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卷入官场漩涡，苏轼的人生会是另一番光景吗？

苏轼的一生，可谓曲折坎坷。

作为一名“诗文独步天下”的科场奇才，尤其在文人思想活跃的北宋，这样“耀眼”的人，难免卷入了官场旋涡之中，自此开始了他一生浮浮沉沉的仕宦生涯。

其实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解读苏轼，结合当时的环境，总是有些不足。

北宋时期，是很优待文人士大夫的，宋太祖赵匡胤还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训，为北宋文人提供了宽容的政治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宋太祖定了个规定“士大夫以及上书直言的人不能杀”，宋太祖留下的祖训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

祖训规定文人犯错了不能杀，但是可以贬呀，可以流放呀，像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引用钱穆《国史大纲》中话来说，“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

由此可见，"被贬"在当时已经算很严重的罪了，而苏轼呢，不仅被贬了官，还贬了好几次，千年后的我们很难切身体会这是一种什么心情，但是，苏轼在这么坎坷的人生中，不仅没有自此颓废，面对来自生活的重重考验，反而非常乐观豁达，别说在古代，我觉得在现代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像我们今天都觉得震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就是在他被贬到黄州时创作的，若没有一份豁达的心境，怎么能创作出这样大气磅礴、响彻千古的词呢。

苏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卷入官场旋涡的？而这些千古不衰的诗词名句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人生？

那就让我们从苏轼年少成名开始说起。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

才华出众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进士科考。

那年苏轼21岁，苏辙18岁。

进士科考试，基本上是三年举行一次，招收的人数也比较多，尤其在北宋时期，也意味着竞争也很激烈。

前面所说宋太祖赵匡胤还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训，还主张“文人治国”大批地重用文职官员，而且待遇非常丰厚，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算下来大概50多万文，什么概念？参考当时的米价，一斗米50文，想想50万文能买多少米呢？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可想而知，就是普通官员待遇也不会差到哪去。

在这种情形下，文人如能入仕前途可是一片光明，竞争激烈也就很正常了。

但是苏轼，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家庭教育

说起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才学品行，离不开父母的影响。

苏洵和程氏夫妇俩，一共生育过三男三女，苏轼排行第五，苏辙第六。

有人说那苏小妹呢？其实对于苏小妹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苏轼的姐姐叫苏小妹，但是已经早亡了；也有人说苏小妹是虚构的文学形象，根本是没有这号人物，这点可以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大量信件里可以查证。

父亲苏洵对他们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视，严厉到骨头里的那种重视，并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名二子说》，从这个苏轼和苏辙的名字入手，来告诫他们应该怎么做人。

母亲程氏，出身名门望族，但却是豪门"贫"小姐，珠宝首饰不戴，绫罗绸缎她不穿，整日与诗书文章、笔墨琴棋为友。

这样的父母养出的孩子，能差到哪去？

小试牛刀

果不其然，进士科考成绩出来，苏轼和苏辙两兄弟顺利通过考试，被授予了进士及第的光荣称号，苏轼取得了第二名，其实这次考试还有一个插曲：

欧阳修，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的主考官，在看了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后，简直是惊呆了，他觉得这文章谁写的，怎么写的这么好呢？几位副考官看了也觉得这人厉害了，这文章必须得第一呀。但是呢，欧阳修有了点小心思，其实也不是坏心思，就是他非常自信的认为能写出这么一篇文章的人肯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啊，可是若给自己学生第一名，那别人会怎么认为自己呢，算了，为了避嫌，还是委屈点给个第二名吧。就这样，苏轼的文章明明是第一的水平，结果被点为第二名。

当然，这个错误不久也被澄清了，后来欧阳修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而且，欧阳修对苏轼是相当欣赏，曾对老友梅尧臣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就是“出人头地”的出处）他在晚年时，对儿子欧阳棐说道：“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意思就是“你记住我说的，三十年后，没人再记得我欧阳修了”。

