门石窟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转眼到了1973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周恩来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错,于是又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前往河南洛阳访问。
14日上午11时30分,专列准时开进洛阳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五彩缤纷的欢迎队伍。自从周恩来去年查出癌症后,特别容易疲倦,身体也日渐消瘦,但周恩来向来有很强的自制力,只要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次他尽管十分疲劳,但下车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时依然笑容满面,和站在欢迎队伍前列的省、市委负责同志握手时也和以前一样,目光直视对方,手掌有力一握,让人感受到他由衷的热诚和真挚。
周恩来陪同贵宾来到洛阳友谊宾馆。周恩来按照礼节将贵宾送到房间休息后,才回自己的房间。在路过一个长廊时,见两旁花池里的花株一片枯黄,就问:“这是什么花?”
身边一个同志答道:“是牡丹花。”
“牡丹花,几月开?”
“四月底五月初开。”
“我来得不是时候啊,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此时的周恩来心中有着无数的明年,他哪里知道无情的病魔正在一天一天走进他身体深处……
下午,杜修贤带着照相机,跟随周恩来驱车前往著名的雕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游览参观。
龙门在洛阳市南二十五华里的伊水之滨。青山对峙,伊水北流,远望如阙,故称“伊阙”。东西两山自北魏迄于唐宋,开凿了大小窟龛两千多个,雕造精选的佛像有十万多尊,镌刻造像题记和碑铭三千六百余品,自古就是游人荟萃的胜地。
周恩来和宾客在龙门下车后,可能是阳光太刺眼,他用手在眼眉上搭了个凉棚,环视四周风光,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河水,一边依山是密密麻麻的石窟。的确,这是一处少见的精美古迹。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这样的闲情逸致在一国总理日程中实在太少太少。往往这个时候,周恩来总是表现出流连山水的神情。
他陪同外宾顺着伊水岸旁的大路向南走去,看着碧波粼粼的河水自言自语地说:“伊水,这是伊水啊!”
周恩来漫步来到禹王池旁,看到泉水涌起的涟漪在阳光下闪闪泛光,就问:“这水很好吧?”
“这泉水四季恒温,常年都是20度。”工作人员回答道。
周恩来好奇地弯腰蹲下身子,把手伸到水里划了划,点了点头,“是,温温的。”
周恩来和贵宾走进宾阳中洞。这个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宣武帝元恪为孝文帝元宏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的早期洞窟之一,本尊雕像是释迦牟尼,窟顶刻着华丽的莲花宝盖,挺健飘逸的伎乐飞天迎风翱翔,是北魏的代表作。当讲解员讲到洞口两壁有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在1934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普爱伦贿赂国民党政府,勾结奸商盗凿走的时候,周恩来脸上浮现了气愤神情,嘴里不断地说:“可耻!可耻!”
看了宾阳洞,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周恩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当他知道这是魏碑拓片时,就拿起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拓片反复地看,有些爱不释手。他问:“多少钱一套?”
“500块。”
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面露难色,轻声说带得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于是秘书向周恩来建议:“是否到北京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
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秘书别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
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市委领导看见了,他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心想总理喜欢我们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我们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也太寒碜了吧?于是他向总理提出:我们送一套!
“嗯——”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怎么能这样呢?”
市委领导不好再提“送”了,因为这是周恩来最忌讳的“礼节”之一,也是他铁的纪律,更是他的原则。
周恩来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大家心里酸酸的,却无能为力,身边的人都知道,周恩来绝不可能带走一样送的礼品,即使出访国外,外国元首送给他的礼品,回国后他也要统统上交外交部礼宾司,自己决不留一样礼品在身边。不仅自己不留,身边工作人员接受的礼品也一律上交,跟他出访除了外表风光外,实惠的内容一样没有,清白和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最独特的感受。
石窟山壁下有一个潜溪寺,紧邻它的石壁有一块清代草书碑。周恩来在石碑前问省外办的一位同志:“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写的吗?”
