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韵同学说历史
1792年，在乾隆时期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由马戛尔尼勋爵带领前往中国，然而在来到中国之后，英国人非常震惊，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和他们的想象不一样。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人人都绫罗绸缎。然而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印象，中国人非常穷。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那么穷?
戴逸先生主编过一套书《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其中有一章介绍到，十八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镑的剰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白银左右。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那么，为什么康乾盛世是一个贫困盛世呢？
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原因。
本来，乾隆朝的全国粮食产量比前代有大幅增加。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他又主动推广红薯、玉米的种植。所以乾隆朝的粮食产量是历代最高。
秦朝汉朝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00亿斤，唐代为600亿斤，宋代为800亿斤，明代为1400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000亿斤。
但与此同时乾隆朝还有另外一个纪录，也就是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几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然而在乾隆六十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乾隆晚年人口接近三个亿。
所以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又是历史最低。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和隋唐都是将近1000斤，宋代为1450斤，明代为1200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这是秦朝以来最低水平.
所以我们看汉书记载，汉代文景之治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聚会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公马，谁要是骑母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但是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
所以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也是一个贫困的盛世。这种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有一点非常厉害，那就是国家非常有秩序。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从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广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英国人说：“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宇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这与欧洲完全不同。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他们在中国感觉非常安全。
中国官府的行政组织能力非常高。英国人到中国来，为了讨乾隆的好，给乾隆带了好多礼物，打包后一共是六百多个包裹，这些包裹形状大小不一，从船上卸下来后，又辗转多次才送到目的地，所以英国人认为肯定有一些东西会损坏。
但是在中国官府的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这些东西由中国劳工，迅速地从船上搬运下来，几经辗转运到承德，组装完毕，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确，在中国这儿—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什么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
英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所以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
英国人到来之前，通过两广总督给乾隆打了个报告，乾隆已经知道他们要来， 乾隆说：外交无小事，沿海的官员如果遇到英国的贡使，乾隆认为他们是来进贡的，遇到英国的贡使一定要好好招待，所以定海总兵当时满口答应，发下命令去找领航员。
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一百两白银没人去，那就二百两，二百两没人去，就一千两，总有人会给英国人服务的。
但是定海总兵并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城里挨家挨户搜寻，调查谁航过海，让英国人在大堂上坐等，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士兵说他们都航过海。
然后总兵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肮，但是给多少钱呢？一 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而且总兵衙门也没有这笔经费。
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改行了，在城里做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有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感觉不寒而粟，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很多欧洲学者读过了传教士翻译过来很多中国经典，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治理的非常好的国家，纷纷号召向中国取经。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
今天的中国努力的向世界靠拢，与西方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现象，所谓"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的"崇洋"得热潮一样，其本质都是"借他人杯酒浇本国的块磊"，目的是以他处之长攻本地之短。
这种"中国热"之所以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
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美丽中国神话。
使团到达天津后，全体成员乘坐中国官方提供的平底船，沿着运河由天津前往北京。以前中国人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洋人，所以纷纷挤到运河边上的小船上去看热闹。官方的大船行进的过程中，边上的小船大家都往前面挤，就把船给挤翻了，许多人掉进河中。
马戛尔尼使团的人发现，"周围有这么多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跳下去救人，那么掉到河里的人显然是不会水的，所以英国人叫中国的官船的水手停下来，跳下去救人。官船的水手说不能停，因为官船开到哪是有定制，如果停下来就影响了整体的计划，所以继续往前行驶。所以英国人说：这几个可怜的家伙，肯定有几个淹死了。
所以乾隆时代到中国的这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 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的另一个人。"
这些英国人当中的好几个回国后写回忆录分析说，中国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大量的华人，这些海外华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他们的回忆录纷纷在英国出版，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
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
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中国如此强大，谁敢挑衅中国。然而，马戛尔尼使团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
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会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中国人的进取心和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全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所以说提到鸦片战争，提到后来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我们一般都会都认为，这是在晚清那几个懦弱无能的道光、咸丰这样的皇帝的统治下才会发生的，但其实早在刚早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一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一起在评论区交流哦~
关注我不走丢，更多精彩内容绝不让你失望！