有了欧阳修这么高的评价，还年少的苏轼一下子轰动了整个京师。

但是呢，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

百年第一

三年后，兄弟二人再次来到京师参加"制科"考试。什么是制科？这是宋朝最高级别的考试，而且不同于进科，制科开考时间是不固定的，全凭皇帝意愿。这样的考试，苏轼自然不会错过，那他的表现如何呢？

取得了第三等。

实际上，这个第三等已经是最高分的意思了，前面的第一等和第二等是虚设的，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仅仅举行过22次制科考试，也仅仅录取了41人。三百年啊，才41人，要知道进科考试录取了4万多人，这么一比较，足足差了一千倍。

北宋建国到苏轼的时候一百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苏轼是第一个获得第三等的人，可以说是百年第一。苏辙也没落后，考了个第四等。想想“唐宋八大家”里能有苏家父子三人，不得不说是实至名归，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

自此，苏轼才真正步入仕途。

苏轼的第一个官职叫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前面一长串的就不说了，他实际的官职是凤翔府（今凤翔市）的判官，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办公厅主任。

对比现在都知道，这个官职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那是得有资历才可以，而苏轼呢，才二十来岁就走马上任了，实在是才华太过惊世的原因。

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苏轼被调回京城，担任判官告院，就是管理官员的告身封赠的。

在这期间，宋神宗已经开始重用王安石了。

说起王安石，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他发动的，旨在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有人说，北宋怎么贫怎么弱了？毕竟西方都认为古代这些朝代，宋朝简直是繁荣昌盛的典型，并且社会稳定。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想想宋朝官吏待遇这么高，何况每年要向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呢，哪来的钱呢？取之于民。

这种环境下，老百姓的负担得多重，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

而王安石呢，多次上书要求减轻百姓负担，这点与宋神宗的思想契合在了一起。

于是，朝堂之上就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系：

一是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

二是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改革派”。

那跟刚刚踏上仕途苏轼怎么扯上关系的，他又属于那一派？

其实我觉得苏轼属于“倾向于改革的中间派”。

比如，他也觉得需要改革，但是反对王安石这么激进，他觉得要循序渐进；他后来发现自己跟司马光政治见解也有着矛盾。

但是，王安石不这么看，他觉得跟自己思想不统一，不就是反对改革么。

要说这么年轻的毛头小子值当王安石去挤兑么？值当的。

自从欧阳修那一堆赞美之言形容苏轼之后，苏轼的名气在文人中相当大的，用一呼百应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想想王安石那是谁，政治家，在他政治家的思维里，这样有影响力并且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得把他早早地“扼杀在摇篮里”，不能给他做大的机会。

于是，不遗余力的打压苏轼。

时间久了，苏轼觉得这是非之地可呆不下去了，自己调任地方去。

宋神宗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苏轼的，确切的说，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

这一点在后来一次苏轼生病又恰逢曾巩去世却被传成是苏轼去世了表现的很明显，是说这个消息传到了皇宫，宋神宗也知道了，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说了两声：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很难过，饭碗一推，回书房了。

但是，无论宋神宗如何欣赏苏轼，他那阵主张的可是改革，苏轼在改革上不能为朝廷所用，所以宋神宗同意了这个调任请求，还给他安排了杭州这个经济状况不错的城市。

于是，也有了今天我们都能朗朗上口的好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杭州任期满了之后，他先后调任到密州、徐州、湖州担任知州，八年里政绩突出，为百姓做了很多事（咱们这篇文章里暂且不提他在美食方面发明的各种菜谱）。

有人说，王安石怎么这么坏呢，其实怎么说呢，两个人是政见不同，王安石是欣赏苏轼这个人的，但为了立场不得不去排挤苏轼，而且呢，行事也光明，在后来，苏轼还曾特地去拜访王安石，并且以学生自称，所以，不算真正的敌人。

