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与李秀成的权力斗争, 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 贯串后期天国始终。
一、洪秀全、李秀成合作创建新权力结构
天京事变虽然颠覆了杨秀清的僭主政治, 洪秀全以血的代价恢复了他渴望已久的君主权力, 但是他必须首先消化杨秀清僭主政治的覆灭带来的负面影响。杨秀清时期的军事形势虽然仍不乐观, 但太平军基本上在按照原先的设想发展, 石达开在江西的胜利将湘军压迫在湖南, 韦俊重新夺回武昌表明太平军在上游的优势, 北伐军的覆灭带来的悲观情绪暂时被西征战场的辉煌战果冲淡。而天京的安全却因为一破江南大营的胜利而得到保障。
太平军正在获取稳固的基地, 正在积蓄着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外国观察家普遍对太平军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天京事变改变了这一切。江西丧失, 武昌失守, 天京再度被围。1857年10月, 九江的失守使石达开出走后的局势降落到最低点, 太平天国的版图被压缩在几个据点里, 彼此缺乏呼应, 战略基地残破不堪且丧失殆尽。比较军事形势的危机, 更致命的创伤还是人心离散。李秀成回忆:“因翼王与安福王三人不睦, 出京远去, 军民之心散乱。”[1]122天京领导层剧烈血腥的人事变动造成了军心浮动, 民心不安。军民都在观望着天京的动态和洪秀全的动作。
为此洪秀全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权力中枢, 应付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和迅速蔓延的信仰危机。但洪秀全鉴于杨秀清专权的先例, 已不再信任应由一位有实力的大臣主持朝政。他试图建立一个平衡的协调框架, 一个可以由自己操纵的决策集体, 以代替杨秀清似的军师负责。太平军初兴时期本已有一个平衡杨、萧与洪、冯关系的军师集体, 但洪秀全一方人数上的优势因为杨、萧取得代天父天兄传旨的权力而无法发挥出来。因此洪秀全必须想办法淡化这样一个决策集体中首脑人物的权威。这不可避免地使他与石达开发生权力斗争。
石达开虽未封为军师, 但他毕竟是上帝家庭成员, 他的主将衔与翼王爵可以使他立即在杨、韦死后成为“通军主将”。这个称号说明石达开是洪秀全之下最有影响的人物, 以至于没有谁再可以与他并列为主将。对洪秀全而言, 他实在无法找到什么办法牵制石达开的实力。石达开比杨秀清更具有军事支持与地盘基础。他在杨秀清时代积累起来的功绩使他在非杨、韦派系的军政官员中具有超凡的个人权威。李秀成回忆:“后翼王回京, 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 众人欢悦。”[1]114这说明天国臣民倾向于有一位有实力的人物站出来填补杨秀清死后的权力真空。特别是翼王毕竟没有直接参与天京事变, 甚至还是事变的受害者, 这更为他赢得了同情。如果在杨秀清时代, 洪秀全还可以等待韦昌辉和石达开找机会为他除掉杨秀清的话, 对于石达开, 洪秀全根本无法牵制。秦日纲、胡以晃死后, 太平天国已经没有了可与石达开相当级别或资历的人物。于是洪秀全再度封授王爵, 把王长兄、王次兄分别封为安王、福王, 让他们以王爵身份参政。但洪秀全此举缺乏任何制度先例。他们的王爵与翼王的王爵含义迥异。石达开受封翼王是因为他是上帝家庭成员, 安、福二王则是天王的宗亲。太平天国在制度上没有安、福二王的任何位置, 他们仍然是王长兄、王次兄。洪秀全封他们为王爵, 只不过是表明他对石达开的担忧。李秀成所说“主用二人, 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无算计, 一味固执, 认实天情, 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 押制翼王, 是以翼王与安、福二人结怨, 被忌押制出京”[1]114, 代表了当时臣民普遍的看法。洪秀全没有制度先例的举措, 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举措, 表现了洪秀全内心的矛盾。但是无法说服臣民谅解他对权臣的惶恐, 反而使臣民更加同情石达开。既然石达开不可能向洪秀全的天王君位挑战, 而他又肯定不能容忍天王的猜忌, 那他只能选择与洪秀全分手, 即使安、福二王并没有什么资本牵制他。石达开出走是杨、韦内讧的续曲, 他不仅带走了10万精兵, 也带走了上帝家庭的神话。