“不知道……我不懂这方面的东西。”这位同志脸有些微红,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说:“这是清代一位进士写的。”
看罢潜溪寺,来到万佛洞。周恩来在万佛洞又琅琅背诵出了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大家惊讶不已,心里太敬佩总理了,他学识真是太渊博了,而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从古至今的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接着,周恩来陪同贵宾又连续看了莲花洞、古阳洞、药方洞。走累了,大家便在奉先寺下边稍事休息。
休息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高兴地向周恩来讲起他小时候的幻想,说他小时候就喜欢考古,爱好研究,曾经想从加拿大地下挖个洞到中国来。大家不由得被这个外国总理天真的幻想逗得哈哈大笑。周恩来也一阵大笑,但他毕竟是出色的外交家,话锋一转:“这说明你很早就想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友好往来。今天你的梦想实现了。”
大家一阵谈笑后,就信步走上奉先寺的石阶。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重要石窟。中间的“卢舍那佛”高达十七米多,一个耳朵就将近两米高。卢舍那佛的宁静庄严,弟子的虔诚持重,菩萨的端严矜持,天王力士的刚健暴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面对历史巨匠的精美作品,作为今天的人们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文革”中这些文物再次遭到“破四旧”的洗劫,许多石像被打砸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外宾们一边参观一边惋惜,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佛像是近期被破坏的,还以为是毁于战火。
对于佛像的遭遇,周恩来心知肚明,从进入展厅,脸上就没有了微笑,神情越来越凝重,他默默站立在这些宏伟的也是支离破碎的石像前。他对文物所的同志说,古人留下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精心保护啊。不然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啊。
由龙门石窟回到宾馆,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一到宾馆,一直跟在周恩来身后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赶紧递给他一片药,请他服下。因为在这些人中间,他是知道周恩来病情的人,对于总理的身体情况,他也是最担心的,时刻记着总理服药的时间。
周恩来接过药片,没等送到嘴边,药片突然从手指缝掉在地下,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保健大夫要再拿一片,可周恩来不让。他和大家一起在地毯和沙发下找,小小药片好像和大家捉迷藏,几个人一起找,就是找不到。
张医生拿着药瓶劝总理说:“别找了,还是再换一片吧。”
周恩来不肯:“不,再找找,这药是进口的,太贵了。要注意节约啊!”大家只好又找起来。突然,周恩来指着北边的沙发,高兴地说:“在这里,在沙发底下。”
服务员移开沙发,把药片捡起来,周恩来伸手接了过去。服务员心想,药片已经脏了,不能让总理再吃,忙说:“总理,这药……”周恩来却说:“没事,没事。”用手帕把药擦了擦就放在口中服了下去。
周恩来服罢药进里面卧室休息,他坐在床边吩咐说:“六点半走,提前叫我。”说了拉起被子正要躺下,看看自己的脚上还穿着皮鞋,又看看干净的床铺,犹豫了一下。服务员马上明白了总理的心思——因为时间短,穿鞋费时间,他不想脱鞋子了。机灵的服务员拿来条浴巾,垫在放脚的地方。周恩来看了觉得不行,服务员忙说:“总理,放上去吧,脏了洗洗就行了。”周恩来这才小心地躺下盖上被子。他拖着病体,走了那么多路,实在太疲惫了,而这个小休,也只有半个小时。
时针走得太快了,眨眼快到6点钟。
周恩来嘱咐提前叫他。但是,大家总想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钟表的时针,静静地一秒一秒地读,当大家在外间数到6点25分时,只听见里屋一声“哎呀”,秘书进去一看,周恩来已经坐了起来,正在看手表:“就剩五分钟了!让你们提前叫我,为什么不叫呢?我是来陪外宾的,外事活动我们要带头遵守纪律。以后可不要这样了。”
大家谁也不申辩理由,觉得让总理多睡了一会儿,挨点批评也值得。
周恩来和外宾就要走了,和来时一样,他和地方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表示谢意。大家说:“欢迎总理再来洛阳!”
周恩来一高兴,提高嗓门回答:“明年‘五一’我来洛阳看牡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五一”,牡丹花期将至,周恩来却病情加重,即将住院。为中国革命奋斗奔波了一生的周恩来,把他最后的足迹留在了牡丹的故乡,“明年我来洛阳看牡丹”的承诺,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遗憾。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医生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尿的检查十分严格,因为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跟随身边的张医生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
十月底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张医生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他一进会议室,周恩来马上意识到是提醒他该解手了,所以没有等医生说话,便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快步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加快,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只觉得脑子“轰”的一声,整个房间都在眼前晃动。
张医生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这一个“复发”之词,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三分之一治愈的病例!叶帅深知其词语的分量。
不一会儿,叶帅神情紧张地走出来问张医生:“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医生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向叶帅汇报,说到总理最近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只听见叶帅长长的叹气声。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坚强后盾。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按照常规,癌症病人手术后应该住院进行化疗,巩固治疗。可是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病人,一个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他不仅要处理国内各行各业的大量重大事情,还要处理外交事务。只要是外国首脑来中国,周恩来必须出面接见或者亲自陪同。
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仅半年时间,他陪同外宾走访了大寨、延安、西安、洛阳等地。所以医生们对总理只好破例,一切按特别情况处理,让周恩来的化疗在西花厅进行,如果遇到工作繁忙,化疗只好采用见缝插针的办法,随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