要说，如果这样下去，苏轼的一生也应该平坦许多的吧，然而，世事无常，苏轼虽然远离了京城，但是他仍然没有逃离官场的旋涡，并且这一生都在这个旋涡里沉浮。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刚到任湖州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把他投入了监牢。

这也是北宋史很出名的一件大案——乌台诗案。

怎么回事呢？

原来苏轼外任的这几年，朝廷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派”的发起人王安石，先后两次被罢免，退出朝堂；

而“保守派”的司马光也离职回家，闭门编写《资治通鉴》，不问国事。

当时朝堂上活跃的是谁呢？

一是，宰相王珪，擅长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并且唯宋神宗命是从。是一个没有政绩、没有主见、没有思想的“三无”宰相；

二是，王安石的门生：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这几位。

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

按常规，凡是官员新到任所，就得给皇帝写一份上表。

恰逢苏轼刚到湖州上任，于是给宋神宗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

王安石这几个门生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无论苏轼的名气还是他反对改革的倾向以及重返朝堂，为了防患未然，苏轼无异于他们向“保守派”开刀的最佳选择。

于是，这几人开始研究这份上表，三百多字研究了四个多月，硬是研究出名堂，罗列出苏轼的几大“该杀”的罪状：

1.苏轼在这个上表里面无视朝廷，标榜自己；

2.苏轼写过讥讽新法的诗文；

3.苏轼的言论蛊惑人心；

4.苏轼诋毁圣上声誉。

其实《湖州谢上表》只是例行公事，就是感谢皇恩浩荡一类的内容，但是苏轼这个人，性情非常耿直，他在后又加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就为改革派创造了借口，而且宰相王珪还火上浇油！

他对宋神宗说：“皇上就是龙，真龙天子，您在这呢，他不写您，却要到地底下去找那个什么蛰龙，这不就是谋反吗？这不就是不忠吗？”。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真小人”。

而且苏轼的确写过讽刺新法的诗词：

前面说过，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不杀直言文人的祖训，苏轼这种情况何至于要“杀头”？

其实，前面在文风开放的北宋确实不算很重的罪，况且有点牵强，但是第四条，可真是犯了宋神宗的忌讳。

宋神宗一听，就恼了，下令把苏轼压到京城审问来。

"改革派"又怎么能错过这次机会，押苏轼进京的过程，各种逼供让他认罪。这种折磨，真的是非常摧残苏轼的精神，甚至想过跳江自尽的。

苏轼入狱后，来自各方面的人物要求赦免苏轼，其中就包括王安石。

于是，这两方人马为苏轼，又展开一轮轮争辩战。

最终，在苏轼被关押140多天后，宋神宗判苏轼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是犯官，没钱没权还得被监督）。

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也就是御史台，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御史台里边种了很多的柏树，有很多的乌鸦在这个树上造窝 ，所以就把这御史台叫乌台。）

或许一次灾难让苏轼真正脱胎换骨了。

苏轼到了黄州以后，途径赤壁，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

震撼古今。

被贬黄州第三年，创作了《定风波》：

都是苏轼人生的真实写照。

这样算是完事了么？没有。

苏轼这样的人或许注定要几经磨难。

要说，宋神宗真是对苏轼挺特别的。

他认为苏轼人才难得，流放黄州太过可惜了，就大有重新启用的趋势：下旨把苏轼从黄州调任到汝州，离政治漩涡的中心很近的城市。

但是苏轼却给皇帝上了一封疏，请求不要去汝州，他想去常州。

没想到宋神宗同意了，让他还挂着汝州团练副使的衔，但是久居常州。

然而，世事无常。

宋神宗元丰八年，38岁的神宗皇帝驾崩，当时只有10岁宋哲宗继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执政。

这位高太后不同于宋神宗，她是反对改革的。

于是，高太后不仅废除了新法，而把已经隐退的司马光请了出来，把“保守派”们也纷纷调回了朝廷，其中就包括苏轼。

从1085年的5月到1086年的9月，在短短的十七个月的时间里，50岁的苏轼从一个被贬到偏远地区的犯官一跃升到三品大员翰林学士知制诰，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国务大事，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轼这一辈子最辉煌的时刻了。