石达开于1857年5月的出走迫使洪秀全建立新的权力中枢。洪秀全不再担心会再出现一个杨秀清, 于是他选择了蒙得恩来担任决策集体的首脑。蒙得恩的权威自然不可能达到杨秀清或石达开的水平。1858年天京再度被围迫使洪秀全让李秀成暂时主持京中政务。李秀成在天京事变前后正随燕王秦日纲参与东线作战, 当时他是一位丞相。石达开的出走使他迅速升起为一颗耀眼的将星。其实捻军并不听李秀成号令。桐城太平军实力单薄, 形势孤危。李秀成不得不求助于驻军宁国的同乡陈玉成。他说:
那时在桐城, 命使持文前往宁国, 求救于陈玉成, 当即准请, 当即来解宁国之围, 移军来救桐邑之困…… (陈玉成) 兵由枞阳渡江齐集…… (李秀成) 亲自轻骑赶赴枞阳绘成进攻图示, 与成天豫 (陈玉成) 细详。
这是陈、李联合作战的开始。陈玉成受邀参加桐城会战, 一方面出于友情, 另一方面出于现实需要。陈玉成、李秀成只是因为翼王远走, “朝中无人掌管, 外无勇将, 斯时我与成天豫各有兵众, 朝中议举我与陈玉成带兵作战”[1]127, 才承担如此责任的。两人尚未形成割地称雄的势力。天京安危关系他们的政治前途, 因此陈、李联合为挽天国危局于不倒而战。
李秀成回忆他是在第一次枞阳会议期间被洪秀全任命为副掌率而进入决策集体的:
正当会议, 斯时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陈玉成又封正掌率, 仍任成天豫实任也。那时我为合天侯, 任副掌率之权, 提兵符之令。
李秀成所说“提兵符之令”表明洪秀全已经被迫默认了陈玉成与李秀成的实力。洪秀全创设了掌率会议。他通过蒙得恩表达自己的意见, 又让陈玉成与李秀成参与决策, 既照顾了天京朝臣的特殊地位, 又使地方实力派将领的积极性得到发挥。1858年天京被围时李秀成甚至一度主政。这说明蒙得恩的权力是相对的;而李秀成出京后他的这种权力随即移交, 也说明洪秀全不再允许决策集体的首席大臣位置与军事实力相结合。李秀成很留恋他那一段主持京中事务的经历:
斯时朝臣荐用于我, 主一心用我, 我一心实对, 主用臣坚, 臣力死报……此时朝政事悉归我一人提理, 那时主任我专, 令法得严, 故稳固也。出令各不敢有违, 俱各愿从, 听我调度。……是次日出朝, 将京中事, 概行清白交与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掌管, 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 期时肯信奏事而佳也。
照李秀成的意思, 这是洪、李君臣关系最融洽的时期。天王信任他, 他也乐得效命。但是这种融洽是有条件的, 洪秀全必须把应付当前严峻的军事形势放在首位, 而这必须依赖陈玉成与李秀成的军事实力。李秀成又因为负责天京战区的防务而有了直接处理天朝事务的机会。事实证明, 李秀成借这次主政机会为权力结构的重组做出贡献。
首先, 他借这次主政机会把李世贤、林绍璋、韦俊三人拉入决策集体中。三人中, 李世贤是自己的堂兄弟, 杨秀清时代本默默无闻, 李秀成把自己率领的部分人马交给他指挥, 驻扎在皖南黄池、湾沚一带, 与他本部人马形成南北呼应, 共同维护天京外围城防。李世贤此后在李秀成的羽翼下, 在与其兄的合作中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韦俊自武昌失守后便与陈玉成合队, 当时与陈玉成活动于豫鄂边界的固始、商城一带。作为北王宗亲, 他不但受到洪秀全的猜忌, 也受到杨秀清宗族的仇视, 处境十分险恶。李秀成保举他为定天福, 使他暂时留在太平军中。在李秀成的努力下, 洪秀全在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掌率会议的基础上, 又嫁接了一个主将集体, 遂于1858年重新恢复了五军主将制, “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 李秀成为后军主将, 李世贤为左军主将, 韦俊为右军主将, 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 掌理朝政。”
