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大学（1922-1927）走出来的英雄烈士》
胡申生 编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吉国桢：高唱《国际歌》，
昂首走向敌人刑场
1926年7月，青年团江浙区委有一份关于组织情况的统计报告，其中在“各青年团体党团书记”一栏中，载有“姓名：吉国桢；团体名：共进社；所在地：上大”“姓名：吉国桢；团体名：陕西旅沪各团体联合会；所在地：上大”。这份档案清楚地表明，当时上海大学的“共进社”和“陕西旅沪各团体联合会”这两个社团的党团书记，都是由吉国桢担任的。
吉国桢，字干卿，生于1899年，陕西华县（今属渭南）人。1920年春考入咸林中学，开始接受新思想，并参加了进步团体青年励志社。1924年夏天，考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主持学校行政事务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另一位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在教师和学生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和进步氛围的学校中，吉国桢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的社会工作中，吉国桢都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影响。他在进上海大学的当年，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大学，吉国桢于文化和理论学习之余，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大学陕西同乡会，参与创办了由同乡会主办的半月刊杂志《新群》，结合时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的主张，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吉国桢和大多数上海大学的老师、学生一样，怀着满腔热血和悲愤，积极投身到这股革命洪流中去，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和考验。他深入工厂，向工人们揭露帝国主义剥削欺压工人、镇压工人的种种罪行，来启发工人的觉悟。上海大学的学习和战斗生活，使吉国桢在思想理论、革命意志和工作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和提高。1926年5月，陕西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的王尚德遭直系军阀刘镇华通缉，潜至上海，就是通过吉国桢接上党的关系，然后给原为上海大学教授、已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去信，由恽代英介绍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①。正因为吉国桢在上海大学的突出表现，党组织决定派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1926年的夏天，吉国桢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告别了上海大学，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他新的学习和战斗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天，吉国桢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吉国桢奉命回国。他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其间主持开办党员、团员训练班，秘密开展学运、农运和兵运，使陕北的党、团组织和革命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至1930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个县，党员、团员达2 000余人。从1930年7月起，吉国桢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陕西临时省委书记。1931年5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避艰险，努力工作，整顿各地党组织，使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河南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他领导党、团组织深入基层，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军部队中发动兵变，组织城市工人罢工，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1931年春，吉国桢向党中央建议开展对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并派遣省委一位在二十六路军有广泛关系的干部到该军进行策动工作，为促成宁都起义作出了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吉国桢在河南领导成立抗日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积劳成疾，于这一年的冬天，一度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当病情稍有好转，他即继续投入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1932年7月下旬，因叛徒告密，吉国桢在郑州被捕，后被押至开封。在狱中，吉国桢被敌人用各种刑具拷打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叫嚣拷打，他充满豪气地对敌人说：“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要命有一条，要党的机密一个字也没有！”敌人从吉国桢身上，尝到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色厉内荏的敌人只得绝望地下令处决吉国桢。8月22日凌晨，吉国桢与其他战友一起，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的口号，高唱着《国际歌》，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① 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资料：上海大学出版社
编辑：徐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