但是，随着时间，苏轼发现自己与司马光这一类“保守派”也有着很多本质上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也逐渐激化。

我想，这可能是原本有着共同的敌人“改革派”还能有共同的目标，有一天这个共同的敌人退场了，那最开始的“盟友”之间利益冲突也会显现出来。

随着司马光病逝，这种矛盾更为激烈。

苏轼呢，此前就经历过这样的政治斗争，当情景再现的时候他已经倍感疲倦了，尤其岁数也不小了，他不愿再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

去了哪呢？杭州，在苏轼在这里也曾写下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到了此时，苏轼真的躲得掉吗？

宋哲宗的元佑七年前后，宋哲宗亲政。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主张将革新变法的大业进行到底。

并且，苏轼又成了首要目标。

有句话说的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虽然苏轼还是宋哲宗的老师，但是宋哲宗这个人心胸非常狭窄，苏轼还这么醒目，于是三年内下了六道诏命，连降苏轼到九品：

第一道诏命下达，他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撤销了定州知州任的职务，英州知州正六品。

第二道诏命下达，没过多久，以左承议郎的身份任英州知州，成了什么呢？正六品下，又降了一等。

第三道诏命紧接着下达，说：永远取消苏轼的升迁资格。

第四道诏命：由英州知州降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就是贬你到惠州，给你个官衔。

苏轼刚刚赶到了庐陵，第五道诏命紧接着下来了：,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法事）。

三年后，第六道诏书又来了：责授琼州别驾（九品），昌化军（海南省）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可以说，曾经辉煌一时的苏轼如今已经跌至人生的谷底，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苏轼连降了十几个官阶，由一名正三品大员降为九品芝麻官。

此时苏轼已经六十二岁，花甲之年，在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他早已经将生死得失置身度外了。

被贬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

然后，命运弄人。

原本苏轼是打算在海南终老的，没想到时局再变：

宋哲宗，年纪轻轻却驾崩了。

他没有子嗣，皇位就由他的弟弟赵佶就继承了，也就是很有名的宋徽宗，那个大画家。

他继位以后啊，是由宋神宗的妻子也就是向太后执政。

二月份朝廷天下大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命令在廉州安置。

四月份，授予他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

到了十一月份朝廷下诏：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七品官的官俸，你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去）

此时，苏轼已经六十五岁。

当时苏辙跟他哥哥说，我们年纪都大了，就别折腾了，尽量地离京城这个地方近一点，靠近中原嘛，我们两个住在一起。

苏轼本来都答应了，后来一听说，朝中可能又有新动向，坚决不去颍昌，坚决不去。

所以他把自己终老的地方定到了常州。

其实，几经颠沛流离，苏轼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到了七月十八号，他觉得病很重，就把三个儿子都叫到床前，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

（意思是说，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死后不会下地狱，我死后你们不要哭泣，因为那不是我所希望的。）

到了七月二十三号，苏轼醒过来，当年在杭州径山的一位著名的长老叫维琳，前来看望他，两个人交谈了很长的时间，苏轼还给维琳写了一首诗，谈到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对生死的看法。

到了七月二十八号，苏轼处在弥留状态，他的好友维琳方丈，在他的耳朵边上大声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意思是，端明学士应该想着西方极乐世界）

苏轼喃喃自语地回应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说西方世界不是没有，但却是不能使力的）

好友钱济明，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先生一生都笃信佛法，不就是为了今天嘛，你应当用力啊。）

苏轼最后说了一句话，说：“着力即差。”（越用力，就越错。）

到最后苏迈含泪上来问他的后事，这个时候苏轼已经去世。

这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七月二十八日。

如果没有卷入官场漩涡，苏轼的人生会是另一番光景吗？

也许，正是这样历经磨难的人生，才造就了“诗文独步天下”的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