其次, 李秀成借把林绍璋拉入文官核心集团, 借以牵制蒙得恩的力量。林绍璋因1854年湘潭失利而被杨秀清革职, 一直在京外协同守城。他虽“无大本领”, 但做事勤劳踏实。李秀成把一直受冷落的林绍璋保举为地官又副丞相, 回京办理政务。他希望林绍璋会出于感激成为他在朝中的奥援, 并可在日后制约蒙得恩。由于李秀成在太平军中出身不算显著, 他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宗亲关系在朝中为自己撑腰, 因此他才有意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最后, 李秀成借与洪秀全讨论翼王出走问题, 把斗争矛头指向王长兄、王次兄, 极力抵制洪秀全重用宗亲的政策。李秀成可能鉴于自己资历浅、全靠个人奋斗荣升高位的缘故, 极力反对洪秀全提拔王长兄、王次兄。他把翼王出走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牵制石达开。这次主政结束前, 李秀成还特意“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他不理解天王对军师负责与权臣政治的恐惧, 而洪秀全因为军事形势的严峻和朝臣的普遍消极而不得不采纳了李秀成的建议, 建立起新的政权架构。
这样, 天京文官与地方实力派将领合作的框架终于完成。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照顾到了太平天国的各方利益。洪秀全弱化决策集体首脑的图谋, 通过蒙得恩在两个责任集体中都占有首脑位置而得到落实。蒙得恩是洪秀全在领导集体中的替身。地方实力派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也得到了申诉意见的渠道。通过重设五军主将, 不仅使朝廷权力决策集体与当前的军事任务相嫁接, 也给了实力较弱的准实力派人物李世贤与韦俊一定的位置与责任。这对于进一步团结松散的力量与振奋人心士气是十分有益的。所以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政治“稍可自立”。
洪秀全主持、李秀成参与建设性意见而形成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新的权力结构, 在石达开出走到洪仁玕回归天京前的两年时间, 暂时保障了天国政局和军事形势的稳定, 以陈玉成为主力、李秀成为主要协调人的军团会战模式, 成功地取得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大捷的胜利。洪秀全与李秀成等的关系也处于最融洽的时期。
二、洪秀全、李秀成权力斗争的心理定势
忠王李秀成虽然直到1860~1861年太平军占领苏南和浙江后才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地方军事贵族, 他与洪氏集团的斗争也主要是爆发在那以后, 但他对朝局的影响却更早。他也成为洪秀全实施绝对君主专制权力的最大障碍和潜在政治对手。洪、李斗争是太平天国后期权力斗争的主线。
李秀成虽然在和洪秀全的政治互动中, 协助天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 且能够协调和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性的权力结构, 但是洪秀全对这个权力结构仍然不能彻底满意。特别是他不能满意李秀成借主政之机扶持堂弟李世贤, 却极力抵制自己起用王长兄、王次兄。同时洪秀全因为石达开出走觉得丢失了颜面, 蒙得恩的平庸也使他感到李秀成有进一步影响朝政的可能。李秀成并不体察洪秀全因杨秀清僭主政治而形成的对权臣的畏惧心理, 相反把石达开出走的原因一概归因于洪秀全对两位兄长的重用, 却不理解这也是出于无奈。这样他便与天王产生矛盾。洪秀全对失去君主独断权力的恐惧和对权臣的忌讳记忆犹新, 而李秀成这位新贵, 资历不高却借主持天京城防之机频频向自己发难, 颇令洪秀全担忧。
洪秀全于1859年4月终于等到了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与他失散多年的族弟洪仁玕神秘地来到了天京。洪仁玕在香港和上海的见闻与他对时局的思考给了洪秀全新的希望。洪秀全本来就试图改变“自伪东王死后, 翼王出京, 一切军务系五个主将做主”[2]488的局面。而洪仁玕的到来给了他两个希望。首先, 他希望洪仁玕以独立的权威领导天京朝廷的工作, 为他实现控制中央决策中枢的愿望。其次, 他希望洪仁玕有军事奇才, 精于谋略, 能使李秀成等信服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他, 同时遏制李秀成对朝局的影响。但洪仁玕由于缺乏杨秀清的权威, 既受制于洪秀全及其长、次兄, 又无力调遣和协调地方军事将领, 只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军师。而且, 书生论兵, 没有实战经历和经验, 并没有展示出令李秀成辈信服的军事才能。结果在他主政期间, 李秀成的势力达到全盛。洪秀全的希望最终落空了。
李秀成的作为不仅仅表现在天京被围时主持军事, 还在于他对朝政提出建设性的改革构想。李秀成曾经为此与洪秀全发生过激烈争论。他说:
恳我主择才而用, 定制恤民, 申严法令, 肃正朝纲, 明正赏罚, 依古制而惠四方, 求主礼而恤下, 宽刑以待万方, 轻世人粮税, 仍重用于翼王, 不用于安福王。[1]135
李秀成对洪秀全的规劝或否定实际上隐含着对杨秀清时代“严严整整, 民心佩服”的怀念, 这说明杨秀清僭主政治的真空并未被洪秀全的君主权力自然填充, 杨秀清的超凡的个人权威更成为洪秀全难以企及的追求。李秀成本意或许只是想请天王追回翼王, 但他的涉及面太宽泛, 几乎涉及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所谓“申严法令, 肃正朝纲, 明正赏罚”, 暗含对杨秀清的怀念;而“礼而恤下, 宽刑以待万方”, 则与天国以客家人为主要利益群体和特权制度化受益者的基本方针相悖, 很容易引起洪秀全的戒备, 认为他是借题发挥, 怀疑自己的政治安排。这使洪秀全时刻不忘对他加以抑制。洪秀全、李秀成双方都因此相互形成逆反心理。比如一遇到围城危机, 李秀成就想出城搬兵, 而洪秀全就会不放他出城, 即是如此。但洪秀全或许并不像王长兄、王次兄那样猜忌李秀成。他对李秀成的军事才能与政治忠诚还是放心的, 但他无法求得李秀成的理解, 也根本无法说服李秀成。李秀成的心理定势深刻地反映在他的自述中。他把“误主不信外臣, 用其长次兄为辅, 此人未有方情, 不能保国而谋”, 列为“天国十误”之六, 仅次于北伐、西征与天京事变之后。其实重宗族关系在太平天国社会无可厚非。李秀成借自己主政拉自己的堂弟李世贤加入领导层, 并刻意扶植壮大为自己臂膀, 也应算作重宗族关系的例证。文化程度不高的李秀成感性接受了“文死谏、武死战”的政治观念。他把天王一切“家天下”的政治安排与权力分配都归结为“不信外臣”的失误, 后来更因为对洪仁玕拜军师封王爵而激化。洪秀全强化“家天下”的政治安排则很自然被李秀成认为是把矛头指向自己, 而洪仁玕施政本身又给了李秀成以口实。可是洪仁玕指挥安庆会战的失策使洪秀全利用洪仁玕与陈玉成政治同盟节制李秀成的希望落空, 他对洪仁玕的失望也同样发泄到李秀成身上。即使洪秀全既不担心李秀成的忠诚, 也不怀疑李秀成的能力, 但是他确实担忧忠王对朝局的影响。如洪秀全如是回复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谏言:
我朕奉上帝圣旨, 天兄耶稣圣旨下凡, 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何惧之有不用尔奏, 政事不由尔理, 尔欲出外去, 欲在京, 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 尔不扶, 有人扶, 尔说无兵, 朕之天兵多过于水, 何惧曾妖乎尔怕死, 便是会死。
但事后往往又会及时对他通过封赏加以抚慰。一旦天京安全发生危机, 天王又仍然不厌其烦地向李秀成告急。当湘军兵锋指向天京聚宝门外的雨花台, 洪秀全便惊恐万状地“一旦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李秀成不得已, “将松江兵退回”。而正当忠王与部将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时, “天王又差官捧诏来催, 诏云:‘三诏追救京城, 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为何为尔身受重法否若不遵诏, 国法难容, 仰莫仕睽专催起马, 启奏朕知。’诏还如此, 不得不行。”
李秀成虽有私心, 他还是因为忠君的缘故而遵诏返回天京布置针对湘军的雨花台会战。在洪秀全与李秀成的较量中, 洪秀全在心理上占据着优势, 是因为洞悉李秀成的政治心理。洪秀全认为李秀成在关键时刻仍然能够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 忠于自己的小朝廷。这也就是洪秀全一方面以“天话”搪塞李秀成的谏言, 另一方面又放心大胆地派他守卫天京的原因。洪秀全对李秀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真正的一次信任危机发生在1859年。由于洪秀全已封陈玉成为英王却未封李秀成, 给了试图离间洪、李君臣关系的叛将李昭寿以机会。李秀成说:“ (李昭寿) 与我有旧日深情, 其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 其在清朝, 在旁看见, 其心不忿, 行文劝我投其。”洪秀全怕李秀成有变, 封江戒备, 但最终“一二十日未见动静, 天王降诏封我为万古忠义……封我为忠王。”
洪秀全对李秀成总能在关键时刻施以恩惠, 满足这个出身寒苦、靠勤劳肯干攀登到统帅地位的得力大将的虚荣心。所以洪秀全越是以“天话”搪塞李秀成, 越说明他无法解除对李秀成的依赖。李秀成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他的心理安定剂。没有李秀成在身边守城, 他便觉得不安全。可他又不真正尊重李秀成的意见, 说出“政事不由尔作主”的绝情话。可是事后总要以重赏抚慰这位真正忠臣良将的忠心。其实他重用王长兄、王次兄或许只是对杨秀清僭主政治阴魂的一种心理镇静剂, 因为他未尝不知道他两位兄长的实际能量。
而李秀成的忠诚则是由于李秀成对义气有着浅层次的认识。他自称“不知天王欲图天下”, 自己“骑上虎背不得由”, 慨叹“我生世亦悉天命之先排, 若人能先有知, 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他认为他所参加的起义“是英雄应受折磨之罪, 五百年之大数, 转限数难逃, 自周至今, 数千年之大换, 世间之作变。”像他这样的“世民随洪姓而来, 作一路而至即是沙云而已, 濛濛而随。”这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观念使李秀成对人对己都不以原则与教条约束。他把一切结果都看作命运的劫数, 不由常人揣度而早就注定。无论是谁, 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不必在意进程如何。因此他不苛求自己, 也不过分苛求别人, 只是对那“封万千之将”、“斩去万千宇宙”的洪秀全有所要求, 因为天王是造成“今日患害, 父母分离, 妻儿失散”的始作俑者。原来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对部将纷纷叛降心安理得、熟视无睹, 而自己却甘愿投身天京孤城这座活坟墓, 为冥顽不化的天王做殉葬。
总之, 洪秀全与李秀成的权力斗争, 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 贯串后期天国始终。李秀成用自己的实际努力, 在与洪秀全的政治互动中, 客观上帮助洪秀全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 为后期天国军事政治局面的恢复与展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洪秀全与李秀成的较量中, 洪秀全因为洞悉李秀成的政治心理, 所以在心理上占据着优势。李秀成实际上起到了洪秀全心理安定剂的作用。而李秀成由于对义气的浅层次认识, 从而把满腔忠诚贡献给了冥顽不化的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